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魯迅的原配夫人，1878年6月生於浙江紹興。

讀《朱安：魯迅身後被遺忘的女人》由於孤陋寡聞，平生好象只知許廣平女士，卻不知在魯迅身後還有一個叫朱安的女人。 朱安雖是魯迅的老婆，但卻有名無實，她為魯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也沒給朱安留下有個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個典型封建婚姻包辦的犧牲品。朱安臨終前，淚流滿面地說：“希望死後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許廣平和海嬰。魯迅多次與友人說：“朱安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獨地來孤獨地走。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她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孤獨地度過了四十多個漫長的歲月。

林雨堂說：“所謂婚姻不過是夫妻彼此遷就和習慣的結果，就像一雙新鞋，穿久了便變得合腳了。”是的，婚姻就像一雙新鞋，穿久了便變得合腳了。婚姻未必十全十美，為了避免傷了他人，傷了自己，在婚姻中還是要學會包容的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向英、美不宣而戰，一天後就進入租界。未過一星期，即同月十五日的凌晨，許廣平就被日本憲兵抓去，關了整整七十六天，受盡種種酷刑和凌辱。

從獄中出來，母親面臨兩個選擇：是帶著我離開上海到抗戰的內地重慶，還是堅守在上海？但當時母親和我的身體狀況都不佳。母親出獄後身體十分虛弱，兩個膝蓋被電刑燒成焦黑色的圓塊，步履艱難，且又貧血咳嗽，正由楊素蘭女醫師治療，我也又到了氣喘病發季節，夜不能寐。因此我們兩人都不宜長途跋涉。

但母親最主要的考慮是霞飛坊裡存有著許多父親的遺物，這是母親心中的至寶，她如何忍心離開？當然也根本不可能隨身帶著遷移。因此，雖然她在日本憲兵那裡吃了這麼大的苦頭，也明知他們絕不輕易放過自己，會隨時隨地盯著她的一舉一動，母親仍決心留下來，堅守父親的遺物。朋友中間有不放心的，如凌山阿姨多次關切地問過母親，而她的決心始終不曾動搖。

但是，要在夾縫裡求生存談何容易。父親生前雖為我們母子準備了一筆錢，但由於喪事和搬家，已幾乎告罄。而在日常生活方面，母親早已儘量壓縮開支，並把所住的一樓、二樓和二層、三層樓的亭子間都租出去。母親和我擠進三樓的書籍夾縫裡棲身。當時我還在發育長身體的年齡，照理應該多補充些營養。但生活的拮据甚至連葷腥都買不起。偶爾買到了豬肉，媽媽總把瘦的讓給我吃，而我天真竟以為“媽媽喜歡吃肥肉”，從而鬧出笑話。

