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字則誠，自號菜根道人，瑞安（今屬浙江）人。生卒年不詳。其弟高暘生於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當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兩說。他出身於書香門第，是理學家黃潽的弟子。至正五年中進士後，先後任處州錄事、江浙行省椽吏、浙東閫幕（統帥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職，官聲頗佳。晚年隱居於寧波城東的棟社，以詞曲自娛。另有少量詩文傳世。 從高明的詩文中，可以看到他對仕途險惡的認識和對田園生活的留戀，以及對民間疾苦的瞭解和同情。另外，他還寫了些表彰孝子節婦的詩文。透過宣揚儒家傳統道德來糾正“惡化”的風俗、調和社會矛盾，是高明的一種社會理想，也是他創作《琵琶記》的基礎。在《琵琶記》的開場詞中，作者批評一般的戲劇“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宣稱“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識地利用戲劇作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這前提下，他也觸及了一些較為深刻的社會問題。 《琵琶記》是對早期南戲《趙貞女蔡二郎》的改編，寫趙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即蔡邕，東漢末著名文人。但在民間傳說中，蔡伯喈只是借用歷史人物之名。陸游《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說：“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由此詩可以看到兩點： 一是蔡伯喈故事在南宋已成為民間講唱文學的流行題材；二是蔡伯喈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趙貞女蔡二郎》，想必就是從“盲翁”說唱一類民間文藝中演變過來的，《南詞敘錄》在此劇目下注言：“即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另根據元曲、傳統戲劇、民間文藝等各種資料所提及的情況，我們可以知道早期民間流傳的蔡、趙故事的梗概：蔡伯喈上京趕考，一去不回，不顧父母，遺棄妻子，最後被暴雷震死，是個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趙五娘孝順公婆，艱苦持家，公婆去世，她羅裙包土，替公婆築墳，揹著琵琶上京尋夫，丈夫卻不相認，是個孝順賢惠的苦命婦女。 如前一節已分析的，《趙貞女蔡二郎》是意在維護家庭穩定的倫理劇。《琵琶記》在儲存這一核心內涵的同時，又對劇情作了重大改動。最關鍵的地方，是把原來作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改造成一個忠孝雙全的正面人物，把他拋棄家庭、另娶貴妻處理為被人脅迫而不得已。作者這樣做，大致有兩個目的：一是作為文士，不願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蔡邕繼續在民間揹負惡名，二是可以更好地宣傳他所信奉的儒家倫理觀念。 改編後的《琵琶記》，透過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忠”與“孝”這封建時代兩大基本倫理觀念的衝突。在蔡伯喈赴考之前，他的家庭和諧完滿。當皇帝“出榜招賢”以後，蔡父不顧他的意願，以事君盡忠、立身揚名方為“大孝”的理由，迫使他上京赴考；考中狀元以後，牛丞相強迫他入贅相府，又是以不得違背聖旨為由，用君命和權勢來壓服；最後蔡伯喈向皇帝要求辭官，仍被皇帝以“孝道雖大，終於事君”的理由駁回。辭考不從、辭婚不從、辭官不從，使蔡伯喈無法照顧家庭、奉養父母，結果父母在饑荒中死去。這就是所謂“只為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在封建時代正統觀念中，忠、孝原來統一的，但作者卻注意到兩者之間的矛盾，尤其是政治權力的絕對要求對家庭倫理的破壞，這反映了知識階層在維護家庭和服務於政權之間常常會出現兩難選擇。 所謂“三不從”的情節，同時也反映了以蔡公、皇帝、牛丞相為代表的綱常倫理的現世權力對蔡伯喈個人意志的壓迫。他雖然被塑造成一個孝心昭著、恪守經訓的形象，但他也有對新婚妻子的愛戀，對田園生活的嚮往，這些都因為與君親之命相沖突而不能滿足。