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之所以被稱為理學集大成者，是因為他完美繼承了程顥、程頤的學說，並將之發揚光大，成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學。

作為集大成者的朱熹

宋代理學又被稱為“程朱理學”，由二程開啟，至朱熹而成就係統化的理學體系。實際上，二程之外，還有周敦頤、邵雍等人，不可不提，周敦頤、邵雍等人將《周易》引入儒學體系的構建，更是為宋代理學延伸了儒學的淵源和視野。

朱熹，後世多稱作“朱子”，他年少聰慧，親近佛學，18歲即中進士，其後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相當於現在的縣長秘書。赴任途中，認識了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又過了10年，30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此後，朱熹鑽研儒學，集中前輩儒學大家的學說，並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雖然仕途短暫，但是朱熹的一生都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其所謂“大學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成為後世知識分子終生奮鬥目標。他精選的“四書”，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儒家思想也成為此後千年社會的主流意識。

不過，後世的榮耀使得朱熹的“寂寞”晚年顯得尤其淒涼，不但遭遇貶斥，慘遭誣陷，而且其學說被稱作“偽學”，並有官員上書要求“除毀”道學家的書，而皇帝也下令，學習程朱理學的讀書人，一概不予錄用。朱熹因此鬱鬱而終。

然而，10年以後，新皇帝追賜朱熹寶謨閣直學士，又過了十幾年，宋理宗追贈朱熹為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朱子學說再度成為當世顯學，並傳播到東南亞和日韓等地，理學也在此後7個世紀成為中國官方的指定思想。

儒學的研究者將宋代理學稱作“新儒學”，之所以稱“新”，蓋因宋學推翻了漢唐治經尋章摘句的訓詁之道，而且注重儒家道統的樹立，注重儒學內在義理的闡述與發揮，成就了一整套的哲學體系，因此也稱“道學”或者“理學”。

朱熹作為集大成者，直承二程，旁攝周敦頤、張載、邵雍。不但全面系統整理宋代理學，而且，將《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稱“四書”，同列為儒學必修。此後千年時間內，朱熹的《四書集註》一直是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他也被奉為“朱子”。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詩人、教育家、文學家。漢族，字元晦，後改仲晦，號晦庵。別號紫陽，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為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慾”。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 、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餘，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讚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艱，做官清正有為 。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於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為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裡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為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準，它是人們一切行為的標準，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慾”。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慾”。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於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為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為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於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為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為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復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的。

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鑑於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為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飢，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於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僱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併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併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於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後，被諡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註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是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