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尋求新的從政之路，宣揚自己的學說，孔子從他的故鄉出發，和他的弟子們開始了為期十四年的周遊列國之旅。他拜訪了七十餘位封君，卻沒遇到賞識他的君主，最後只能悲壯而歸。

就才學和修養而言，孔子是一位大賢人大聖人。他的學說和主張在漢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一直影響到今天。可是孔子為什麼一生沒有遇到賞識他、重用他伯樂呢？因為他的仁政主張只有在和平時期才能行得通。春秋時期，各國都在爭土地，只有透過戰爭才能搶得到土地，大魚吃小魚，誰願意去實施仁政？

孔子和他的弟子們雖然四處碰壁，屢遭嘲笑，歷經艱險，卻堅定信念，毫不動搖。當困於陳蔡時，弟子們又餓又病，孔子依然講學論道。子路憤憤然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其信念之堅決，令人讚歎！

春秋時期，大國欺負小國，小國要發展自強，各個國家急於發展軍事和經濟。所以不能說“孔子是伯樂，一生沒有發現千里馬”，只能說孔子的學說在戰亂紛爭的時代，沒有適合培育的土壤罷了。

孔子遇不到伯樂的！

孔子永遠不知道上位者需要的究竟是什麼？

不是仁義道德，而是土地，是銀子，是糧食，是人口，是結實的刀劍，是健壯的馬匹，是在一年甚至在數個月之內可能入袋為安的各種利益。

所以，張儀、蘇秦、李斯、張良、郭嘉、陳平、賈翊、諸葛亮他們如果願意，都會遇到伯樂，並且不止會遇到一個。

因為，他們給我的，是我迫切需要的！

孔子不行！

亂世之中，誰會稀罕他的“唯德論”？

孔子自己也不是伯樂，他一方面說“因材施教”，可是偏偏要求所有的弟子都是君子。他的弟子之中有學者顏回，有外交天才冉耕，有政治達人子貢，有理財高手冉求，太多太多的千里馬。可實際上，孔子並未給這些弟子提供更好的施展才華的平臺，除非到了危急關頭。

修身，修德，修到最後，死的死，亡的亡。

相比而言，荀子就較為高明，本身是儒家派系的一支，弟子卻實行“放養”，李斯和韓非不都是他的弟子麼？

而一代傳奇鬼谷子更是如此，所以弟子均以為入世為要。

學以致用，如果所學不能致用，所長不能發揮。那麼，這個伯樂應當不是合格的伯樂。

亂世無儒，如果孔子生活在秦末，漢末，隋末，唐末都不會有什麼不同，都是被高高掛起，然後輕輕放下。

哪怕是太平盛世，孔子也不會遇到伯樂，因為隨便一個小人獻一出美人計，就可以逼得孔子辭官不做。

這種一氣就走的聖人，要之何用？

回家著書吧！

聖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著書！

孔子既非伯樂，更非千里馬。

為何說孔子非伯樂。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這成材率，放今天都不算合格的人民教師，當然，他辦的是公務員培訓班，本身就是官迷們的老師，並非人民的教師。

孔子教學過程中，經常自相矛盾。

孔子並未著書立說搞科研，放現在連個副高階職稱都評不上。平時只給弟子演演吃人的禮教，講講瞎編的道理，後由弟子們加上自己的智慧編輯成《論語》。

孔子親自動了筆的，也就是傳說中他曾整理《詩經》和《春秋》。但孔孟儒家學說加一起，不如陳勝吳廣一句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在《論語》中只看到一些蹩腳的心靈雞湯，並無高深思想，更別提科學技術。

儒教就是中國的武士道。孔子思想的精髓就是禮，類似於印度教的種姓制度。

孔子一生跑官要官，實在是無官可做才不得不開培訓班，並非是他熱愛教師這個行業。但他的水平和行為往往又被學生打臉：

佛肸在中牟反叛後叫孔子去做官，孔子很想去。仲由攔住老師問：“以前我聽老師說過，親自做壞事的人那裡，君子是不會去的。佛肸是一個犯上作亂的人，你為什麼還要去呢？”孔子空洞的狡辯一番後，連自己也不好意思，終於沒臉去——去了學生就會懷疑自己，要是官也當不好，學費也沒得收了，以後還怎麼混？孔老二的經濟賬管得清著呢！

