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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地香菸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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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啊啊啊啊哦JJ
? 他真的那麼冷酷刻毒嗎? 摩 羅 許多人認為魯迅世故、多疑、刻薄,有的人認為魯迅陰暗、冷酷、狠毒、憤怒、憎恨,罵人沒有節制,不講寬容寬恕。甚至還有人認為魯迅心理病態、人格卑汙。魯迅自己也說自己“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那麼,魯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的心理特徵究竟是什麼?他的性格怎樣?他的人品怎樣? 魯迅的文學風格的確是荒涼冷峻的,但這荒涼冷峻的風格背後是不是就一定是一顆荒涼冷峻的心?有沒有可能他的靈魂的色彩和氛圍正好與此相反?魯迅的文字的確常含譏諷,但是譏諷的背後是不是就一定是惡意?有沒有可能他的意願正好是善良而又溫柔?魯迅的心理的確十分敏感甚至過分敏感,但是,心理不敏感的藝術家還能是一個好的藝術家嗎?為什麼歷史上的研究者對於魯迅的解讀各不相同甚至針鋒相對?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魯迅的人格特徵? 蘇雪林對魯迅的認識最為特別,關於魯迅的性格,她說:“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麼地陰賊,�f刻,多疑,善妒,氣量褊狹,復仇心強烈堅韌,處處都到了令人可怕的地步。”關於魯迅的人格,她說:“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汙,尤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綜上魯迅之劣跡,吾人誠不能不呼之為玷汙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方當宣其罪狀,告諸天下後世,俾人人加以唾罵……”關於魯迅的影響,她說:“但他的黨羽和左派文人竟將他誇張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好像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為真,讀其書而慕其人,受他病態心理的陶冶,卑汙人格的感化,個個都變成魯迅,那還了得?”這位蘇女士將魯迅描繪為有史以來第一惡棍。 對於魯迅的心理特徵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朱大可近年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中多有分析,朱說:“毫無疑問,二十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普遍的魯迅崇拜思潮,實際上就是對仇恨話語以及暴力話語的崇拜,它的殘酷性被掩藏在文學和社會正義呼聲的後面。而耐人尋味的是,正是知識分子本身而非官方機構,才是流連於魯迅神殿的最虔誠的香客。不僅如此,在經歷過殘酷的政治迫害之後,甚至在徹底放棄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後,他們也依然保持對魯迅的刻骨銘心的忠誠,全力捍衛這一二十世紀最堅硬的道德偶像。只有一個理由可以對此作出解釋,那就是這個民族對於仇恨和暴力的永無止境的熱愛。另一方面,在‘正義’的召喚下,只要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公正和腐敗的湧流,魯迅的殖民地遺言就會繼續成為鼓舞知識分子憎恨和挑戰現實的楷模。” 與批評魯迅的人比較起來,為之辯護的人顯然更多。如果是他的門徒,其辯護也許感情太深,主觀太強。這裡選擇兩個遠非門徒的學人關於魯迅心理特徵的議論,這是從另一個角度對魯迅的解讀和理解。 比朱大可年輕十餘歲的學者張遠山認為,魯迅不但不是惡棍,不是仇恨的火種,實際上是一個很仁慈的人。他在《魯迅論:被逼成思想家的藝術家》一文中有如下論述:事先永不防範,而事後不遺餘力儆其效尤,正是魯迅的獨特“恕道”──傳統的恕道是在後的:先防範,被傷害後無力反擊,於是不得不“寬恕”。而魯迅的恕道是在先的:先不防範,被傷害後就“不寬恕”了。很明顯,傳統的事後恕道,大多是弱者的虛假標榜;有能力反擊卻真正寬恕的人,少得幾近於無。而魯迅的事先恕道卻是貨真價實的,是真正的大恕;當然也由於他是強者,事先不防範,是因為有真正的實力和自信。那種事先用自私自利的不信任逼得人人自危,弄到不可收拾才來抹稀泥,賣弄其事不關己的“寬容”,正是魯迅畢生視為死敵的傳統毒素。“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雜感》)魯迅的憤怒,是對"更強者"的憤怒;魯迅的"不寬恕",同樣是對"更強者"和恃強凌弱者的"不寬恕"。