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並不能說王安石變法導致了不該亡的北宋亡國了，以當時的歷史程序看，缺少燕雲十六州的北宋亡國在北方契丹族的衝擊下是遲早的事。即使這會不亡，等到成吉思汗從大漠起來也是要亡的。但毋庸置疑的是，王安石的這場失敗變法，把北宋滅亡的時間大大提前了，因為這涉及北宋兩個非常重要的長期歷史事件：

元佑黨爭和帝后之爭。這場長達半個世紀的北宋內部爭鬥，大大消耗了北宋朝廷的政治力量，同時促成了書畫皇帝宋徽宗的上臺和蔡京的權傾北宋末年，給北宋滅亡造成龐大的影響力

自王安石變法實行以來，便遭到了北宋朝政兩大勢力的反對，那就是朝廷中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和內宮以太后為首的遵祖訓派，當然，其實也可以把這兩派結合在一起，我們稱為“北宋舊黨”，當時的叫法是“元祐黨人”

其實理由很簡單，舊黨的宗旨就是“遵從祖訓”，他們是以高太后為首的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人，極力反對王安石、蔡京蔡確兄弟、章惇等“元豐黨人”。當然，期間的黨派鬥爭非常複雜，我們這裡就不展開說了。總之，自宋神宗支援變法以來，後面的幾位帝王都是變法派，然而北宋朝政中太后黨擁有非常大的力量。所以當初端王趙佶能夠上位，就是兩黨妥協的結果。

但這並沒有完，趙佶也是新黨派，他一面暗中對抗太后舊黨，一面啟用新黨領導人蔡京，蔡京上位後迫害舊黨，基本整個北宋朝政就是這麼一個輪替，誰上位就迫害另一派。

所以結局可想而知，從上到下都忙著黨爭，哪還有心思管理國家呢。

把北宋滅亡歸因於王安石變法，是錯誤的。變法本身固然存在許多問題，總體上是利大於弊，問題是由變法衍生出新舊黨爭，這才是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

黨爭是北宋後期最大的政治問題之一。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復出，在高太后的支援下，盡廢新法。宋哲宗即位後幾年，新法人物紛紛失勢，而擁護舊法的人物紛紛捲土重來，這就是所謂的“元佑更化”。

然而，黨爭的頑疾並不因為新黨被逐出中央而停止，反倒愈演愈烈。舊黨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分裂為三大陣營。這三大陣營分別是洛黨、蜀黨、朔黨。洛黨以大儒程頤（洛陽人）為首，干將有朱光庭、賈易等人；蜀黨以大文豪蘇軾（蜀人）為首，干將有呂陶等；朔黨劉摯（河北人）為首，干將有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人，其精神領袖是已經去世的司馬光，此黨的勢力最大。

此三大黨的政見上是有所不同的。朔黨是司馬光的門生信徒，對於王安石的新法，他們一概否定。以程頤為首的洛黨，受到傳統儒學觀念的影響，以實現堯舜傳說中的王道為己任，他們總體上反對新法，但對王安石變法中的復古部分並不排斥。蜀黨的政治立場，則是屬於調和折中派。

黨爭從朝廷內到朝廷外，大臣們在口水戰的戰場上英勇奮戰。可是有一個人不高興了，這個人就是皇帝宋哲宗。

高太后去世後，宋哲宗親政，出於對舊黨口水戰的厭惡，下詔重新起用新黨領袖章惇、呂惠卿等人。公元1094年，哲宗年號由“元祐”改為“紹聖”，紹就是“紹述”，即繼承的意思，“聖”就是指神宗皇帝。從年號的更改可以看出宋哲宗的決心，他就是要推翻舊法，把神宗變法發揚光大。

於是一大批新黨人物迎來了政治的第二春，而舊黨如劉世安、蘇軾、範祖禹等紛紛被踢出中央。大宋的政治又為之一變，新黨全面把持朝政。

舊黨掌權，也沒有對新黨進行人身迫害。可是新黨的胸襟卻遠不及舊黨中計程車人君子。已經去世的舊黨領袖司馬光、呂公望都遭到反攻倒算，章惇甚至要求把這兩個“罪大惡極”的人開棺暴屍。宋哲宗雖沒有同意，仍然下詔奪去兩人的贈諡。對死去的人如此，對活著的政敵，新黨更是磨刀霍霍，四處出擊，甚至屢興大獄。在元祐諸君子遭到流放命運後，章惇等人甚至主張將其斬盡殺絕，從肉體上消滅政敵。