他在一段唱詞中說： 我穿著紫羅襴到拘束我不自在，我穿的皂朝靴怎敢胡去揣？我口裡吃幾口荒張張要辦事的忙茶飯，手裡拿著個戰欽欽怕犯法的愁酒杯。 因為個人的意願被否定，愈益增強了對官場生活的厭倦。而那種在政治生活中的不穩定感，又表現出元末東南士大夫的思想特徵。最終，蔡伯喈得到朝廷的旌表和提升，但他仍無法平復因“二親飢寒死”帶來的愧疚。在這些描述中，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作者揭示了現存道德的不完善乃至虛偽和罪惡，表現出企圖從儒家經典原始本義追求完善道德的意欲。 趙五娘是《琵琶記》中著力刻畫的人物。就其真實性的一面來說，她代表著一種人物類群：在舊時代中下社會階層，一些婦女往往是家庭的真正支撐者，她們堅韌不拔，忘我犧牲，奉養老人，撫育子女，使丈夫能夠在外界獲得成功。在這過程中，她們往往需要忍受巨大的苦難。而《琵琶記》所刻畫的趙五娘，在多方面作了強化，作者為她設計了極端艱困的處境：被丈夫遺棄卻必須奉養公婆，家境貧寒而又遭遇災年，竭力盡“孝”仍被婆婆猜疑……。這種描寫確實集中反映了舊時代婦女身受的非人的磨難。 但從作者的本意來說，即使對趙五娘這樣的人物也有同情，主要的還是為了藉助嚴酷的處境來突出男性社會要求於婦女的以自我犧牲來維持家庭的品格。而且，他還進一步在趙五娘的性格中加入明確的道德自覺與道德說教：趙五娘的種種行為，根本上都是“代夫行孝”，而“代夫行孝”，又被解說為婦女的本分；作者甚至借趙五娘之口說：“索性做個孝婦賢妻，也得名書青史。”這就超越了對生活本身的關注而成為理念的表達，成為一種道德誘勸。所以說，趙五娘是一個由生活真實和道德理念混合而成的藝術形象。 《琵琶記》作為一部有意識宣揚道德教化的劇作，在後世受到統治者的歡迎。據說朱元璋認為它的可貴，甚至超過四書、五經。但並不能因此而認為它只是一種陳腐的說教。劇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如“忠“、“孝”的矛盾，個人意願與社會統治力量的衝突，都表現了作者對生活現實的關注和思考；這種關注和思考又同元末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的演變有關。 《琵琶記》代表了南戲在進入明清“傳奇”階段之前發展的頂峰，有較高的藝術成就。從結構上說，它的情節雖然存在某些漏洞，但總體而言，整部劇情以趙五娘和蔡伯喈不同遭遇的雙線並行發展的處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條線是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的羅網，滿心苦悶地處於一片繁華富貴的氣氛中，一條線是趙五娘含辛茹苦，拼命掙扎在滿目荒涼蕭條的境地，許多場面不斷交錯出現，相互對映，給觀眾以強烈的感受。從人物形象來說，雖然夾雜了一些理念化的成分，但無論趙五娘的歷經磨難而默默忍受，還是蔡伯喈的進退兩難而矛盾苦悶，都有其真實的生活基礎。作者為了達到“動人”的目的，逐步深入地展現他們的性格特色和細微的心理活動，使之有血有肉，不因為說教的目的而變得蒼白僵死。 劇中的語言，“都在性情上著工夫，並不以詞調巧倩見長”（毛聲山評本《琵琶記·前賢評語》引湯顯祖語），大都本色自然，能夠比較深入地寫出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活動。《糟糠自厭》一出中趙五娘兩段唱詞非常有名：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礱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吃盡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吃著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孝順歌》） 糠和米，本是兩倚依，誰人簸揚你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共夫婿，終無見期。（白）丈夫，你便是米麼，（唱）米在他方沒尋處。（白）奴便是糠麼，（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給得公婆甘旨？（《前腔》） 曲子寫趙五娘觸物生情、從糠的難嚥想到自己和糠一樣受盡顛簸的命運，又從糠和米想到自己和丈夫的分離，引起對丈夫的思念和埋怨。以口頭語寫心間事，刻寫入髓，委婉盡致。 在戲曲的聲調格律方面，《琵琶記》改變了早期南戲不講究宮調配合的做法，根據劇情的需要，考慮曲牌的緩急、性質的粗細、聲情的哀樂，以及相互間的搭配，加以妥貼的安排。對句格、四聲的運用，也比較嚴密細緻。所以它在這方面也被明清傳奇奉為圭臬。 總之，經過高明這位著名文士的加入，南戲從民間俚俗的藝術形式，發展到成熟的階段，這在戲曲史上有重要的意義。
