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荒馬亂受苦的都是平民百姓

風流名士多是世家貴族

他們多與統治者意見不合

所以不願為官

整日作樂消磨時間

簡單談一下理解，魏晉南北朝多名士的原因，有幾個：政權施政嚴苛，選官制度以及思想層面價值觀變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曹魏到西晉，西晉到東晉，以及五胡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的頻繁更替當中，涉及到新朝試圖掩蓋自身的僭越，往往施行的便是嚴苛統治。

如司馬氏取代曹魏的過程當中，司馬氏就對天下名士進行控制，如嵇康那般不對司馬氏屈從的名士便被抹殺。

在這種嚴苛控制的形勢下，讓文人試圖遠離朝政，如同漢末黨錮之禍後，文人脫離朝廷那般，魏晉時期的名士逐漸寄情山水。

因為需要戒備如孔融、嵇康的下場，魏晉名士多清談。所謂清談就多“言之無物”，不涉及具體國事，以免被當時當權者忌憚。

其實魏晉名士也是要看出身的，如果不是出身名門，也很難融入名士圈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跟魏晉實施的選官制度——九品中正制有著很大關係。

九品中正制發展到後期，成為門閥士族子弟出仕工具，造成了士族子弟多做清官，在任不做實事，只會遊山玩水、清談飲酒的局面。而這批人，正是魏晉名士的主體。

從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後，文士集團逐漸脫離中樞，開始把精力轉向自己的家族傳承。在家學培養，門閥地位提升等方面的努力，讓文士集團成為魏晉之後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門閥力量。

而門閥士族與皇權的結合加強，門閥士族的影響增加，讓門閥子弟成為那批狂放不羈的名士。

在哲學層面上的思考，本人實在是才疏學淺，不便過多思考。僅從魏晉幾個代表性的名士身上，可以對於當時魏晉多名士的現象，進行窺探。

何晏、王弼、嵇康、向秀等人，在價值觀上的思考和轉變，成為魏晉時期思想層面發展的代表。

對於之前儒學思想下的價值觀，到解讀老莊，引發內心思考和思想轉變，成為魏晉時期思想主流。

魏晉時期發展出來的，對於內心的思考，以及對於山水本身的欣賞，都是魏晉時期名士思想區別於過往的體現。

由政權更迭頻繁的特殊歷史時期，造就了當時文人特殊的生存狀況，以至於引發內心對於思想和價值的思考，從而成就了魏晉多名士的局面。

總而言之，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時代混亂，但多名士的原因，離不開當時政局的混亂，文人處境和文人內心變化等因素。

魏晉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新興門閥士夫階層社會生存處境極為險惡，同時其人格思想行為又極為自信風流瀟灑、不滯於物、不拘禮節。士人們多獨立特行，又頗喜雅集。正是在這個時代，士大夫們創造了影響後世的文人書法標杆，奉獻了令人模範景仰的書聖，“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禮法，常聚於林中喝酒縱歌，清靜無為，灑脫倜儻，他們代表的“魏晉風度”得到後來許多知識分子的讚賞。

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說新語》可以說是魏晉風度的集中記錄。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後世景仰。

魏晉風度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吏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麼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於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裡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蝨，因而“捫蝨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計程車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並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如今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是一脈相承的。而如今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個性上，又和魏晉風度的美學觀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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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風度 （清談之風)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王夫之說這話時，一眼就看出曹操為兒子曹丕、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在知識分子中各殺了一隻駭“猴”的“雞”。魏晉文壇，便沒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晉風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風采。

爭勢篡位，司馬氏父子殺“雞”要來得更為爽利，司馬懿宰了何晏，司馬師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斷了兩根弦。至於前前後後而遭殞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澤厚、餘秋雨都曾列過清單加以追悼。原來篡位者竟是這麼振振有詞，原來殺人者真是這般有恃無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壓抑的恐怖，致使魏晉文人一邊精心避禍，一邊強行理解，倉猝之間行為乖張，出現了種種獨特的風度。

清談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詞最初使用於東漢末年，可見當時的文人對著名的東漢宦禍是何等的同仇敵愾，這種傳統也使魏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不文人相輕的時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頭把交椅孔融就是死於多嘴，於是正始名士轉而清談不涉及時事的老莊哲學，何晏、王弼還以“無”字對宇宙的追問開闢了本體論的哲學天地。但何晏是不該帶頭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隨後竹林七賢接班清談，且一齊喝酒，嵇康還獨個兒堅決吃藥，結果被魯迅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加夏侯玄在內吃藥的三個都被殺，只喝酒的阮籍混過去了。

竊想，藥使人死，酒使人活，無非因為藥越吃越筆挺，酒越喝越搖晃，正的都得殺，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紙黑字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不與司馬氏談婚論嫁是因為連續醉了兩個月：正的殺以示嚴厲，歪的留以示寬宏，司馬昭的兩手，不亞於曹阿瞞的兩手。精通文史哲、會耕地施肥、開處方、打鐵的嵇康，就這樣彈完了人世間最後一曲《廣陵散》。第四代清談核心是謝安。倘若說，起初阮籍們是為了避政治而清談，那麼清談愛好者發展到晉簡文帝后，清談反而相當於現代的文憑吃香了，成了晉人攀升的依據，著名的王導謝安就是因為清談而成名而當官的。

當然，滿肚子淝水戰略的謝安是一貫抵制“清談誤國”的說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談名士本質上是更為務實的。魏晉風度的極致，是陶淵明提出桃花源的設想。知識分子是社會上信仰最為虔誠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們放浪形骸，他們骨子裡也不敢忘掉憂國，陶淵明“歸去來兮”最後還是充滿政治熱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結。

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範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藥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藥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