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不請自來的“吻痕君”

我們知道，馬背上打天下，但是不能馬背上坐天下，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打天下的時候，武將出力多，但是，坐天下要是武將出力再多，可能造成武將擁兵自重，這樣，皇帝就不會幹。同時，坐天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單方面的已經不足以勝任繁瑣的政務管理。

這些問題，對於朱元璋也是一樣的，朱元璋帶領一群兄弟打下來大明江山，但是，需要去治理，不能說打下來就行了，不管理那怎麼行。

在古代，要想為國家效力，得參加科考，恩科三年一次，這是最直接的成為官員的方式。當時朱元璋建立大明朝，武將是很多了，例如：徐達、常遇春、鄧愈、李文忠、、傅友德、藍玉、沐英......等等，但是，文臣就比較少，例如：李善長（開國宰相）、劉伯溫、胡惟庸、汪廣洋等。

這些文臣在中央辦公都不夠，更別說派往地方任職，治理地方，所以，地方治理人才缺口大。

同時，明朝疆域大，打下天下之後，部分地方還是原來（元朝任命的）的官員任職，需要慢慢換血，變成新王朝的官員，提升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

新王朝剛建立，百廢待興，急需要一批人才投入，加開恢復國家經濟，但是，對於剛打下的天下，進行人心的獲取同樣重要。讀書人，是當時有思想的一個群體，透過開恩科，能夠收取他們的人心。

在古代“學而優則仕”這個思想深入人心，讀書人都想透過科舉考試，進入到社會管理者角色，實現自己的抱負，為民做事，朱元璋開科舉，正好是對學子們的胃口，那麼，對於新王朝的穩定有很大的好處。

當時元朝是蒙古人統治，有的漢人讀書人可能不願意參加科考，正好，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已建立，開科取士天經地義，那些讀書人會積極參加，提供了給他們入仕的途徑，會感恩新王朝。

朱元璋的開國武將居多，大部分都是站在一方的，容易拉幫結派，例如，大部分站李善長（胡惟庸）一方，這樣，朱元璋也要平衡勢力，帝王之術，玩的就是平衡，透過開科取士，在朝廷上，不只是那些開國功勳，還有新晉的官員們，有利於朝廷上新氣象，同時，也能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透過將有才能的人，充實到中央和地方的各個崗位上，讓他們發揮能力，參與治理社會。

而且，治理天下就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方面的人才，開國功勳武將多，大多是大老粗，懂得經濟發展的人不多，開科取士，學子們能在新建立的大明朝各個位置上，參與管理國家，也是那些學子們的希望意願。

朱明開國之初，朱元璋之所以急於開思科取士是有原因的，粗略概括如下！

首先，當時南方己經平定，人心歸附於大明。而北方則剛剛得以平定，故元的殘存勢力尤存。人心也尚處於飄忽不定之間，為了爭取尚存餘忠於故元的知識份子的投效，也為了從政治上徹底切斷故元的影響，朱元璋必然要釆用設立恩科取士這一方法，己求快速達到政治目的。

其二，元順帝北逃之後，在蒙古舊地重建元朝統治秩序。在軍事上仍然能對明朝構成一定的威脅與挑戰，而明朝則必須儘快穩定北方的秩序，凝聚人心。並且首先要爭取精英份子的支援！只要有了他們的支援與效忠，那麼整個北方的形式就將徹底安定。即使有少數人仍然心向故元，也不會再有活動空間了。

其三，北方的幽燕之地，久久脫離中原王朝的統治範圍。經過幾百年的分離，這裡的民族成份複雜，與南方地區也不可避免的產生了離心力！何況元朝在其統治期間還設立了“四等人”制度，南方人的地位最低。更是加劇了這一趨勢！為了儘快聚攏人心，將南北方人團結起來。朱元璋必須從科舉取士方面開展工作，因為這種方式效果最好，而設恩科則更可以彰顯"煌煌大明″一統江山、君臨天下的氣慨！

