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識字的人少，所以狀師寫狀紙，收狀師筆墨費。沒有十足把握打贏官司的，會請狀師堂下代言，收狀師代言費。

自己有理有據的，自己會寫文書的，就不需要狀師了。

打官司流程，是不收費的。

而且，都是敞開衙門大門，公開審理。

民告官，擊鼓鳴冤，按流程先挨足夠數目板子，堂上再收狀紙。

古代衙門是“財政”撥款，縣官拿的是皇上的俸祿，按理說審理案子是其應盡的職責，打官司不應當收費。這在一些古書、古戲中都可看到這方面的例項。當時大堂外放有一面大鼓，告狀人只需“鳴冤擊鼓”，縣太爺就得坐堂“上班”。但是，告狀一定得有“狀紙”（也就是“起訴書”），否則老爺是不予受理。

但是別以為交了訴訟費，就可以有處申冤，打官司你還滿足以下這些條件。

1、訴狀，這是打官司必須提交的書面材料，但是由於在封建社會，識文斷字的人比較稀缺，而且訴狀又有比較嚴格的格式要求，對於一般百姓來說，找人代寫訴狀是一項必須的支出。

2、律師費，律師這個職業在古代叫做“訟師”，這個職業出現的非常早，春秋時期鄧析就曾替人打官司，收取一些衣物作為報酬。《呂氏春秋》中記載：鄧析“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當然“訟師”並不是必要花費，但是古代很多人不懂法律，沒有訟師難免被動。

3、訴訟有諸多限制，比如民告官，子女告父母，等一般都是不予受理的。

4、最後還有一點，古代在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所以打官司怎麼可能不收費呢。

在南宋，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兩次訴訟不勝要罰交稅款，獲勝也要交歡喜稅錢”，意思是說老百姓找衙門打官司，輸了要納稅，贏了也要納稅，像這種明顯很無理的收稅行為，南宋政府是腫麼想的呢？

南宋的“息訟”原則

據悉，南宋政府的此種行為應該跟“息訟”這個司法原則有關。什麼叫“息訟”呢？就是最好讓老百姓別打官司。其實，中國古代各朝政府都非常不待見百姓打官司這種行為，為毛不待見呢？原因之一大概是官府圖省事、減少運作成本；之二是想營造和諧的社會氣氛。

從以上兩點考慮，南宋朝廷從源頭上就開始對百姓打官司進行預防，如《紹興敕》規定：“諸聚集生徒教辭訟文書，杖一百，許人告；再犯者不以赦前後，鄰州編管；從學者杖八十”。意思是說，嚴禁有人向老百姓教授辭訟腫麼寫，一旦教授人被抓到，杖一百；學的人杖八十。這一招夠損的，沒有人教，那老百姓不知道訴訟狀該怎麼寫，也就不知道怎麼打官司，那自然就不會麻煩官府。

可這一招管用嗎？不管用。因為古代官員不光是民之父母，還是道德楷模，老百姓早就知道“有事兒找衙門”。由於這一點不管用，南宋某些地方政府就想出了第二招——讓手底下的人對官司雙方進行分別遊說，勸他們別去衙門，最好私底下解決，但這個招兒也不是每次都好使，碰到個特執著的，那這招基本就歇菜了。於是，南宋政府又想出第三招：“繁苛法律，官不能遍睹”，這是讓審案子的法官老爺不要完全熟悉法律條文，不熟悉就不能順利斷案，老百姓自然就不再打官司了。孰料這一招還是不管用，許多官員審案子並不完全依法，他們不必熟讀法律條文，也能找到判決的依據，即採取“三分依法、七分情理”的司法實踐。

舉個案例來看看這些法官老爺是如何在不依據法律條文來判案子的，據《勉齋集》記載：劉某有三子——拱辰（妻郭氏所生）、拱禮、拱武（妾所生）。劉某夫婦死後，兄弟分產，拱辰將郭氏隨嫁田佔為己有，不分與二弟。事經十六年，拱辰亦死，拱禮、拱武訴拱辰之子，要求分郭氏田。案件先後經過縣、州、監司三級共七位官員審理、判決，由於官員們不太熟悉法律條文，最後形成三種結果：鄭知縣、提刑司籤廳認為拱禮、拱武不當分田；吉州司法、知錄判由三子均分；韓知縣、趙安撫則以為應分為兩份，拱辰家得一，拱禮、拱武共分一份。之所以形成三則判決，多半因為這些官員沒有依據法律規範來。

