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利國家制度的基本特點
1、 政府積極參與社會保障事務管理，費用基本由單位負擔，個人基本不繳費；
2、 這種模式，實行“收入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體系化”，包括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生活需要在內的社會保障，按照統一標準支付，基金主要由國家稅收解決；
3、 充分體現了社會保障的調劑互助功能；
4、 基金籌集屬於現收現付模式，主張社會成員間橫向調劑；
5、 高福利、高消費也給國家經濟增長埋下隱患。
二、福利國家的優點
第一，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是透過高稅收來實現的。各國政府透過對不同收入的階層實行有差別的稅收政策，特別是累進稅減少了由所有權產生的分配不合理，縮小了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增強了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制度下的凝聚力，這一稅制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得以穩定發展的不可或缺的“緩衝器”、“減震器”。廣泛的社會福利措施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狀況，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最低經濟要求和社會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會動盪，平息社會不滿，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的“安全網”作用，同時向社會成員灌輸現存體制和價值觀的合理性，減輕對現有制度的離心力。從而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證。
第二，調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發展。根據一般規律，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潛力較大，其新增收入絕大部分能夠轉化為現實消費；而高收入階層由於其階段性消費已基本飽和，在新的消費熱點尚未出現的情況下，其新增收入則會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儲蓄或其它金融資產。“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覆蓋全社會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網路，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社會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從而可以當期消費甚至適度超前消費。因此，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國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它對經濟的發展能起到“穩定器”和“調節器”的作用，政府透過福利支出可以適當調節社會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費，適度的福利開支能推動經濟發展。
第三，促進社會服務，緩解就業壓力。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確立和發展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如職業培訓、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部門，這些部門的發展一方面提高了社會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失業對社會的壓力。社會服務本身是一個龐大的消費主體，能為大量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在工業勞動力的需求增長緩慢的情況下，社會服務這樣的公共部門對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僅在生理方面保證了勞動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勞動力的身體素質，而且透過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勞動力的文化素質。這樣，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增強，使勞動的效率提高了，勞動者壽命的延長，使他們能夠從事勞動的期限延長了，從而保證了經濟擴張時對勞動力的需求。
第四，擴大公民自由，體現團結互助。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幾乎惠及所有的公民。從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會中下層階層對失業、疾病等風險的抵禦能力，有助於將個人從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來，從而擴大了公民個人自我設計、自我選擇的自由。另外，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特點就是把大量的財富從就業者方面向正在成長的一代和老一代進行再分配。儘管這種幫助是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出現的，但它至少也體現了一種“強制的”團結互助。
三、福利國家的弊端
第一，失業危機。實現充分就業是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一項核心政策，是國家能夠提供福利服務和收入轉付的先決條件，是福利國家得以維持的前提與基礎。只有就業才能創造福利，福利就是對就業者收入的一種扣除。失業大軍的存在使失業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業人群信心大減，造成福利國家的失業危機。過高的社會福利開支，最終將透過各種稅收轉為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的提高，必然影響產品的競爭力，這就使得原本熱情銳減的僱主儘量減少僱傭人數，致使社會中就業機會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失業保障費用的增加，並形成失業保障和就業之間的惡性迴圈，所以，福利不但沒有成為消除失業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業的導因。
第二，財政危機。國家財政具有剛性，其規模可以不斷擴大，但要縮小已達規模，理論上可行，實行上極難，因為社會福利從一開始就是社會中各個利益集團政治交易的物件。當經濟高漲時，各利益集團致力於瓜分財政剩餘，而當經濟蕭條時，為了刺激經濟，又必須擴大政府的財政支出。各利益集團爭奪既得權益的行為，使政府的財政僵化。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發貨幣或發行赤字公債。前者將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後者將現在的負擔轉嫁給下一屆政府，使政府財政陷入兩難境地。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覆蓋面過廣，享受人數過多，費用也極度龐大，使得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數額巨大，引起財政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就這樣造成了。
