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純粹王道外交的特點是憑藉雄厚國力，大力從事不計成本與不惜代價的睦鄰外交活動，積極致力於建立與維護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天朝禮治體系”

明朝外交

在中外關係史和海外貿易史上，明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朝代，它有著不同於以往的朝貢體制和貿易體制，因而也衍生出了不同於以往朝代的對外貿易管理機構。明朝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此時的中外交往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之後，以恢復華夏“正統”為己任，認為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是明王朝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保證，從而制定了睦鄰友好的外交政策和“厚往薄來”的外貿

基本資訊

明朝(公元1368-1644年)的對外交往活動頻繁，在貿易制度的制定上，為滿足經濟交流的實際需要，真誠歡迎各國前來貿易。對於外來船隻帶來的貨物，除了官府進行政府採購之外，也允許民間透過固定的集市進行交易。另一方面，明朝也主動派遣使團到鄰近各國訪問。東到日本、高麗，西到波斯灣、紅海一帶，北到蒙古大漠，南到南洋諸島，中國的豐饒富足、強盛的國力對這些地區都產生了巨大影響。[1]

明朝立國之後，以恢復華夏正統為己任，一改元朝威服天下的政策，奉行“以德睦鄰和諧周邊”的外交政策，修復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大量的外交使節奉命出使,他們跋山涉水、受盡磨難，為明朝外交的盛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其中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外交使節，如永樂時期多次下西洋的鄭和，五次出使西域的陳誠等等。研究明朝的外交史，外交使節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對了解明朝的對外政策以及與周邊國家的交往情況都有很大幫助。[2]

明朝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我們把林則徐，魏源看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實比他們早兩個世紀，徐光啟等一大批明朝知識分子已經把視野轉向世界，並且認識到中國以後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西方列強。徐光啟說：“今之建賊，果化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則今之閩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說，雖然那時關外的建州滿人雖然是明朝的大敵，但象徐光啟、崇禎皇帝那樣的人已經知道西方將是中國更兇惡的敵人，因此在內憂外患之中還不忘加緊引進西方科技。 [3]

明朝，華人不僅走了出去，而且還獨佔中國近海以及東南亞的海上霸權，確保了祖國的海上安全。更為關鍵的是，由於我們不僅沒有關上國門，而且還走了出去，這樣使我們的航海與軍事技術都始終

“純粹王道”外交的內涵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國利益為主要目的，而以仁義道德的實現為最大目標，道德並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

中國古代戰略文化與外交思想應一分為三，即以孟子為代表的“純粹王道”、以荀子為代表的“務實王道””、以韓非子為代表的“霸道”。

“務實王道”外交的內涵是：外交以維護與追求本國利益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國利益同時兼顧道義原則，反對濫用武力，儘量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霸道”外交的內涵則是：迷信武力與唯利是圖，只顧本國利益，以爭奪霸權與取得霸主地位為外交的最大目的，仁義道德至多隻是外交工具而已。

在中國古代外交史上，務實王道占主導地位的時間最長，包括兩漢、唐及清朝（1840年前）；純粹王道占主導地位的時間為第二長，包括兩宋與明朝，鄭和下西洋就屬於純粹王道；霸道外交只在秦、隋、元三朝佔主導位置。

明代的外交政策，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純粹是農耕文明時期的封閉思維的產物。

首先，拋棄了宋元以來中國強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改國際貿易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為以朝貢關係為基礎的國際關係體系。導致至少在明朝前中期，中國在國際上與各國之間的貿易及金融往來全面中斷，完全取消了市場經濟。取而代之的是各國進貢，朝廷封賞，這種落後的類似於物物交換的原始交易模式。這是歷史的大倒退。

其次，在朝貢關係體系中，明朝朝廷確實是以道德為目標，而非獲利為目的。類似於輸出XX思想，而不在乎是否在經濟上有利，因此，一般來說，封賞的貨品價值大大高於各國朝貢商品，在這種物物交換中，明朝以大國身份而處於被動的，被剝削的地位，導致了財政惡化。在張居正為內閣大學士時，朝廷連官員的工資都發不出，只得用各國朝貢的物品代替。

其三，各國由於朝貢獲利較大，不斷地擴大朝貢物品數量規模，以獲取更大收益，進一步惡化明朝財政。在後來不得不限制各國朝貢規模，卻因此引發了一系列國際問題。明朝朝廷不探究原因，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問題得不到解決，更是導致國內問題叢生。

其四，在浙江，福建等人多地少，特別是原張士誠統治的吳中地區，由於明初對該地區的懲罰性賦稅，人民無法透過土地維生，只能透過做生意才能夠生存。朝貢體系取消市場經濟，導致這部分人民只好出海當海盜，這也是倭寇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

因此，這種外交政策，在自己人看來，是天朝上國的大方大氣，在其他人看來，是錢多人傻。

所謂的純粹王道外交，指的是不考慮國家經濟利益，純粹以王道仁義的標準來指導外交活動。

說明朝推行純粹的王道外交，其實是不準確的，事實上不論是對待東南亞諸國，還是蒙古，北韓，日本，明朝絕大多數都採用的是封貢的手段。

圖：明朝疆域圖

很多朋友覺得，所謂封貢，就是一些藩屬國，以較小的代價入貢大明，換走大量的賞賜，明朝得到的無非就是一種虛無流於表面的“臣服”，對國家財政有著非常巨大的負擔，完全沒有經濟效益。

這種看法顯然也是片面的。要知道，古人並不是傻子，任何事情，都不能光看表面。

除去朱棣時期，因為奪位上臺，鄭和的下西洋，有宣示其皇權正統性的意味在，明朝絕大多數的外交，意在保證國家邊界穩定為主。

即花小錢，省大錢。

因為商道的變更和明朝對蒙古經濟的封鎖，不論蒙古騎兵如何強大，其本身是非常欠缺生活生產資料和必需品的。困難的時候，連一塊裹屍布都找不到，幾乎人家共用一口鐵鍋。

這個時候明朝就會有選擇地進行“封貢”，以經濟手段，適當地允許某個部落與大明進貢，進行一些非常基礎的經貿交流。同時，對進貢的使團人數，規模，進貢物品都有著嚴格的限制。

圖：俺答汗

但就是這麼一點點的好處，就足以讓蒙古幾個部族爭破頭皮，產生內部嚴重分歧。而明朝就憑藉此點，拉攏，打壓，分化，威脅。這種手段屢試不爽。當年“土木堡之變”，瓦剌人攻打大同，就是因為王振剋扣了使團的賞賜；嘉靖時期俺答汗屢次大規模南侵，除了實在窮得沒辦法要搶點東西，也有展示軍事實力，以打促談，要求恢復封貢的意圖在裡面。

這就是明朝一貫的做法。

促使萬曆皇帝最終決定出兵北韓的主要原因，是明朝高層已經認識到了日本的野心，北韓一旦被佔，東北和東南沿海局勢必然不穩，而並不是純粹因為北韓是藩屬國，從道義上去幫助他。

還有諸如安南（越南）的動亂，比如莫登庸篡位，其實是安南自身的權力鬥爭問題。雖然其原先的皇族嚮明朝請兵復辟，但經過綜合考量，只要莫登庸能夠臣服明朝，表現出足夠的姿態，保證邊境的穩定，可以給臺階下。

倭寇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外，還有日本封貢時的貪得無厭。明朝非常反感這點，且日本與大明貿易，能夠給大明提供的商品種類非常稀少，無非就是倭刀和扇子，而不像東南亞等過能夠提供大量的香料。所以海禁，封鎖與日本貿易，也有從實際的經濟利益來考量的。

圖：倭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