高明，字則誠，自號菜根道人，瑞安（今屬浙江）人。生卒年不詳。其弟高暘生於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當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兩說。他出身於書香門第，是理學家黃潽的弟子。至正五年中進士後，先後任處州錄事、江浙行省椽吏、浙東閫幕（統帥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職，官聲頗佳。晚年隱居於寧波城東的棟社，以詞曲自娛。另有少量詩文傳世。 從高明的詩文中，可以看到他對仕途險惡的認識和對田園生活的留戀，以及對民間疾苦的瞭解和同情。另外，他還寫了些表彰孝子節婦的詩文。透過宣揚儒家傳統道德來糾正“惡化”的風俗、調和社會矛盾，是高明的一種社會理想，也是他創作《琵琶記》的基礎。在《琵琶記》的開場詞中，作者批評一般的戲劇“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宣稱“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識地利用戲劇作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這前提下，他也觸及了一些較為深刻的社會問題。 《琵琶記》是對早期南戲《趙貞女蔡二郎》的改編，寫趙五娘和蔡伯喈的故事。蔡伯喈即蔡邕，東漢末著名文人。但在民間傳說中，蔡伯喈只是借用歷史人物之名。陸游《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詩說：“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 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由此詩可以看到兩點： 一是蔡伯喈故事在南宋已成為民間講唱文學的流行題材；二是蔡伯喈已被描述成反面人物。《趙貞女蔡二郎》，想必就是從“盲翁”說唱一類民間文藝中演變過來的，《南詞敘錄》在此劇目下注言：“即舊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另根據元曲、傳統戲劇、民間文藝等各種資料所提及的情況，我們可以知道早期民間流傳的蔡、趙故事的梗概：蔡伯喈上京趕考，一去不回，不顧父母，遺棄妻子，最後被暴雷震死，是個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趙五娘孝順公婆，艱苦持家，公婆去世，她羅裙包土，替公婆築墳，揹著琵琶上京尋夫，丈夫卻不相認，是個孝順賢惠的苦命婦女。 如前一節已分析的，《趙貞女蔡二郎》是意在維護家庭穩定的倫理劇。《琵琶記》在儲存這一核心內涵的同時，又對劇情作了重大改動。最關鍵的地方，是把原來作為反面人物的蔡伯喈改造成一個忠孝雙全的正面人物，把他拋棄家庭、另娶貴妻處理為被人脅迫而不得已。作者這樣做，大致有兩個目的：一是作為文士，不願歷史上著名的人物蔡邕繼續在民間揹負惡名，二是可以更好地宣傳他所信奉的儒家倫理觀念。 改編後的《琵琶記》，透過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忠”與“孝”這封建時代兩大基本倫理觀念的衝突。在蔡伯喈赴考之前，他的家庭和諧完滿。當皇帝“出榜招賢”以後，蔡父不顧他的意願，以事君盡忠、立身揚名方為“大孝”的理由，迫使他上京赴考；考中狀元以後，牛丞相強迫他入贅相府，又是以不得違背聖旨為由，用君命和權勢來壓服；最後蔡伯喈向皇帝要求辭官，仍被皇帝以“孝道雖大，終於事君”的理由駁回。辭考不從、辭婚不從、辭官不從，使蔡伯喈無法照顧家庭、奉養父母，結果父母在饑荒中死去。這就是所謂“只為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在封建時代正統觀念中，忠、孝原來統一的，但作者卻注意到兩者之間的矛盾，尤其是政治權力的絕對要求對家庭倫理的破壞，這反映了知識階層在維護家庭和服務於政權之間常常會出現兩難選擇。 所謂“三不從”的情節，同時也反映了以蔡公、皇帝、牛丞相為代表的綱常倫理的現世權力對蔡伯喈個人意志的壓迫。他雖然被塑造成一個孝心昭著、恪守經訓的形象，但他也有對新婚妻子的愛戀，對田園生活的嚮往，這些都因為與君親之命相沖突而不能滿足。他在一段唱詞中說： 我穿著紫羅襴到拘束我不自在，我穿的皂朝靴怎敢胡去揣？我口裡吃幾口荒張張要辦事的忙茶飯，手裡拿著個戰欽欽怕犯法的愁酒杯。 因為個人的意願被否定，愈益增強了對官場生活的厭倦。而那種在政治生活中的不穩定感，又表現出元末東南士大夫的思想特徵。