第三，老齡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生率低，平均壽命延長，導致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福利國家在養老金支付方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負擔。隨著二戰後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嬰兒正紛紛進入退休期，老齡化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產者的減少，使社會保險費率逐年上升，職工收入相對減少，對勞動者的熱情和消費起到抑制作用。再加上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過於全面的社會福利，一方面福利開支過大，另一方面，老年人死亡率大大下降，福利開支進一步加大。
第四，社會危機。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造成失業現象嚴重、普遍貧窮，突出表現為效益的失衡。高標準的福利是向企業和個人徵稅維持的，因此也就給企業造成了沉重負擔，同時，勞動力成本也居高不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足夠的競爭力。因而許多跨國公司不斷地將資本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這更進一步減少了福利國家的稅源，造成了更大的困難。這又成為福利國家的另一個怪圈，高額的福利支出要求有高額的稅收作為保證，而高額的稅收造成的資本轉移又減少了稅收總額，使高額福利支出難以為繼。
第五、觀念危機。由於福利制度給人們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服務，一些人寧肯靠國家補助過日子也不願努力尋找工作，滋長了懶惰和不思進取的思想。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不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出於生存的需要，他們為較多的個人收入而努力工作，並注意改進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給，而激勵工人發奮工作的新的動機——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產生，於是形成了“動力的真空”，大家“多幹”、“少幹”差距不大，“少幹”、“不幹”無多大區別，失業者的收入有時不低於在業工人的收入，使許多失業者並不急於找工作。這種情況的存在和繼續，必然會使部分人產生過分依賴社會和國家的思想，造成一種不幹或少幹工作都照樣可以生活的社會觀念。從某種意義上，優厚的社會福利是一種“大鍋飯”，使許多人上進心理減退，不勞而獲思想增強，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階乞丐”。在某種程度上，情況恰如新自由主義所說的那樣：福利國家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
第六，制度危機。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全面推行，還導致制度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結構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類組織結構的一個常見問題，而結構的不合理是由於社會的保障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因而忽視了管理科學中的一個基本原理，即目標和標準的一致性。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嚴，還將導致福利詐騙行為嚴重，資金大量流失。
一、福利國家制度的基本特點
1、 政府積極參與社會保障事務管理，費用基本由單位負擔，個人基本不繳費；
2、 這種模式，實行“收入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體系化”，包括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生活需要在內的社會保障，按照統一標準支付，基金主要由國家稅收解決；
3、 充分體現了社會保障的調劑互助功能；
4、 基金籌集屬於現收現付模式，主張社會成員間橫向調劑；
5、 高福利、高消費也給國家經濟增長埋下隱患。
二、福利國家的優點
第一，縮小貧富差距，維護社會穩定。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是透過高稅收來實現的。各國政府透過對不同收入的階層實行有差別的稅收政策，特別是累進稅減少了由所有權產生的分配不合理，縮小了貧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增強了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制度下的凝聚力，這一稅制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得以穩定發展的不可或缺的“緩衝器”、“減震器”。廣泛的社會福利措施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狀況，保障了大多數人的最低經濟要求和社會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會動盪，平息社會不滿，起到緩解社會矛盾的“安全網”作用，同時向社會成員灌輸現存體制和價值觀的合理性，減輕對現有制度的離心力。從而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證。
第二，調節社會需求，推動經濟發展。根據一般規律，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潛力較大，其新增收入絕大部分能夠轉化為現實消費；而高收入階層由於其階段性消費已基本飽和，在新的消費熱點尚未出現的情況下，其新增收入則會在很大程度上轉化為儲蓄或其它金融資產。“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覆蓋全社會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網路，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社會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從而可以當期消費甚至適度超前消費。因此，社會福利制度作為國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它對經濟的發展能起到“穩定器”和“調節器”的作用，政府透過福利支出可以適當調節社會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費，適度的福利開支能推動經濟發展。
