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時節下江南，在潺潺流水邊一走，漫山遍野鶯飛草長、各色花開，原是萬紫千紅開遍、叫人目不暇接。遠遠看去，五顏六色，好似水彩畫一樣動人。五顏六色，出自清·李汝珍《鏡花緣》第十四回：“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巴金《春》七：“淑英剛跨進門檻，就看見好幾個人站起來，五顏六色的衣服幾乎使她的眼睛花了。”形容色彩複雜或花樣繁多。今也常比喻各色各樣或事物令人分辨不清。說起來，成語中提到顏色的有不少，比如“五彩繽紛”、“五色斑斕”、“五光十色”、“目迷五色”等等。但是這些詞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會涉及“五”，而不是我們今天熟知的光譜色“七”或者三原色“三”之類，這又是為什麼呢這就要從中國古人對顏色的認識說起了。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經懂得利用天然礦植物製作原始顏料。從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彩陶可見，其圖案已用紅、白、黑三種顏色描繪；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出土的彩陶，有褐色和橙色的花紋。另一方面，古代耕和織是最重要的生存手段。中國最早發明了絲，並把它運用於絲綢業。與紡織相應，中國的染色業發展得也較早。據古書記載，早在兩三千年前中國的染色技術就已具備了很高的水平，並且有了專門從事染色的染匠。絲綢染色對顏色的影響，表現在產生了一系列以糸部為義符的顏色字。《說文》記載的糸部顏色字有：縛、縞、綠、縹、、、纁、綦、絀、絳、綰、縉、綪、緹、縓、紫、紅、繱、紺、綥、繰、緇、絻、、綟、、絹。新附字有：緗、緋、緅。古人對顏色類別差等觀察得異常精細，即使是非常近似的顏色，也要詳加區別。例如表示紅色的、紅、赤、絳等，根據細微差別而分做四色；源、緹現在都叫橙色，而古人又分為二色。隨著時間推移，古人開始對顏色進行基本的歸類，“五色”的概念便產生了。“五色說”是在中國傳統的“五行說”影響之下產生的。“五行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種基本思想，五行指木、金、火、水、土五種基本物質。在五行的基礎上，古代的哲學家、思想家又衍發出五方——東、西、南、北、中。五方可與五色相配。《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引皇氏雲：“正謂黃赤青白黑，五方正色也。”《尚書·禹貢》記載，五色是指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這大概是關於五色最早的記載。隨著五行說的地位不斷鞏固和提高，五色說在古人的觀念中逐漸形成固定模式。古人認為，宇宙萬物雖然千差萬別，但均可歸於五行之列。基於這種思想，他們認為絢麗多彩的種種色品也都由五色構成。正所謂“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孫子兵法·勢篇》）。《周禮·考工記·畫繢》：“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五色、五方是由五行附會衍生而成，與五行一樣都是古人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藉以說明事物構成和運動的規律。五色指古人所說的正色，除五種正色外，古人還有間色之說。《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引皇氏雲：“不正為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古人認為黃青之間是綠，赤白之間是紅，青白之間是碧，赤黑之間是紫，黃黑之間是騮黃。把五行之色視為正色，餘色皆為間色，且認為間色是由正色相雜而成，這種“正色—間色”學說可以認為與現代的“三原色”理論有相通之處。從現代色彩學觀點來看，正色確實是重要的基本色。目前印刷、印染和油漆技術中仍廣泛使用藍、紅、黃三種顏料，以不同的比例調和配成各種彩色，因而稱之為“三原色”。至於黑和白則視做決定色彩明度的兩端。古人把青、赤、黃、白、黑定為“正色”，是對基本色的正確認識和運用。對“正色”和“間色”的區分，是與政治活動聯絡在一起的。春秋末期盛行宗法制，以等級為基礎的儒家倫理道德觀主張一切社會關係都不能超越等級的規定，以達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荀子·禮論》）的社會秩序。