廉頗多次與齊國、魏國交手，功勳閃耀，強悍的秦國也覺得他是個難纏的敵手。所以當廉頗在長平之戰中抗擊秦軍時，秦軍就造謠說“不怕廉頗，就怕趙括”，而對軍事一竅不通的趙孝成王還真把國家的生死大權從廉頗手裡轉讓給了年輕的趙括將軍，結果趙國迎來了歷史上最黑暗最悲慘的一幕……（詳情見“白起篇”）
長平之戰結束幾年後，燕國認為趙國已經被秦軍打癱了，想趁機狠撈一把，於是派軍攻打趙國。廉頗再次掛帥，很快就把燕軍痛打了一頓，連燕軍總司令慄腹也被擊斃，廉頗一直打入燕國境內，嚇得燕王只好割城求和，可笑的燕國“偷雞不成蝕把米”。
趙孝成王死後，廉頗與新即位的趙悼襄王鬧矛盾，悲憤之下離家出走，先到魏國，後去了楚國。後來趙悼襄王面臨戰爭威脅又想起廉頗想把他召回國重新啟用，便派使者去楚國看看廉頗到底處於什麼狀態，廉頗見到侍者十分興奮，為了表示自己勇猛不減當年，他當著使者的面連續狼吞虎嚥了一斗米和十斤肉，還披甲上馬演練一番。哪料這個使者早被奸臣郭開收買了，他回去後就對趙王說：“廉頗一頓飯的功夫就連拉三次屎”，搞得趙王真認為廉頗老不中用，打消了重新啟用廉頗的念頭。
關於藺相如逝世的情況，沒有完整文字記載。民間有兩種傳說：一說“澠池會”之後，秦意出兵攻趙，趙王便以太子郚作為秦華人質，以求和平。趙王憐太子可憐，派相如赴秦地侍太子。不料太子在秦得急症而亡，相如因此獲罪，被處極刑。一說趙悼襄王時，秦攻趙，廉頗子廉丕應戰慘敗，藺相如聞訊驚叫口吐鮮血而死。這些傳說都不足為憑。倒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有趙孝成王七年“藺相如病篤”的話。看來病死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是死在趙國首都邯鄲任所
在戰國後期合縱與連橫戰爭的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秦國與趙國關係的發展變幻，在一定意義上說成為縱橫戰爭的晴雨表。秦趙之間的關係由修好外交而逐漸演變為生死存亡的戰爭，而特別是秦趙之間的一系列大規模的戰爭最終決定著戰國後期的歷史程序。對於趙國的滅亡，以往史家多有評論，認為趙國在長平之戰中用人不當，必敗無疑；在晚期抗秦戰爭中聽信讒言，自毀長城，錯殺李牧，必亡無疑。我們認為除了以上諸多因素外，應該更深入地在趙國的社會內部機制去探究，它的改革的不全面、不徹底性應是趙國滅亡的根本原因。透過分析戰國後期秦趙關係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找到它的根源所在。
經濟的社會環境。
趙武靈王的改革主要是軍事制度的改革，他學習了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射的戰術方式，採用了騎兵編制和胡人服飾，也具有文化融合的意義，但他並沒有擴充套件到政治改革特別是經濟制度的改革，其以經濟為基礎的綜合國力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加強，這一點和秦國相比更為明顯。秦國自商鞅變法而起的改革，涉及到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等各個方面，形成以“獎勵軍功”為中心的制度，在推動農業生產關係方面也產生重要作用，因此秦國的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解放，加之後來的水利工程建設，遂使關中地區成為富庶之地，成為支援秦國對外戰爭的物質基礎。再看趙國，文獻中幾乎見不到趙國改革對經濟的影響，因此他對戰爭的支援力度也必然明顯不足，以長平之戰為例，趙軍在戰爭中被困46日，竟得不到糧草的基本戰略物資的供給以至於官兵相食而亡，趙國為了支援戰爭不得不向齊國借糧，這就說明即使在經過胡服騎射改革成功後的趙國，在經濟上仍然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援戰爭。