第三，促進社會服務，緩解就業壓力。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確立和發展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如職業培訓、醫療保健等社會服務部門，這些部門的發展一方面提高了社會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失業對社會的壓力。社會服務本身是一個龐大的消費主體，能為大量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在工業勞動力的需求增長緩慢的情況下，社會服務這樣的公共部門對增加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的貢獻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僅在生理方面保證了勞動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勞動力的身體素質，而且透過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勞動力的文化素質。這樣，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增強，使勞動的效率提高了，勞動者壽命的延長，使他們能夠從事勞動的期限延長了，從而保證了經濟擴張時對勞動力的需求。
第四，擴大公民自由，體現團結互助。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社會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幾乎惠及所有的公民。從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會中下層階層對失業、疾病等風險的抵禦能力，有助於將個人從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來，從而擴大了公民個人自我設計、自我選擇的自由。另外，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特點就是把大量的財富從就業者方面向正在成長的一代和老一代進行再分配。儘管這種幫助是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出現的，但它至少也體現了一種“強制的”團結互助。
三、福利國家的弊端
第一，失業危機。實現充分就業是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一項核心政策，是國家能夠提供福利服務和收入轉付的先決條件，是福利國家得以維持的前提與基礎。只有就業才能創造福利，福利就是對就業者收入的一種扣除。失業大軍的存在使失業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業人群信心大減，造成福利國家的失業危機。過高的社會福利開支，最終將透過各種稅收轉為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的提高，必然影響產品的競爭力，這就使得原本熱情銳減的僱主儘量減少僱傭人數，致使社會中就業機會減少，隨之而來的是失業保障費用的增加，並形成失業保障和就業之間的惡性迴圈，所以，福利不但沒有成為消除失業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業的導因。
第二，財政危機。國家財政具有剛性，其規模可以不斷擴大，但要縮小已達規模，理論上可行，實行上極難，因為社會福利從一開始就是社會中各個利益集團政治交易的物件。當經濟高漲時，各利益集團致力於瓜分財政剩餘，而當經濟蕭條時，為了刺激經濟，又必須擴大政府的財政支出。各利益集團爭奪既得權益的行為，使政府的財政僵化。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發貨幣或發行赤字公債。前者將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後者將現在的負擔轉嫁給下一屆政府，使政府財政陷入兩難境地。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覆蓋面過廣，享受人數過多，費用也極度龐大，使得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數額巨大，引起財政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就這樣造成了。
第三，老齡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生率低，平均壽命延長，導致人口老齡化。人口老齡化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福利國家在養老金支付方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負擔。隨著二戰後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嬰兒正紛紛進入退休期，老齡化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產者的減少，使社會保險費率逐年上升，職工收入相對減少，對勞動者的熱情和消費起到抑制作用。再加上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過於全面的社會福利，一方面福利開支過大，另一方面，老年人死亡率大大下降，福利開支進一步加大。
第四，社會危機。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造成失業現象嚴重、普遍貧窮，突出表現為效益的失衡。高標準的福利是向企業和個人徵稅維持的，因此也就給企業造成了沉重負擔，同時，勞動力成本也居高不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足夠的競爭力。因而許多跨國公司不斷地將資本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這更進一步減少了福利國家的稅源，造成了更大的困難。這又成為福利國家的另一個怪圈，高額的福利支出要求有高額的稅收作為保證，而高額的稅收造成的資本轉移又減少了稅收總額，使高額福利支出難以為繼。
第五、觀念危機。由於福利制度給人們提供了比較全面的服務，一些人寧肯靠國家補助過日子也不願努力尋找工作，滋長了懶惰和不思進取的思想。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不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出於生存的需要，他們為較多的個人收入而努力工作，並注意改進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給，而激勵工人發奮工作的新的動機——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產生，於是形成了“動力的真空”，大家“多幹”、“少幹”差距不大，“少幹”、“不幹”無多大區別，失業者的收入有時不低於在業工人的收入，使許多失業者並不急於找工作。這種情況的存在和繼續，必然會使部分人產生過分依賴社會和國家的思想，造成一種不幹或少幹工作都照樣可以生活的社會觀念。從某種意義上，優厚的社會福利是一種“大鍋飯”，使許多人上進心理減退，不勞而獲思想增強，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階乞丐”。在某種程度上，情況恰如新自由主義所說的那樣：福利國家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種一觸即發的怨恨。
第六，制度危機。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論的全面推行，還導致制度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結構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類組織結構的一個常見問題，而結構的不合理是由於社會的保障制度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因而忽視了管理科學中的一個基本原理，即目標和標準的一致性。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嚴，還將導致福利詐騙行為嚴重，資金大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