“息訟”採取的手段

南宋朝廷為了達到“息訟”這一目的，就想到了打官司收稅，具體來說，就是你打官司可以，但如果兩次裁決你都輸了，對不起，請交稅，權當懲罰你的“訴訟之過”，誰讓你明知無理還打官司浪費公帑呢？如果你官司打贏了，你高興了，歡喜了，可衙門上上下下辦案子、審案子很辛苦，高興不起來，對不起，你還得交稅，讓衙門也高興高興。這樣一來，老百姓可真不敢隨便找衙門說理了，政府的“息訟”目的也基本就達到了。

自宋寧宗以後，各地民訟案子銳減，而民間鬥毆甚至群毆事例則驟增，當時有人評價這一現象說：“失在官府，適以起爭。”知道那句“自古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形成於何時嗎？恐怕就形成於南宋的“息訟”。

打官司也叫“訴訟”，是自古國家化解矛盾糾紛、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一種有效手段。

訴訟經過歷朝歷代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自西周時期已經有了具體的規定，訟即以財貨相告，就是古代民事訴訟；獄即以罪名相告，就是古代刑事訴訟。

訴訟形式主要有:輕微的案件以口頭起訴即可，重大案件則須提交書狀，民事案件書狀稱“傅別”，刑事案件書狀稱“劑”。

古代訴訟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古人還是不怎麼贊成訴訟的。《易經》雲：“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兇。”意思是在訴訟中即使贏了，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古代訴訟官府是要收費的。起訴須交納訴訟費,民事訴訟雙方須交納“束矢”(一百支箭)，刑事訴訟雙方須交納“鈞金”(三十斤銅)，如不交納則被認定“自服不直”，或不予受理，或判以敗訴。

古代時，無論在中外，基本都遵循了打官司要收費的原則，至今也不例外。

歷史學家解釋這一現象時，經常使用的是階級壓迫。比如在中國的元代，很大一部分的官員俸祿，就來自民間打官司收費。在《竇娥冤》一書中，判案的官家就曾說：你們就是我的衣食父母。這裡說的衣食父母，可不是現代意義的納稅人，而是打官司要付費用的說辭。

在歐洲也一樣，很多人在做一個城邦的領主時，這個領主是沒權利收稅的，就靠民間打官司，領主來做個裁判者，來收取點司法管理費。因為這樣的裁決，經常會受到金錢賄賂的影響，所以歐洲人經常選當地最富裕的家族，來擔任城邦領主，至於效果如何，大家自己想象吧。

輪到經濟學家解釋打官司時，政府要收費這一現象時。他們經常會改用成本原則來推理。鼓吹打官司一定要收費，否則司法工具就會被濫用，導致增加社會成本。所以在古代的很多朝代，都不太鼓勵民間打官司，儘量相互和解為佳。為了不濫用司法制度，在中國的很多朝代，都設定了官府調解制度。就在官衙後面，另外設定了一個調解庭。

在中國古代縣衙，大堂上掛的是“明鏡高懸”，大堂後面做調解的場地，還有一塊匾，寫的是“天理人情法度”。

中國古代的衙門，收費高不說，審案件的效率是很糟糕的，滕子京為了修岳陽樓，發出一個告示，說若有民間的欠款，借款人回收又無望的，可以把欠條贈送給官府，回收後所得也歸官府。社會上一下子就給官府贈送了好多欠條，滕子京把這些欠款回收後，就蓋起了岳陽樓。

滕子京騰大人，才沒空去審理欠款案呢！

俗話說，衙門口，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司法和執法也是需要成本的，在現代，也是一樣。國家可以支付工作人員的工資，但是，民事訴訟的辦公經費從何而來？民事訴訟涉及民事賠償，通俗一點講，這種案件沒有誰是絕對的觸犯刑法。觸犯刑法的屬於國家公訴案件，依法可以採取強制措施。但是，民事訴訟和案件，一般不會涉及到司法強制措施。當然了刑事附帶民事案除外，法律也是有司法成本的。而且還不便宜，在古代同樣的道理，而且在古代只有官員才是國家的公務員，其他人員是吏不是官員，屬於地方衙門自己聘用人員。所以工資等開銷都由所在部門負責。這個更加加重了司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