趙國的改革在政治上也沒有觸動封建化的進一步發展，其血緣政治與貴族政治表現得十分明顯。據《史記•趙世家》記載，武靈王的改革，開始便遭到貴族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但在武靈王的說服和威逼下，公子成等人選擇了服從。公子成（王叔）反對胡服改革，表面上是反對武靈王的“襲遠方之服”，實際上是擔心“變古之教，逆人之心”，是趙國貴族階層因循守舊觀念的集中反映。為了推行改革，武靈王是以當前面臨的外強環逼，以“服為便用，禮為便事”之說說服了他。趙造等王室成員認為，“聖人不易民之教，智者不變俗而動”。（《戰國策》卷一九《趙策二》。）趙武靈王則以“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貨者”，表明它的改革不會涉及到政治制度的範疇，這又反映了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改革的思想侷限性。這樣，一方面使胡服騎射在簡便形式上的改革得以成行，也表明改革的層次不會深入，從後來的實際看，包括趙武靈王在內的趙國統治集團都沒有把這個變革發展下去，血緣政治依然是趙國的政治制度主體，舊貴族勢力，包括武靈王本人都十分濃厚，後來趙武靈王在公子章問題上的猶豫不忍，乃至於“欲分國為二”，都是這種新舊觀念矛盾表現的結果。沙丘之變作為武靈王的悲劇，也是這種政治基礎所導致的一個縮影。
趙武靈王之後，趙國的主政者如奉陽君等人屬於守舊集團的代表。沙丘之變時，李兌與公子成結為一黨，李兌曾勸相邦肥義傳政於公子成，遭到拒絕後又多次聯絡公子成，最後圍主父於沙丘宮。政變後李兌立即掌握了趙國大權。另一些人如韓徐為則與齊國的薛公田文關係密切，儘管二者在趙國外交政策（對待齊、秦）上不同，甚至對立，但在政治上保守是一致的。趙惠文王六年（前293年），齊閔王欲攻宋，秦國反對，齊國因此到趙國“致蒙”行賄李兌，趙即支援齊攻宋。另外，有名的“觸龍說趙太后”和“趙奢收稅”之事，以及在是否接受馮亭獻上黨之地與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面前，都說明舊貴族勢力的思想意識對趙國政治制度的深刻影響。
在戰國時期改革大潮中，趙國的改革實行是較晚的，其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經濟改革方面缺乏，都與趙國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是聯絡在一起的。趙武靈王改革唯一的政治基礎便是所謂的“簡襄之烈”的改革精神。簡襄精神為趙國立國之基，趙武靈王在推行改革中強調自己是依照“簡襄之變”的先例，並以此說服了貴族勢力，但是，趙國沒有實行徹底而全面的社會改革，建立起一套與封建統一國家相適應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決定國家強盛的生產關係上進行徹底改革，這與簡襄時期的改革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簡單地把簡襄的成就理解為擴疆拓土和吸收胡族文化，而沒有把握其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改革的相關性、一致性，是武靈王改革失之偏頗的原因所在，這也決定了“胡服騎射”不是一次深刻的社會改革的真正原因。
也有人認為，趙武靈王的改革也有政治上的措置，例如開明的民族和睦政策，在雁門、九原等地曾經釋放奴隸等，禒粻操救鬲嚼叉楔常盲加速了這一帶的封建化程序，但這些措施只是在北方新疆域實行，並沒有在趙國上下推開，換句話說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解決了趙國的軍事問題，而沒有真正實現趙國綜合實力的固強。
秦國自商鞅變法（前356-350年）後，除了遷都咸陽外，主要是推行郡縣制，開阡陌，廢井田，平度量衡。經濟制度上的深入非常突出，並進行了“初為賦”和“初行錢”，導致封建經濟進一步發展起來。秦國稱王的時間是比較晚的（前325年秦惠文君首次稱王，距離最早稱王的魏惠王晚近20年），但稱帝的時間卻是最早的（前288年秦齊相約稱帝），這說明商鞅改革的效果是非常大的。在組織制度上，張儀死後，秦國初置左右丞相、將軍等，軍事勢力的發展同樣是非常快速的，為對外擴張打下了基礎。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大批秦簡的出土，為我們進一步瞭解秦國制度，特別是在法律文書和軍制等方面展現的豐富內容，反映了秦人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所達到的較高水平，這是其他國家尤其是趙國所欠缺的。
我們並不否認趙國胡服騎射改革對中國戰爭史、軍制史、服飾史、思想史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但從戰國後期趙國所面臨的形勢來講，趙國需要全方位的改革，特別是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相應配套改革，趙國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改革只是單方面的，淺層次的，它既不能為趙國的對外擴張打下長久厚實的經濟基礎，也沒有為趙國的社會發展奠定政治基礎，同時也形不成造就治華人才的文化環境。這是在戰國後期縱橫戰爭形勢下趙國由強變弱並最終走向滅亡的重要歷史教益。