對"更強者"的憤怒和不寬恕,正是為了替更弱者打抱不平,是魯迅身上的眉間尺式的豪俠精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竟不斷有更弱者僅僅因為魯迅對"更強者"的不寬恕,而對魯迅"憤怒"了。更弱者竟然來為"更強者"抱不平了!魯迅能不吃驚嗎?魯迅能不這樣想嗎:這真是咄咄怪事,誠不知人間何世!然而答案卻簡單得出奇,說出來竟要讓人失笑:更弱者替更強者打抱不平,是對更強者的獻媚,以便得到更強者的保護,甚至接納自己加入更強者集團,去欺凌其他的更弱者。這麼簡單的道理,難道智者魯迅會想不到嗎?當然不是。那麼魯迅為什麼好像永遠不知世事呢?是因為仁者魯迅不願“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華人”。在魯迅身上,仁慈的成分壓倒了智慧的成分。 魯迅的同時代人,與他並不接近的學者李長之,在《魯迅批判》一書中有意迴應了社會上對於魯迅心理生活的各種猜疑(也是多疑的一種)和批評,不過他是選擇了魯迅作品的風格作為進入話題的入口。在他看來,魯迅是一個十分率真的人,一個真正和平的人,一個人道主義者。他說:魯迅那種冷冷的,漠不關心的,從容的筆,卻是傳達了他那最熱烈,最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極點的感情。在《阿Q正傳》裡,我們看一切人對阿Q是沒有同情的,可是這一般人之對阿Q沒有同情,卻正是顯示作者魯迅對阿Q之無限的同情。許多人以為魯迅世故,甚而稱之為“世故老人”,叫我看,魯迅卻是最不世故了。不錯,他是常談世故的,然而這恰恰代表出他之不世故來。魯迅雖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腸是好的,他是一個再良善也沒有的人。……和平,人道主義,這才是魯迅更內在的一面。他的為人極真。在文字中表現的尤覺誠實無偽。他常說他不一定把真話告訴給讀者,又說所想到的與所說出的也不能盡同,然而我敢說他並沒隱藏什麼。容或就一時一地而論,他的話只是表露了一半,但就他整個的作品看,我認為他是赤裸裸地,與讀者相見以誠的。魯迅的虛偽,充其量不過如人們傳說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虛偽,在魯迅的作品裡,不惟他已暴露了血與肉,連靈魂,我也以為沒有掩飾。 李長之的言說十分客觀公允,這才是真正的學術態度。他具有出色的藝術感覺力和文學鑑賞力,能夠從文字往裡讀,直讀到作者的心性和骨肉。從李長之的“和平”說,到張遠山的“仁慈”說,對魯迅的理解可謂入骨三分。 當然,理解魯迅並不是要有意否定他的性格特徵。社會上對於他的性格的批評並不是沒有依據,說他多疑、尖刻就像說他的作品冷峻荒寒一樣並不是無稽之談,問題是如何理解他的這些特徵。錢理群認為魯迅的這些心理特徵,恰好體現了一個藝術家的思維方式。他批評毛澤東時代對於知識分子的改造運動,實際上是要知識分子放棄藝術家或者學者的思維方式和心理模式,改造得跟政治家的思維方式和心理模式完全一致。這既是對藝術家人格的不尊重,也是對藝術的無知和不尊重。當我們隔著歷史的寬闊縫隙打量和談論魯迅時,應該格外小心,不要不經意地顯出這種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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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魯迅的人品,至今也還存有小範圍的爭議。之所以說是小範圍,是因為無論是主流意識形態,還是歷史評價,抑或是當今大部分讀者的觀點,都是正面的。毛澤東曾對魯迅作出著名的“五最三家”的評價,並稱魯迅是現代中國的“第一等聖人”,這一權威說法,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影響了學界乃至整個中國對魯迅的看法,以至於在文革中讓某些別有用心者將魯迅推上了神壇,戴上了種種“紙糊的高冠”。文革之後,人們有了重新審視魯迅的機會,魯迅被請下神壇,但卻又面臨被誣衊和損害的境地。其實今天看來,毛澤東的評價除了“聖人說”有待商榷之外,其餘的評價還是基本中肯的。魯迅對自己的缺點如多疑、偏激、尖刻等都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但他是有“公仇”而無“私怨”,他對當時的人、事的抨擊,都是出於為中國“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一片赤子之心,而且他說的大部分是正確的,甚至有很多現象至今仍存在,至於有個別偏激過當之處,人無完人,我想,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無論我們給魯迅怎樣的“稱號”,但最重要的一點,我認為他是中國漫長曆史中出現的極少數真正具有清醒意識和思考(反思)能力的人,用著名魯迅研究專家王富仁先生的話來說,他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守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