儒家尚禮，禮的核心是別尊卑，明貴賤。反映在色彩上，就是正色為尊，間色為卑。在服裝的顏色上有明確的等級制度，所著服裝的顏色十分講究。孔子就曾為了維護周禮，極力貶抑紫色，《論語·鄉黨》：“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即紺、緅、紅、紫都是間色，君子不以之為祭服和便服的顏色，且“惡紫之奪朱也”（《論語·陽貨》）。五色說無疑有它的進步意義。但是，隨著光學認識的發展，五色觀念卻妨礙了古人對豐富多彩的光色散現象做客觀的描述和分析。自然界常見的色散現象有虹霓和晶體散射兩類。“赤橙黃綠青藍紫，維持彩練當空舞。”彩虹自古為人所喜愛並早在商周時代，就有對虹的觀察認識。如《楚辭·遠遊》描寫虹：“建雄虹之採旄兮，五色雜而炫耀。”唐初孔穎達指出，“日照雨滴”是虹的成因。宋代孫彥先解釋：“虹乃餘種日影，日照雨則有之。”百年後朱熹進一步指出：“虹非能止雨夜，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散射雨氣。”這比西歐培根（1214～1294）主張虹是空中無數水滴多引起的說法早了一兩百年。南宋程大昌對單個水滴的色散現象做過仔細觀察，在《演繁露》中寫道：“凡雨初鬢，或露之未啼，其餘點綴於草木枝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為圓點，光瑩可喜。……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虹是天然的色散現象。關於虹的形成，直到300年前捷克科學家瑪爾其用三角柱玻璃將Sunny散成彩虹，才得到比較科學的解釋。關於晶體色散現象，其實比瑪爾其還早400多年，中國醫學家寇宗爽著作《本草衍義》（1119年印行）就有用菩薩石把Sunny散成五色圓光的記載：“嘉州峨眉山石與五臺山石相似，出巖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泰山狼牙、信州永昌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六稜，則光彩微茫，間有小如櫻珠，則五色粲然可喜。”寇氏的記載中明確指出了這種石材是一種透明的六稜晶，可見引起色散現象不獨是三稜鏡。後來明代陳文燭在1575年寫過的峨眉山記以及明代天台人士王氏於1588年寫過的遊記也都記載了這種石頭以及色散現象。後者不僅見到並收藏了這種“放光石”，而且指出了銅鼓門隙用Sunny照射的過程。此後，明代大科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這種“菩薩石”：菩薩石，又名放光石。金石部還有“菩薩石”一條，指明其可以散射Sunny，以及在醫藥上的價值。北宋《楊文公談苑》中記載：“上饒水晶之類，日射之有五色。”明末，著名學者方以智對前人觀察到的各種色散現象做了全面總結，他在《物理小識》中寫道：“凡寶石面凸則光成一條，有數稜者，則必有一面五色。如峨眉山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壓紙，三面也；燒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峽日射飛泉成五色；人於回牆間向日噴水，亦成五色。故知虹霓之彩，星月之暈，五色之雲，皆同此理。”由上述可看出，中國古代色散理論以五色說為基礎。古人認識到日光被透明體散射後產生五色。這就是中國從戰國至清初所達到的認識水平。中國秦漢前關於虹等色散現象的認識水平與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西方水平不相上下，而且《楚辭》的創作時代與亞氏生活的時代也基本一致。但中國古人歷經2000餘年的觀察研究，直到方以智關於虹等色散現象的描述，仍然未脫五色說之寞臼；而西方經歷了同樣時間的研究後，卻得出了正確的七色說，並且用反射和折射理論成功地說明了色散現象的機理。就有可靠文獻證據的時間而論，中西大致相當，都是從公元前4世紀前後到公元17世紀中葉；就實踐經驗而論，中國從先秦至清代，各個時期都有不少人對各種色散現象作過觀察研究，所積累的經驗知識和留下的史料不比西方少；就研究方法而論，中西都運用了觀察和實驗方法，而且程大昌對單個水滴的觀察研究比笛卡兒的玻璃水球實驗早500年左右。因此，從這幾方面來看，中國絕不比西方遜色。但中國卻未能達到西方那樣的結果，大概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古代對光的折射性質認識不足，二是受五行五色觀念的束縛。前者影響了古人對色散機理的深入理解，後者制約了古人對色散現象的詳細觀察和描述。五色說，一方面體現了古人對顏色的超前認識，另一方面也制約了色散學的發展。
