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初，年僅4歲的光緒，剛剛被扶上皇帝寶座，北方很多地區便先後呈現出乾旱跡象。當年，京師和直隸地區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後，旱情加重，以直隸、山東、河南、山西為主要災區，北至遼寧、西至陝甘、南達蘇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廣袤旱區。受乾旱影響，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糧食等農作物全面歉收，產量減半，山東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東通志》稱該年全省“大旱，民飢”。大旱引發的饑荒，致使一些災民“飢則掠人食”，過境者往往失蹤，人們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遠行。

1877年，華北旱情急劇升級，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清廷奏報時稱：“晉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餘裡，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jìn)奇災，古所未見”，“詢之父老，鹹謂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

當時在山西，饑民為了活命，樹皮草根都已吃光。絕望的民眾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狀吃下，或掘觀音白泥充飢，結果，不數日間，泥性發脹，腹破腸裂。當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的時候，“人吃人”的慘劇便發生了。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記中記下了山西受災的慘狀：城門口旁邊堆放著被剝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屍，一個疊著一個，就好像在屠宰場看到的堆放死豬的樣子；另外一邊同樣堆放著一大堆女屍，衣服也全被剝光，這些衣服全被送到當鋪換取食物了。這一帶路上的樹都呈白色，從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樹皮全被剝光充作食物。

旱災的陰霾，同時籠罩在河南、陝西等省上空。許多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飢，踉蹌載道”。走投無路的饑民甚至鋌而走險，聚眾搶糧。他們打著“王法難犯，飢餓難當”的旗號，攔路搶劫，糧價因此又陡增十倍以上。直隸地區也有災民組成“砍刀會”，專門搶糧。

而在甘肅東部、四川北部以及山東地區，旱災同樣嚴重，以致“炊煙斷縷，雞犬絕聲，父棄其子，兄棄其弟，夫棄其妻，號哭於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舉家悄斃，成人相殘食，殣（餓死的人）殍不下數萬”。

到1878年，大旱持續已三年，因旱災帶來的各種人間慘劇，更為嚴重了。河南境內，僥倖活下來的饑民大多奄奄一息，連割人肉的力氣都沒有了，一些氣息猶存的災民，倒地之後被餓犬、野狼殘食。在直隸河間府，一些壯年饑民竟在領受賑濟的時候倒死在地上。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災害引發了瘟疫，河南幾乎十人九病，陝西“災後繼以疫癘，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達十之二三。

據不完全統計，從1876年到1879年，山東、山西、直隸、河南、陝西等地區，受旱災及饑荒嚴重影響的民眾人數，多達1.6億到2億，約佔當時全華人口的一半。直接死於饑荒和瘟疫的人數，約1300萬人，僅山西一省1600萬居民中，就死亡500萬人。

天災背後的人禍

“丁戊奇荒”為什麼會造成上千萬的人死於非命？考查一下清朝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不難發現，這場觸目驚心的大災害，既是天災，又為人禍。

自古以來，完善的倉儲制度和充足的糧食儲備是國家穩定的重要保證。與歷朝歷代一樣，清王朝也在各省、州、縣設定了糧倉，並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管理制度。但隨著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倉儲制度也漸趨衰敗。各級官吏非但沒有及時採買倉谷，反而藉機變賣、挪用、侵盜糧食。

1830年，戶部檢查全國糧倉儲備情況時發現，實存糧僅1400萬石，缺額達1800萬石。到1860年，全國只存523萬石了。無怪乎“丁戊奇荒”爆發之際，災區缺糧，不但無樹皮草根可採摘，“抑且無糧可購，哀鴻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餓死。

同時，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腹背受敵，內外交困，元氣大傷。僅鴉片戰爭就耗去了國庫存銀的3/4，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又至少耗掉4億多兩白銀，此外還有對列強的鉅額賠款和其他大小戰事的軍費，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國庫僅有6萬餘兩白銀。“丁戊奇荒”發生時，“海內窮困已極”、“內外庫儲俱竭”，儘管清政府多方籌措，仍捉襟見肘。所籌賑款中，屬於部撥、協撥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萬兩，不足全部賑款的三分之一。

