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前2550年），止於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1921年，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新元史》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一史
明朝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
二十二史
清朝乾隆年間，《明史》行世，與“二十一史”合稱“二十二史”。
二十三史與二十四史
此後把《舊唐書》併入其中，合稱“二十三史”。
又把已經散佚的《舊五代史》主要依據《永樂大典》輯錄整理成書，經乾隆皇帝欽定，與“二十三史”合稱“二十四史”，成為過去傳統史學領域中的“正史”。
二十五史與二十六史
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柯劭忞撰修了《新元史》。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脫稿，民國十年（1921年）大總統徐世昌以《新元史》為“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
但很多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二十六史”。
古人編寫史書有多種體裁，“二十六史”是採用紀傳體。這種史學體裁創始於司馬遷的《史記》。紀傳體以“本紀”和“列傳”為主體。“本紀”的內容是圍繞帝王，按時間順序記載重大事件，排列在全書最前面。“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不論是《史記》，還是其他紀傳體史書，“列傳”在全書中的篇幅最多。在“二十六史”中，一般把列傳放在最後面。
在“本紀”、“列傳”之外《史記》還有“表“、“書”、“世家”。“表”採用表格的形式，按一定的順序，譜列人物和事件。“書”專門記載典章制度，每一篇“書”，猶如一部專史襲的王侯封國曆史。
史記
漢·司馬遷著，130卷。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徵和三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慾望，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蹟，採集傳說。透過對歷史遺蹟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庇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徵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史記》序中寫道，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漢書
東漢·班固著，100卷。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詳細的展現了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
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撰寫的二十四部史書的總稱。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前2550年），止於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年），計3213卷，約4000萬字，用統一的有本紀、列傳的紀傳體編寫。1921年，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下令將《新元史》列入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了「二十六史」。
二十一史
明朝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合稱“二十一史”。
二十二史
清朝乾隆年間，《明史》行世，與“二十一史”合稱“二十二史”。
二十三史與二十四史
此後把《舊唐書》併入其中，合稱“二十三史”。
又把已經散佚的《舊五代史》主要依據《永樂大典》輯錄整理成書，經乾隆皇帝欽定，與“二十三史”合稱“二十四史”，成為過去傳統史學領域中的“正史”。
二十五史與二十六史
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柯劭忞撰修了《新元史》。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脫稿，民國十年（1921年）大總統徐世昌以《新元史》為“正史”，與“二十四史”合稱“二十五史”。
但很多人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形成“二十六史”。
古人編寫史書有多種體裁，“二十六史”是採用紀傳體。這種史學體裁創始於司馬遷的《史記》。紀傳體以“本紀”和“列傳”為主體。“本紀”的內容是圍繞帝王，按時間順序記載重大事件，排列在全書最前面。“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不論是《史記》，還是其他紀傳體史書，“列傳”在全書中的篇幅最多。在“二十六史”中，一般把列傳放在最後面。
在“本紀”、“列傳”之外《史記》還有“表“、“書”、“世家”。“表”採用表格的形式，按一定的順序，譜列人物和事件。“書”專門記載典章制度，每一篇“書”，猶如一部專史襲的王侯封國曆史。
史記
漢·司馬遷著，130卷。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於漢武帝徵和三年。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慾望，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蹟，採集傳說。透過對歷史遺蹟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於是，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庇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於是，把司馬遷投進監獄，處以腐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徵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史記》序中寫道，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於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漢書
東漢·班固著，100卷。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詳細的展現了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