暮春時節下江南，在潺潺流水邊一走，漫山遍野鶯飛草長、各色花開，原是萬紫千紅開遍、叫人目不暇接。遠遠看去，五顏六色，好似水彩畫一樣動人。五顏六色，出自清·李汝珍《鏡花緣》第十四回：“惟各人所登之雲，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巴金《春》七：“淑英剛跨進門檻，就看見好幾個人站起來，五顏六色的衣服幾乎使她的眼睛花了。”形容色彩複雜或花樣繁多。今也常比喻各色各樣或事物令人分辨不清。說起來，成語中提到顏色的有不少，比如“五彩繽紛”、“五色斑斕”、“五光十色”、“目迷五色”等等。但是這些詞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會涉及“五”，而不是我們今天熟知的光譜色“七”或者三原色“三”之類，這又是為什麼呢這就要從中國古人對顏色的認識說起了。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已經懂得利用天然礦植物製作原始顏料。從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彩陶可見，其圖案已用紅、白、黑三種顏色描繪；湖北京山屈家嶺遺址出土的彩陶，有褐色和橙色的花紋。另一方面，古代耕和織是最重要的生存手段。中國最早發明了絲，並把它運用於絲綢業。與紡織相應，中國的染色業發展得也較早。據古書記載，早在兩三千年前中國的染色技術就已具備了很高的水平，並且有了專門從事染色的染匠。絲綢染色對顏色的影響，表現在產生了一系列以糸部為義符的顏色字。《說文》記載的糸部顏色字有：縛、縞、綠、縹、、、纁、綦、絀、絳、綰、縉、綪、緹、縓、紫、紅、繱、紺、綥、繰、緇、絻、、綟、、絹。新附字有：緗、緋、緅。古人對顏色類別差等觀察得異常精細，即使是非常近似的顏色，也要詳加區別。例如表示紅色的、紅、赤、絳等，根據細微差別而分做四色；源、緹現在都叫橙色，而古人又分為二色。隨著時間推移，古人開始對顏色進行基本的歸類，“五色”的概念便產生了。“五色說”是在中國傳統的“五行說”影響之下產生的。“五行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種基本思想，五行指木、金、火、水、土五種基本物質。在五行的基礎上，古代的哲學家、思想家又衍發出五方——東、西、南、北、中。五方可與五色相配。《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引皇氏雲：“正謂黃赤青白黑，五方正色也。”《尚書·禹貢》記載，五色是指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這大概是關於五色最早的記載。隨著五行說的地位不斷鞏固和提高，五色說在古人的觀念中逐漸形成固定模式。古人認為，宇宙萬物雖然千差萬別，但均可歸於五行之列。基於這種思想，他們認為絢麗多彩的種種色品也都由五色構成。正所謂“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孫子兵法·勢篇》）。《周禮·考工記·畫繢》：“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五色、五方是由五行附會衍生而成，與五行一樣都是古人樸素的唯物主義自然觀，藉以說明事物構成和運動的規律。五色指古人所說的正色，除五種正色外，古人還有間色之說。《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引皇氏雲：“不正為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騮黃是也。”古人認為黃青之間是綠，赤白之間是紅，青白之間是碧，赤黑之間是紫，黃黑之間是騮黃。把五行之色視為正色，餘色皆為間色，且認為間色是由正色相雜而成，這種“正色—間色”學說可以認為與現代的“三原色”理論有相通之處。從現代色彩學觀點來看，正色確實是重要的基本色。目前印刷、印染和油漆技術中仍廣泛使用藍、紅、黃三種顏料，以不同的比例調和配成各種彩色，因而稱之為“三原色”。至於黑和白則視做決定色彩明度的兩端。古人把青、赤、黃、白、黑定為“正色”，是對基本色的正確認識和運用。對“正色”和“間色”的區分，是與政治活動聯絡在一起的。春秋末期盛行宗法制，以等級為基礎的儒家倫理道德觀主張一切社會關係都不能超越等級的規定，以達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荀子·禮論》）的社會秩序。