而時局的動盪，更使得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曾國藩就曾說:“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曆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 頻繁的戰火、社會的破壞、生態的惡化，嚴重削弱了清廷和民眾抗擊災害的能力。

另外，為了增加賦稅和財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許並鼓勵民眾種植鴉片。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迫使清政府解除鴉片禁令，使鴉片貿易合法化。自19世紀60年代起，西方每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有5.6萬擔，中國白銀為此大量外流。李鴻章等人於是提議：“洋藥不能禁其來”，不如“開洋藥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種自產鴉片的方式與洋人抗衡。幾年後，全國各省幾乎都有鴉片種植，山西、河南、山東等重災區更是生產鴉片的重要基地。

以山西為例，1877年，山西耕地面積約為530萬畝（當時全國耕地約8億畝），其中60萬畝種植了鴉片。山西巡撫曾國荃後來曾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因為種植鴉片不僅侵佔良田和勞力，造成糧食不足，而且誘使相當部分農民自種自吸食，影響了健康和勞動能力。繼任山西巡撫張之洞也指出：“垣曲（山西運城境內）產煙最多，餓斃者亦最多。”

災民被逼“走西口”、“闖關東”

這次西南大旱，迫使大批返鄉農民工逃離家園，再次進城謀生。與此相對應的是，“丁戊奇荒”也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上大規模的災民遷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闖關東”最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離鄉北上長城口外的蒙古，另謀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晉北地區最為突出。山西北部向來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生存環境惡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謠，便是當時社會狀況的寫照。每遇災歉，人們不得不流離失所。

這些從災荒中遠走他鄉的逃難人，將晉文化帶到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當地的遊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口外蒙古地區傳統單一的遊牧社會，逐漸演變為旗縣雙立、農耕並舉的多元形態。

與山西類似，受“丁戊奇荒”影響，無以為生的山東饑民，大量外出逃荒，紛紛“闖關東”，以致出現了大規模的流民潮。他們拋棄家園，逃至產糧較豐的東北奉錦一帶，那裡土地肥沃，人煙稀少，且與山東僅一海之隔，乘船當日可至，因此“闖關東”對山東災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東而投奔他鄉者已有300萬人。

總得來說，還是國家集弱，外有列強 內有腐敗政府。受苦的還是萬千百姓。

丁戊年，餓殍遍野，細思極恐。丁戊年，正是清睌年的光緒年間。清政府的慈禧太后臨死之前還在與袁世凱構結搞宮廷鬥爭，謀殺了光緒皇帝。

我們從歷史上來論定，清兵入關，謀求的就是統治階級的驕恥橫淫，對民間的疾苦沒有過多的關心。

這次餓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清政府接連兩次對英法的雅片戰爭，賠款達：第一《廣州和約》賠被毀雅片600萬銀元，300萬銀元為商務賠償。1200萬銀元為戰爭賠償。合計2100萬銀元，分4年還清，計息5%。

第二次雅片戰爭的《北京條約》清政府賠款1600萬銀元。

這樣一來，清政府國庫就是空庫，加上官宦腐敗，國家沒了錢又如何對待民生。

清政府晚年，由於雅片對國民的禍害，導致了農民大量種植罌粟，糧食種植就或略了。這本身就是悲哀！

丁戊年，山西遭遇了極大的乾旱，農作物顆粒無收，而地方官員聲稱的中央救災遲遲到達不了，其實，中央又有什麼能力去救災呢？因此，遭災民眾達到了1億之多。於是災民向有水的地區大量遷徒。災民沿待把樹皮都啃光了，所說1000萬餓殍只是一個保守的資料。

提問的1000萬災民就是在這樣外侮內爛的格局中發生的。一個腐敗的政府又能怎樣去拯救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