廉頗多次與齊國、魏國交手，功勳閃耀，強悍的秦國也覺得他是個難纏的敵手。所以當廉頗在長平之戰中抗擊秦軍時，秦軍就造謠說“不怕廉頗，就怕趙括”，而對軍事一竅不通的趙孝成王還真把國家的生死大權從廉頗手裡轉讓給了年輕的趙括將軍，結果趙國迎來了歷史上最黑暗最悲慘的一幕……（詳情見“白起篇”）
長平之戰結束幾年後，燕國認為趙國已經被秦軍打癱了，想趁機狠撈一把，於是派軍攻打趙國。廉頗再次掛帥，很快就把燕軍痛打了一頓，連燕軍總司令慄腹也被擊斃，廉頗一直打入燕國境內，嚇得燕王只好割城求和，可笑的燕國“偷雞不成蝕把米”。
趙孝成王死後，廉頗與新即位的趙悼襄王鬧矛盾，悲憤之下離家出走，先到魏國，後去了楚國。後來趙悼襄王面臨戰爭威脅又想起廉頗想把他召回國重新啟用，便派使者去楚國看看廉頗到底處於什麼狀態，廉頗見到侍者十分興奮，為了表示自己勇猛不減當年，他當著使者的面連續狼吞虎嚥了一斗米和十斤肉，還披甲上馬演練一番。哪料這個使者早被奸臣郭開收買了，他回去後就對趙王說：“廉頗一頓飯的功夫就連拉三次屎”，搞得趙王真認為廉頗老不中用，打消了重新啟用廉頗的念頭。
關於藺相如逝世的情況，沒有完整文字記載。民間有兩種傳說：一說“澠池會”之後，秦意出兵攻趙，趙王便以太子郚作為秦華人質，以求和平。趙王憐太子可憐，派相如赴秦地侍太子。不料太子在秦得急症而亡，相如因此獲罪，被處極刑。一說趙悼襄王時，秦攻趙，廉頗子廉丕應戰慘敗，藺相如聞訊驚叫口吐鮮血而死。這些傳說都不足為憑。倒是《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有趙孝成王七年“藺相如病篤”的話。看來病死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是死在趙國首都邯鄲任所
在戰國後期合縱與連橫戰爭的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下，秦國與趙國關係的發展變幻，在一定意義上說成為縱橫戰爭的晴雨表。秦趙之間的關係由修好外交而逐漸演變為生死存亡的戰爭，而特別是秦趙之間的一系列大規模的戰爭最終決定著戰國後期的歷史程序。對於趙國的滅亡，以往史家多有評論，認為趙國在長平之戰中用人不當，必敗無疑；在晚期抗秦戰爭中聽信讒言，自毀長城，錯殺李牧，必亡無疑。我們認為除了以上諸多因素外，應該更深入地在趙國的社會內部機制去探究，它的改革的不全面、不徹底性應是趙國滅亡的根本原因。透過分析戰國後期秦趙關係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找到它的根源所在。
經濟的社會環境。
趙武靈王的改革主要是軍事制度的改革，他學習了北方遊牧民族的騎射的戰術方式，採用了騎兵編制和胡人服飾，也具有文化融合的意義，但他並沒有擴充套件到政治改革特別是經濟制度的改革，其以經濟為基礎的綜合國力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加強，這一點和秦國相比更為明顯。秦國自商鞅變法而起的改革，涉及到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等各個方面，形成以“獎勵軍功”為中心的制度，在推動農業生產關係方面也產生重要作用，因此秦國的生產力得到進一步的解放，加之後來的水利工程建設，遂使關中地區成為富庶之地，成為支援秦國對外戰爭的物質基礎。再看趙國，文獻中幾乎見不到趙國改革對經濟的影響，因此他對戰爭的支援力度也必然明顯不足，以長平之戰為例，趙軍在戰爭中被困46日，竟得不到糧草的基本戰略物資的供給以至於官兵相食而亡，趙國為了支援戰爭不得不向齊國借糧，這就說明即使在經過胡服騎射改革成功後的趙國，在經濟上仍然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援戰爭。