儒家尚禮，禮的核心是別尊卑，明貴賤。反映在色彩上，就是正色為尊，間色為卑。在服裝的顏色上有明確的等級制度，所著服裝的顏色十分講究。孔子就曾為了維護周禮，極力貶抑紫色，《論語·鄉黨》：“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即紺、緅、紅、紫都是間色，君子不以之為祭服和便服的顏色，且“惡紫之奪朱也”（《論語·陽貨》）。五色說無疑有它的進步意義。但是，隨著光學認識的發展，五色觀念卻妨礙了古人對豐富多彩的光色散現象做客觀的描述和分析。自然界常見的色散現象有虹霓和晶體散射兩類。“赤橙黃綠青藍紫，維持彩練當空舞。”彩虹自古為人所喜愛並早在商周時代，就有對虹的觀察認識。如《楚辭·遠遊》描寫虹：“建雄虹之採旄兮，五色雜而炫耀。”唐初孔穎達指出，“日照雨滴”是虹的成因。宋代孫彥先解釋：“虹乃餘種日影，日照雨則有之。”百年後朱熹進一步指出：“虹非能止雨夜，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散射雨氣。”這比西歐培根（1214～1294）主張虹是空中無數水滴多引起的說法早了一兩百年。南宋程大昌對單個水滴的色散現象做過仔細觀察，在《演繁露》中寫道：“凡雨初鬢，或露之未啼，其餘點綴於草木枝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為圓點，光瑩可喜。……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虹是天然的色散現象。關於虹的形成，直到300年前捷克科學家瑪爾其用三角柱玻璃將Sunny散成彩虹，才得到比較科學的解釋。關於晶體色散現象，其實比瑪爾其還早400多年，中國醫學家寇宗爽著作《本草衍義》（1119年印行）就有用菩薩石把Sunny散成五色圓光的記載：“嘉州峨眉山石與五臺山石相似，出巖竇中，名菩薩石，其色瑩潔，狀如泰山狼牙、信州永昌之類，映日射之，有五色圓光，其質六稜，則光彩微茫，間有小如櫻珠，則五色粲然可喜。”寇氏的記載中明確指出了這種石材是一種透明的六稜晶，可見引起色散現象不獨是三稜鏡。後來明代陳文燭在1575年寫過的峨眉山記以及明代天台人士王氏於1588年寫過的遊記也都記載了這種石頭以及色散現象。後者不僅見到並收藏了這種“放光石”，而且指出了銅鼓門隙用Sunny照射的過程。此後，明代大科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了這種“菩薩石”：菩薩石，又名放光石。金石部還有“菩薩石”一條，指明其可以散射Sunny，以及在醫藥上的價值。北宋《楊文公談苑》中記載：“上饒水晶之類，日射之有五色。”明末，著名學者方以智對前人觀察到的各種色散現象做了全面總結，他在《物理小識》中寫道：“凡寶石面凸則光成一條，有數稜者，則必有一面五色。如峨眉山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壓紙，三面也；燒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峽日射飛泉成五色；人於回牆間向日噴水，亦成五色。故知虹霓之彩，星月之暈，五色之雲，皆同此理。”由上述可看出，中國古代色散理論以五色說為基礎。古人認識到日光被透明體散射後產生五色。這就是中國從戰國至清初所達到的認識水平。中國秦漢前關於虹等色散現象的認識水平與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西方水平不相上下，而且《楚辭》的創作時代與亞氏生活的時代也基本一致。但中國古人歷經2000餘年的觀察研究，直到方以智關於虹等色散現象的描述，仍然未脫五色說之寞臼；而西方經歷了同樣時間的研究後，卻得出了正確的七色說，並且用反射和折射理論成功地說明了色散現象的機理。就有可靠文獻證據的時間而論，中西大致相當，都是從公元前4世紀前後到公元17世紀中葉；就實踐經驗而論，中國從先秦至清代，各個時期都有不少人對各種色散現象作過觀察研究，所積累的經驗知識和留下的史料不比西方少；就研究方法而論，中西都運用了觀察和實驗方法，而且程大昌對單個水滴的觀察研究比笛卡兒的玻璃水球實驗早500年左右。因此，從這幾方面來看，中國絕不比西方遜色。但中國卻未能達到西方那樣的結果，大概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古代對光的折射性質認識不足，二是受五行五色觀念的束縛。前者影響了古人對色散機理的深入理解，後者制約了古人對色散現象的詳細觀察和描述。五色說，一方面體現了古人對顏色的超前認識，另一方面也制約了色散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