達夫先生：

十二月十日惠示拜悉。日前從適夷先生處交來先生寫給他的信，也談及先生關心我們的生活，聞之衷心感激，幾至泣下。竊自魯迅逝世以來，忽又三年了，這似久又暫的光陰，就這樣FIT了過去，承許多關心的老友照顧，留心到我們的生活，是萬分感激的。自魯迅逝世後，我還支援著度日，有時學寫些小文，但不能賣錢。上海文人多如此，偶然收到三五元的酬金，真是杯水車薪，毫無補益。《魯迅全集》雖出了，但頭兩版因要普及，徇朋友之情，每部（二十冊）只收版稅一二元，其中便宜了託總經售的書店，他們費國幣十一二元買下（名為讀者預約），再在香港南洋賣外幣若干元，轉手之間，便大發其財。而內地重慶，只生活書店編輯部有一部，因書去內地運費極昂而價低，不上算也。經此挫折，出書處沒有本錢，不能再印，我們連些微版稅都落空了。而目前上海生活費較戰前貴了兩三倍以上，有時是難以預料地不可捉摸。平均若是平常百元可過去的，現非二三百元不可了。似此突增負擔，有生活費的還不易維持，毫無保障者就更不堪設想了。而我經常還有兩重負擔，北平方面，每月開銷，魯迅死後，我一直擔負支援全部到兩年之久。實不得已，才去信二先生周作人，請他負擔，他並不回信，只由老太太來字說他擔任一半，其餘一半及意外開銷還要我設法，想到她們的孤苦，我也只好硬著頭皮設法，如此又度去了一年。但上海近來開銷更大了，房租大漲，再加海嬰體弱，哮喘時發，不得不多方醫治。每月生活費及醫藥（非常貴）以及營養等費，只他一人有時至百金以上；其餘共計每月非二三百元不可。如何能維持得久遠呢？有醫生說，最好到熱帶地方去，氣候暖，海嬰不易感冒，氣管慢性炎或可能好起來，免成終身廢人（現不能讀書）。所以一面欲乘此解決生活的減輕負擔，以職業的所得來維持二人生活；一面也望如此他可能健康起來。去秋二人又病了，先是他病，後來傳給了我，總之體弱即易罹一切病症。有些朋友看到不忍，就多方設法，給謀出路，因此有寫信給先生之事。但聞出國護照，現在國際關係複雜，多所限制，不易批准。如非有職業在彼，或不易弄到。現時只能在滬勉強支援著，找些小事做做，再待機會，未悉先生以為如何？餘者一百二十元，特匯寄作為魯迅紀念基金，以供先生撫育海嬰之費。收到後我即回信去：“蒙當場募集捐款，特撥出一百二十元作為‘捐助魯迅紀念基金’，謹當代為妥存，一俟大局安全能舉行紀念時，當隨時奉陳如何紀念用途，以慰遠望。”因為是指明作紀念基金，我想還是不要動用好，所以如此回信的。勵志社也有款及信雲：“茲遵大會決議案，將全款之一半撥助先生家屬，借充生活費用，茲匯寄中國銀行國幣七十五元，至祈察收。”予收後亦回信致謝，拜領盛意！誠恐去信或有遺失，此信到後，先生如晤兩方面負責人時，更請代達一切。承命多寫文章，更見先生垂念周詳，惟寄到國外，自不能寫不痛不癢的文字，若有關痛癢的，又恐寄出不易。目前此地較一九二七（年）以後，更不堪言。主持動手者，似仍為一九二七（年）以後的那批人，真是駕輕就熟；再兼泰山重壓，小民真如卵之易碎。目前有一茅女士（茅麗瑛烈士）不過做些婦女職業的要求，及為救濟難民舉辦一次義賣，也被慘致擊斃。自此人人自危，大有生命不知何日喪之感。我住上海，並不活動，又兼小孩多疾，終日做看護還來不及，外面事自管不得許多。不過還是華人，或者這就是罪名，也難說。現時大家就覺得彷彿住在火海，也不容易自拔。因為到別處去生活（費）一樣高，也許更困難，普通人都覺如此，令兄（鬱華）之事，更無論了。他是忠於職守的好人，很幸運地，在他未逝世的前些天，蒙鬱風招去她家夜飯，後又見到令兄，這真是難得的一面之緣。及到入殮的一天，也曾到殯儀館去祭過；說不出的悲憤，在每個弔客的心頭橫梗著。然而肅殺之氣凌厲，大家不由得不守緘默，只見花圈，不見多少輓聯。不用說，原因是大家清楚的。可喜的，是各位令侄，英秀不凡，貴門出此，不幸中之大幸也。關於先生事，亦在報端略知一二，請達觀些，為將來著想吧！聞先生頗有回國之想，我意還是暫緩較佳。也許天快亮了，在夜裡睡不著的時候，起來做些明天的準備工夫，不是隨地隨時，都可以的嗎？一切望為國珍重！

肅此敬候著祺 並祝

春福

許廣平上 一月三日

從信中可以看出，我們母子倆的艱難度日，連遠在南洋的郁達夫先生都得悉了，故有邀請我們去南洋的動議；不僅如此，他還在南洋發起募捐，以期對我們的生活有所幫助，這真令人感動。實際上，在國內，出於對父親的熱愛，有多少相識的和不相識的朋友在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據說正處困難之中的黨曾透過地下渠道，給過我們一些資助。梅志阿姨也告訴我，沈鈞儒和胡風這些老朋友，雖然身在大後方，仍常常商量怎麼能設法託人帶些生活費接濟 “許先生”。

雖然有組織和朋友的關照，但這對於當時昂貴的生活費用來說仍不過是“杯水車薪”。因此，為了堅守上海，保護好父親的遺物，母親開始靠出版父親的著作以維持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