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秦國就繞不開商鞅變法，要講變法我們就必須提到當時的時代背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春秋時代的爭霸戰爭轉變成了戰國時的兼併戰爭。戰爭關係到了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那時的變法改革都是圍繞著“富國強兵”來展開的，而商鞅的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

首先是“富國”。

古代社會國家最主要的資源就是土地和人口。因此商鞅廢除“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開阡陌，鼓勵開墾荒地。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徭役、敷役。為增加人口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強制分家，禁止私鬥。

其次是“強兵”。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社會得到極大發展，逐漸成為戰國七雄最強大的國家，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變法，其實有兩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廢除奴隸制，把貴族由原來的奴隸主變成地主。奴隸變成農民。

另一方面，是實行戰時經濟制度。人力物力全部服務於戰爭，新法其實是一部戰爭臨時法。

商鞅變法強制性的把社會上的所有人和所有物資，都用來進行戰爭。他為了把人都綁在秦國戰車上，廢除了貴族世襲制。

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貴族平民都一樣。如果是平民，只要耕田或者打仗立了功。那你就是富有高貴的貴族。

商鞅對窮人和貴族都是苛刻的，稍有不慎就受罰。只是窮人本來就是一無所有，因為變法還有了出路，自然就無話可說了。

打仗時，國家要費錢糧。仗打完了，要用財富和地位獎勵有功的人。所以，國家要把原屬於貴族的一切資源拿在手裡。正是資源集中於國家之手，秦國才能打造強大的軍隊。

痛苦的是貴族，時代過著高貴富足的生活，突然就什麼都沒有了。貴族當然是不願意的，對新法進行拼命的抵抗。

好在變法時秦國本就弱小貧窮，再加上被魏國奪走了河西。相對東方六國，秦國貴族其實已經很弱小了。這也是諸侯當中，只有秦國能徹底變法的原因。

商鞅變法就像傳說中的葵花寶典，能讓人變得無敵，但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商鞅本人，也因變法而被車裂。

公元前356年秦國變法，公元前207年秦亡，這一百多年內，秦就一直處在血雨腥風的戰爭之中。不是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國內貴族的反抗被商鞅鎮壓後，就開始以強兵東出。真的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直至滅掉六國，建立秦朝，又南征百越，北擊匈奴。

然而過於窮兵黷武的秦，遭到人們的反抗，在義軍的打擊下滅亡了。

商鞅變法居功至偉，是偉大的，成就了秦的輝煌，實現了華夏的一統。商鞅變法也是有缺陷的，因為它本質上是適用於戰爭的，避免不了苛刻殘酷的屬性。（圖片源於網路）

毛主席曾說，“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的改革影響後世兩年餘年，對中國傳統政治經濟有著決定性影響。

商鞅對世族和富農採取輕罪重罰的原因，與商鞅變法的指導思想有關。

商鞅採取認為君主專制，才能令國家組織高效運轉，而世族作為權貴階層，也有著權力的渴望，嚴重影響著皇權的專一，因此對世族必須進行打壓。

富農在地方上經濟實力強，如果放任不管，一旦做大做強很難被朝廷約束，影響基層統治穩定。

任何一項改革的推進，都是需要財力作為行政資本，打壓世族和富農直接剝奪他們的財富，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完成財力積累，但最關鍵的仍然是消除統治隱患。

也由於商鞅得罪了很對貴族和權貴集團，商鞅的結局很是慘烈，被處以極刑而亡。

秦國自決定讓商鞅推行變法之後，就在改變古老的土地分配製度。這是一次徹底的下層經濟體制的革命，也是適應了當時快速增長的人口以及生產力發展的需求，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為了秦國“變法強國”的需求。

單說商鞅變法一個在經濟上的舉措，廢除井田制，允許土地的私有和自由買賣，這讓農民在土地的所有權上做了顛覆性的變更。並且開墾荒田，即所謂的開阡陌。並且獎勵耕織，就是說你如果家中勞動力富足，可以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丁很多，如果每年超過了規定的生產標準，是可以得到國家的獎勵，這也極大提高了農民耕作的積極性。當然如果勞動力不足、家中會個織布女紅，也可以上繳布料，獲得獎賞。

當然做這些是為了什麼，眾所周知、戰國時期是一個風雲變幻，吞併激烈的時代。國家之間的土地兼併越演越烈，甚至出現了大國兼併小國，強國兼併弱國的情況。所以展開軍備競賽就成為了國家間的主要任務，而首當其衝需要進行原始積累的，就是糧食，而頭一個要發展的，就是農業生產。

一切有為法，一切也有為情。隨著秦國實施商鞅變法之後，對農業的重視力度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戶口，成為了秦國是否能進行變法成功的晴雨表。所以在罪責面前，是可以進行寬大處理的，所謂特殊時期特殊政策。富農雖然有罪，但不論罪，只重罰，這就是秦國向所有農民階層發出的友好訊號，所以才能保證商鞅變法能夠有效地實施到最底層，也就能保證秦國不會在戰國時代因為國家實力積貧積弱而被吞併。

《商君書》談耕戰,重點往往還不在於怎樣直接提高糧食的產量和軍隊的戰鬥力,而是在談農夫和士兵之外,其他一切各色人等,都是消滅的物件。

變法首要的打擊物件,當然是貴族。著名的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就是你再是國君的親成,如果你沒有在戰場上立功,這個身份是得不到承認的。這是逼貴族和平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更根本的政策如推行縣制,越發擺明了就是國君要加強自己對地方的控制,而取消貴族被封建的特權。

可以想象,對這一類新規定貴族怨氣很大,但平民是開心的。看貴族一個個被鬥翻在地,這種快感是如此強烈,使得絕大多數人忽視了事情的另一面: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也在迅速萎縮之中。

同時,哪些平民也應該是打擊物件,商鞅心中有一本很明晰的賬。

首先是商人,就是要打擊平民中較富有的人。

《墾令篇》講了二十條調動農民墾荒積極性的方案,其中第五、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條,這七條全是講怎麼打擊第三產業的。具體措施包括禁止糧食買賣,禁止奢侈品流通,取締私營的旅店賓館,提高酒肉價格(讓大多數人消費不起從而逼賣酒肉的商人關門),提高關稅和交易稅,以及加重商人的人頭稅和勞役,等等。

其次是儒生和士,就是平民中較有文化或才智的人。“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商鞅認為凡此種種,都是國家的蛀蟲。“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家有了這路人,君主就找不到可以用來打仗的人了,國家必然逐步削弱以至於滅亡。

最後是良民,就是任何具有一般倫理道德感的人。商鞅斷言“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從重視耕戰的角度看,除了打擊良民稍難理解外,要打擊商人和儒生、說客,都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這幫人自己固然是不種地的,而且一且他們混得風光了,會導致原來老老實實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人心浮動,盤算著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走這條路。動動嘴皮子就高官厚祿,怎麼看都比在沙場上一刀一槍的搏命來得便捷。所謂：

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惠辯者一人焉,千人皆息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皆息於農戰矣。

其中,外國來的說客尤其是個問題。戶籍制度要把秦民繫結在土地上專心種地,但如果不斷有外華人進入,讓人民知道,秦國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生活。那麼不管是函谷關還是柏林牆,恐怕都擋不住移民傾向,繫結效果,一定大為削弱。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對耕戰重視到這個地步呢?人山東六國沒打擊這些,也沒聽說生活質量就下降了。相反,有些地方還以富庶和文明而著稱。

答案很簡單,商鞅本來就意不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他最關心的是什麼樣的人最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