其四，元朝統治中國時，未認識到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末從根本上重視可以籠絡人心的"科舉制度″，其開科取士時斷時續，從無規律，致使很多飽學之士無用武之地。而明朝甫建便增設恩科取士，易於使知識分子感恩並且效忠新王朝，以保障新王朝能儘快擁有一批既聽話又有忠心和能力的幹才，去充實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系統。以儘快彌補人才的空缺…

朱元璋出身寒微，身為“淮右布衣”，造反起事成功，黃袍加身成為皇帝。“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朱元璋同樣十分重視爭取知識分子，身邊有宋濂、劉基為首的一批儒生在他的帳下效力，備受尊重。朱元璋曾明確表明“致治之道在於任賢”，足見其對人才選拔的重視。至於題目主所說的急於取士，還是恩科，我感覺有些偏頗，畢竟求賢若渴，又何嘗僅限於恩科取士。

開科取士

如果說在建國之前，朱元璋面對蒙元勢力、江南各起義割據勢力之時，將人才重點放在軍事戰略人才選拔方面的話，這是為了軍事鬥爭的需要。那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作為統治者，一方面需要繼續打擊北元勢力，另一方面，在國內急需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這就需要吸納各類文人志士，需要“文武雙全”。

不僅僅是朱元璋，任何一位開國帝王都必定對人才有需求，這其中科舉又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因此，對科舉制度自然高度重視。但朱元璋在人才選拔方面有自己的標準和目的，這直接導致其後來選拔官員的方式多樣化。期間，科舉制度作為重要渠道之一是有反覆，洪武三年開始，洪武六年後停，再到洪武十五年恢復。但這是朱元璋建國後不斷進行政治探索的十五年，明朝的社會經濟逐漸得到恢復，更是其強化皇權的重要時期。後來，為了平衡國內南北政治平衡，採取了南北榜制，科舉實行分南北榜取士，按照南北方六四開的比例進行取士，這其實是朱元璋選拔控制人才、打擊限制江南地主勢力的一種手段。

選官途徑

明太祖時期，其身邊官員構成多樣化，既有元末以來一直追隨其計程車人，也有薦舉計程車人，還有科舉考試選拔的官員，還有學校培養的官員，此外還有一部分歸附的元朝官員及其幕僚。可以看出，除了追隨和歸附之人外，其後來選拔官員的渠道主要有學校、科舉、薦舉、銓選四種方式，其中學校、科舉、薦舉是直接從讀書人中選拔官員的方法。

學校教育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國子監以及地方府、州、縣、衛所各級的學校，這是明朝初期公務員生源一個重要渠道。

1367年,朱元璋釋出了"設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要求各級“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揭開了明代科舉的序幕。但特設科舉一事，直到大明立國三年以後才開始。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詔開科舉“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因官多缺員，為解燃眉之急，朱元璋還打破三年一試慣例，命各行省連試三年。但後來朱元璋又覺得舉人長於文詞而鮮有實才，未能如意。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又再次下詔“朕以實心求才，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此後，果斷停罷“科舉”，透過薦舉名目，招賢納士。這科舉一停就是八年，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再恢復，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式科舉成式。

明代鄉試基本沿用宋元舊制，鄉試是科舉正式考試的開始，按規定每三年一科。遇上皇帝喜慶加恩也會下詔加開，相對於鄉試、會試這類正科，稱為“恩科”。

薦舉則更早，起於朱元璋起兵之時。這跟朱元璋當時的治國理政之策密不可分，畢竟明朝建立之初，經濟調敝，百廢待興，他更需要一些“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耆民”等德才兼備之人，來行務實之本，這其實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體現。

1.開科取士是一個可以為國家選拔人才；

2.可以表明大明已成為天下之主，宣示正統性；

3.經過元末戰亂，人才缺失嚴重，朝廷初立大多都是武將出身，治國需要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