趙國的改革在政治上也沒有觸動封建化的進一步發展，其血緣政治與貴族政治表現得十分明顯。據《史記•趙世家》記載，武靈王的改革，開始便遭到貴族守舊勢力的反對和阻撓，但在武靈王的說服和威逼下，公子成等人選擇了服從。公子成（王叔）反對胡服改革，表面上是反對武靈王的“襲遠方之服”，實際上是擔心“變古之教，逆人之心”，是趙國貴族階層因循守舊觀念的集中反映。為了推行改革，武靈王是以當前面臨的外強環逼，以“服為便用，禮為便事”之說說服了他。趙造等王室成員認為，“聖人不易民之教，智者不變俗而動”。（《戰國策》卷一九《趙策二》。）趙武靈王則以“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貨者”，表明它的改革不會涉及到政治制度的範疇，這又反映了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改革的思想侷限性。這樣，一方面使胡服騎射在簡便形式上的改革得以成行，也表明改革的層次不會深入，從後來的實際看，包括趙武靈王在內的趙國統治集團都沒有把這個變革發展下去，血緣政治依然是趙國的政治制度主體，舊貴族勢力，包括武靈王本人都十分濃厚，後來趙武靈王在公子章問題上的猶豫不忍，乃至於“欲分國為二”，都是這種新舊觀念矛盾表現的結果。沙丘之變作為武靈王的悲劇，也是這種政治基礎所導致的一個縮影。
趙武靈王之後，趙國的主政者如奉陽君等人屬於守舊集團的代表。沙丘之變時，李兌與公子成結為一黨，李兌曾勸相邦肥義傳政於公子成，遭到拒絕後又多次聯絡公子成，最後圍主父於沙丘宮。政變後李兌立即掌握了趙國大權。另一些人如韓徐為則與齊國的薛公田文關係密切，儘管二者在趙國外交政策（對待齊、秦）上不同，甚至對立，但在政治上保守是一致的。趙惠文王六年（前293年），齊閔王欲攻宋，秦國反對，齊國因此到趙國“致蒙”行賄李兌，趙即支援齊攻宋。另外，有名的“觸龍說趙太后”和“趙奢收稅”之事，以及在是否接受馮亭獻上黨之地與趙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面前，都說明舊貴族勢力的思想意識對趙國政治制度的深刻影響。
在戰國時期改革大潮中，趙國的改革實行是較晚的，其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經濟改革方面缺乏，都與趙國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是聯絡在一起的。趙武靈王改革唯一的政治基礎便是所謂的“簡襄之烈”的改革精神。簡襄精神為趙國立國之基，趙武靈王在推行改革中強調自己是依照“簡襄之變”的先例，並以此說服了貴族勢力，但是，趙國沒有實行徹底而全面的社會改革，建立起一套與封建統一國家相適應的政治經濟制度，在決定國家強盛的生產關係上進行徹底改革，這與簡襄時期的改革是不能同日而語的。簡單地把簡襄的成就理解為擴疆拓土和吸收胡族文化，而沒有把握其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改革的相關性、一致性，是武靈王改革失之偏頗的原因所在，這也決定了“胡服騎射”不是一次深刻的社會改革的真正原因。
也有人認為，趙武靈王的改革也有政治上的措置，例如開明的民族和睦政策，在雁門、九原等地曾經釋放奴隸等，禒粻操救鬲嚼叉楔常盲加速了這一帶的封建化程序，但這些措施只是在北方新疆域實行，並沒有在趙國上下推開，換句話說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解決了趙國的軍事問題，而沒有真正實現趙國綜合實力的固強。
秦國自商鞅變法（前356-350年）後，除了遷都咸陽外，主要是推行郡縣制，開阡陌，廢井田，平度量衡。經濟制度上的深入非常突出，並進行了“初為賦”和“初行錢”，導致封建經濟進一步發展起來。秦國稱王的時間是比較晚的（前325年秦惠文君首次稱王，距離最早稱王的魏惠王晚近20年），但稱帝的時間卻是最早的（前288年秦齊相約稱帝），這說明商鞅改革的效果是非常大的。在組織制度上，張儀死後，秦國初置左右丞相、將軍等，軍事勢力的發展同樣是非常快速的，為對外擴張打下了基礎。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大批秦簡的出土，為我們進一步瞭解秦國制度，特別是在法律文書和軍制等方面展現的豐富內容，反映了秦人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所達到的較高水平，這是其他國家尤其是趙國所欠缺的。
我們並不否認趙國胡服騎射改革對中國戰爭史、軍制史、服飾史、思想史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但從戰國後期趙國所面臨的形勢來講，趙國需要全方位的改革，特別是經濟與政治制度的相應配套改革，趙國滅亡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它的改革只是單方面的，淺層次的，它既不能為趙國的對外擴張打下長久厚實的經濟基礎，也沒有為趙國的社會發展奠定政治基礎，同時也形不成造就治華人才的文化環境。這是在戰國後期縱橫戰爭形勢下趙國由強變弱並最終走向滅亡的重要歷史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