哲宗死後，徽宗上臺，向太后聽政。向太后在政治上是傾向於保守的，對新法並不太熱衷。她的做法比較溫和，起用一部分舊黨，留用一部分新黨。

這十幾年來，大宋朝廷真是亂得像一鍋粥。一會新黨得勢，一會舊黨復辟，一會新黨又捲土重來，政策變來變去。在宋哲宗時代被列為罪人的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又恢復名譽了，範純仁、程頤、蘇軾等元祐君子復官或結束流放。曾經迫害舊黨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罷黜了，但是相對溫和的曾布則得以留用。

向太后去世後，新黨又一次捲土重來。在此背景下，被罷官的新黨人物蔡京被起用，這個傢伙，其實是個披著新黨外衣的陰謀家。

蔡京就是個政治投機分子。在神宗變法時，靠著與王安石沾親帶故的關係（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兒為妻），爬到知開封府的地位。不想宋神宗死後，新黨失勢，保守派領袖司馬光殺回來了，要求各地廢除新法。蔡京居然搖身一變，成為廢除新法的急先鋒。什麼新法、舊法，保住烏紗帽的才是辦法。不過，掌權的舊黨並不認可他的“叛變”，仍然當作新黨處理，貶出中央。

被徽宗皇帝重用後，蔡京不忘復仇，把舊黨黨魁司馬光、呂公望、文彥博、呂大防、蘇軾等人一概列為奸黨。為了達到“蓋棺定論”的目的，又請御書把奸黨的姓名刻石於端禮門，稱為“元祐黨人碑”。這個黨人碑，就是恥辱柱，是讓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黨的子孫被剝奪政治權利，世代不得為官，這也是宋代規模最大的黨錮之禍。

自王安石變法後，黨爭幾十年不絕，愈演愈烈，這成為北宋滅亡的一大原因。

個人不認為應把北宋亡國歸咎月王安石的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試一次較為全面的改革。

下面是關於經濟的一些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增強國防有著積極的作用，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當然，王安石遇到的阻力也是巨大的，雖然有宋神宗的支援，但北宋文官集團實力雄厚，保守派甚至發動太后來攻擊王安石，在加上新法的實行雖然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耕地面積，但是卻增加了平民的負擔。熙寧新法在軍事上的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軍隊戰鬥力無明顯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過急，將需要很長時間社會演進才能完成的十餘項改革在短短數年內全盤推行，使變法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而且，新法實施到了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相差越來越大，一些措施從利民變成擾民。

而且新法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也是最後失去民心的原因，變法派中如呂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當有爭議的人物，使原本的變法鬥爭演變成了一場黨爭——新舊黨爭。朝局的不穩，使宋神宗罷免了王安石，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落下帷幕。後來宋哲宗恢復了一部分變法，北宋相對的穩定了一段時間，可惜宋哲宗早死，他的敗家弟弟登基，這位歷史上偉大的藝術家宋徽宗才應該對北宋滅亡負主要責任。

再說，北宋是亡於外族的，雖然在其末年起義就已經風起雲湧，但成氣候的不多，是北宋破壞了和遼國的盟約，讓金國看清了北宋的孱弱，而且北宋先天不足，一直沒有拿下燕雲一帶，沒有屏障。這是它直接滅亡的原因。

在說說王安石，他本人在歷史上是有些爭議的，無非是因為他的改革者的身份，改革必然觸動既得利者的利益，遇到巨大的阻力是毫無疑問的。看看歷史上的改革者吧，吳起被亂箭射死、商鞅被車裂（屍體）、張居正死後被清算、就連九五之尊的雍正在身前身後也是非議不斷。可見，在保守思想長期禁錮的中國，變革者是多麼的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