孔子自己在母喪期間想去參加季氏的酒宴，被陽虎攔住了。和他所堅持父母去世需要守孝三年是完全矛盾的。學生宰我說三年之喪也太長了——你看老師你經常要我們維護禮樂，可我們三年都要披麻戴孝，什麼事都不能幹，那誰去維護禮樂呢？這樣下去不是禮崩樂壞了嗎？所以要我看守上一年就可以。孔子無言以對，只好背後罵宰我是小人。

這樣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當面不說，背後亂說的人，道德品行惡劣，簡直就是個人渣；

背後罵學生小人，詛咒學生不得好死，這樣的人怎麼配稱老師？更不用說什麼萬世師表！

這樣教師，這樣的成材率，怎麼能說他是伯樂？

至於不是千里馬，更容易理解了。孔子生逢其時，各國君主都在大力招才，可他一生跑官要官，也沒受重用，那麼多君主，尤其稱霸的國家，沒一個伯樂？那為什麼管仲、晏嬰、商鞅……他們受重用了？

自己不行，就別怪天怪地。

後來董仲舒為什麼能遇漢武帝？把孔儒思想來了個徹底大改進，所以儒教才上位了。光靠孔子那張嘴，屁事也幹不成

唐代大文學家韓愈的一篇千古名文《馬說》，道出了這個世界的殘酷真相，“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而且，這千里馬和伯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只有千里馬，如無賞識自己的伯樂，縱使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可能被嚴峻的現實所埋沒，平凡的默默地度過一生。

但是總有例外，比如孔子，俗語有云：“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孔夫子雖然在政治上失勢，卻在教育上名留千古，成為了萬師之表，受世人敬仰。

孔子是至聖先師，更是一位伯樂，當時“三千徒眾立，七十二賢人”有3000名弟子，比較出名的有72賢人，這是任何一位古人都無法達到的成就，就是放在現在，也沒有哪位老師可以教育出這麼多名人。

孔子既是一位經師（傳授知識），又是一位人師（傳授做人），正所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孔子的弟子中比較出名的有子貢、顏回、子路、冉求、子淵等。

子貢複姓端木，春秋末年衛華人，“受業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意思說是一位可以但當大任的人。

子貢在學問、政績、理財經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現有目共睹，故其名聲地位扶搖直上，甚至超過了他的老師孔子。

當時魯國的大夫孫武就公開在朝廷說：“子貢賢於仲尼”。

魯國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孫武叔的話轉告了子貢，但子貢謙遜地說：

“譬諸宮牆，賜(子貢)之牆也及肩；窺見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手之雲，不亦宜乎?

意思是說：”自己的那點學問本領，好比矮牆屋裡面的一般傢俱，誰都能看得見，但孔子的涵養本領，則好比數丈高牆之內的祭祀用的珍貴寶物，不進入門內是看不見的，何況一般的人連門都找不到，正因如此，諸位才有這樣，不正確的看法。“

司馬遷作為有遠見卓識的史學家，他在《史記》中甚至認為孔子的名聲之所以能夠名滿天下，儒學之所以能成為當時的顯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子貢推動的緣故。

他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七十子之徒賜(子貢)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佈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執而益彰乎?”

遙想子貢當年“常相魯、衛”，出使列國，各國待之以上賓，其地位顯赫一時，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齒的好口才；

每到一處在完成使命之後，每每要附帶宣講其老師孔子的一套理論和主張，儘管孔子的那些理論主張與當時“禮崩樂壞”的時代有些格格不入，但看在子貢的面上，總要聽一聽，這在客觀上就推銷了孔子及儒家。

使儒學成為顯學，孔子的名聲滿天下，實與得“執”子貢這位千里馬弟子有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