最終，蔡伯喈得到朝廷的旌表和提升，但他仍無法平復因“二親飢寒死”帶來的愧疚。在這些描述中，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作者揭示了現存道德的不完善乃至虛偽和罪惡，表現出企圖從儒家經典原始本義追求完善道德的意欲。 趙五娘是《琵琶記》中著力刻畫的人物。就其真實性的一面來說，她代表著一種人物類群：在舊時代中下社會階層，一些婦女往往是家庭的真正支撐者，她們堅韌不拔，忘我犧牲，奉養老人，撫育子女，使丈夫能夠在外界獲得成功。在這過程中，她們往往需要忍受巨大的苦難。而《琵琶記》所刻畫的趙五娘，在多方面作了強化，作者為她設計了極端艱困的處境：被丈夫遺棄卻必須奉養公婆，家境貧寒而又遭遇災年，竭力盡“孝”仍被婆婆猜疑……。這種描寫確實集中反映了舊時代婦女身受的非人的磨難。 但從作者的本意來說，即使對趙五娘這樣的人物也有同情，主要的還是為了藉助嚴酷的處境來突出男性社會要求於婦女的以自我犧牲來維持家庭的品格。而且，他還進一步在趙五娘的性格中加入明確的道德自覺與道德說教：趙五娘的種種行為，根本上都是“代夫行孝”，而“代夫行孝”，又被解說為婦女的本分；作者甚至借趙五娘之口說：“索性做個孝婦賢妻，也得名書青史。”這就超越了對生活本身的關注而成為理念的表達，成為一種道德誘勸。所以說，趙五娘是一個由生活真實和道德理念混合而成的藝術形象。 《琵琶記》作為一部有意識宣揚道德教化的劇作，在後世受到統治者的歡迎。據說朱元璋認為它的可貴，甚至超過四書、五經。但並不能因此而認為它只是一種陳腐的說教。劇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如“忠“、“孝”的矛盾，個人意願與社會統治力量的衝突，都表現了作者對生活現實的關注和思考；這種關注和思考又同元末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文化的演變有關。 《琵琶記》代表了南戲在進入明清“傳奇”階段之前發展的頂峰，有較高的藝術成就。從結構上說，它的情節雖然存在某些漏洞，但總體而言，整部劇情以趙五娘和蔡伯喈不同遭遇的雙線並行發展的處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條線是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的羅網，滿心苦悶地處於一片繁華富貴的氣氛中，一條線是趙五娘含辛茹苦，拼命掙扎在滿目荒涼蕭條的境地，許多場面不斷交錯出現，相互對映，給觀眾以強烈的感受。從人物形象來說，雖然夾雜了一些理念化的成分，但無論趙五娘的歷經磨難而默默忍受，還是蔡伯喈的進退兩難而矛盾苦悶，都有其真實的生活基礎。作者為了達到“動人”的目的，逐步深入地展現他們的性格特色和細微的心理活動，使之有血有肉，不因為說教的目的而變得蒼白僵死。 劇中的語言，“都在性情上著工夫，並不以詞調巧倩見長”（毛聲山評本《琵琶記·前賢評語》引湯顯祖語），大都本色自然，能夠比較深入地寫出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活動。《糟糠自厭》一出中趙五娘兩段唱詞非常有名： 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礱被春杵，篩你簸揚你，吃盡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苦人吃著苦味，兩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孝順歌》） 糠和米，本是兩倚依，誰人簸揚你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共夫婿，終無見期。（白）丈夫，你便是米麼，（唱）米在他方沒尋處。（白）奴便是糠麼，（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飢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給得公婆甘旨？（《前腔》） 曲子寫趙五娘觸物生情、從糠的難嚥想到自己和糠一樣受盡顛簸的命運，又從糠和米想到自己和丈夫的分離，引起對丈夫的思念和埋怨。以口頭語寫心間事，刻寫入髓，委婉盡致。 在戲曲的聲調格律方面，《琵琶記》改變了早期南戲不講究宮調配合的做法，根據劇情的需要，考慮曲牌的緩急、性質的粗細、聲情的哀樂，以及相互間的搭配，加以妥貼的安排。對句格、四聲的運用，也比較嚴密細緻。所以它在這方面也被明清傳奇奉為圭臬。 總之，經過高明這位著名文士的加入，南戲從民間俚俗的藝術形式，發展到成熟的階段，這在戲曲史上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