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小說創作的分析，外在形式上的東西，最容易引發爭議。

譬如語言，譬如結構，譬如線索，譬如開頭，譬如結尾。

而真正構成血肉的東西，真正的整體的反映，卻沒有多少人能夠摸索到其中奧妙。

這也許就是所謂的盲人摸象的效果吧。

小說家使用的語言，確實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也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

《繁華》是金宇澄的滬語寫作。用他自己的說法是用“上海官話”實驗寫作。

“這個實驗做到大概十萬字的時候，我慢慢地把母語寫作熟練起來。”之後就是把方言轉化為“上海官話”。“這本小說是一個江南語言的寫法，這個方言又被我改良了。”

金宇澄最開始是用完全的上海話寫，“就像粵語一樣，裡邊很多詞彙其他地方的人是讀不懂的。”寫小說倒沒費多大勁，但是把上海話改成上海普通話是讓他最費力氣做的事情。“你要想辦法怎麼把它轉換過來，這是我付出努力最大的一點。”

“用這個方法改編，對我這個老上海都是第一回，因為我之前寫東西也都是用普通話寫的”。

金宇澄認為，任何一個地方的方言都可以用來取代我們習慣的普通話寫作，“上海話是自然生成的語言，在文學上這種語言最生動了，我做編輯，我是清楚的，不大有人用。最多是對話上用方言，但是敘事的時候還是普通話。”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只有地方的才是中國的。

一樣的道理。

像賈平凹，最有特色的作品是商州系列。

馮驥才、馬伯庸的風俗小說、地域小說，也是蠻有特色。

外地讀者初讀也許因為語言習慣讀不進去，如果再三讀了，靜下來心來，就會發現作品的魅力，作品這種皮相下面真正的血肉，真正的魂兒，你就會迷醉。

一如江浙滬的人吃川菜，初吃不適，再吃很好，三吃則痴迷了。

而對於江浙滬的讀者，一讀則能融化進去，特別是四十五十六十年齡段的人，對這種描摹市井生活的小說，基於生活卻高於生活，飲食男女，微言大義，人情世態，亦實亦虛。這就是文學性和藝術性的表現。

《繁華》出世，好評如潮，金先生僅憑此一篇即足以躋身文學史。

李敬澤把他比作當代的紅樓夢，我感覺，似乎有點過譽；但是，截止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中國長篇小說，《繁華》排名前五，應該沒有問題。

金宇澄為什麼要用方言寫《繁花》?談談《繁花》中的方言藝術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華人也最講究說話的藝術。有人講"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出口六月寒"，這是指一個人的話對他人的影響，也有人講"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將說話的本事與人品掛鉤，可見說話是一門大藝術。說話有好壞之分——反正話、俏皮話，亦有地域之辨，若以江湖武功來論，北方人罵人如獅吼功，聲聲見血，半分情面不留，南方人罵人如唐門暗器，綿裡藏針，話中帶刺。而在廣闊的南方地域中，上海人說話又是一絕，這在金宇澄的《繁花》中就可見一斑了。《繁花》講述了上個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上海弄堂裡的故事，金宇澄在北方鄉土文化如火如荼的潮流中為日漸式微的上海文化吶喊，書中的上海語言文化將此書推至炙手可熱之處，甚至被拿來與《紅樓夢》和張愛玲比肩。

1、 女性的特定稱謂

祖國南北，一江之隔，地域的差別不知不覺間造就了文化的差異，上海臨海，海洋業發達，口頭上便有許多與海相關之物，金條被上海人稱為"黃魚"，簡單一詞佔盡了形狀和顏色兩全，還帶些貴氣，使人不覺聯想到裝潢精美的複式閣樓角落裡的一隻只樟木箱。有魚便有蟹。上海人稱女人別出心裁，為"蟹"。老女人叫"老蟹"，漂亮女人叫"楓蟹"，頂漂亮的便叫"好楓蟹"，而"玉蟹"有"玉"，聽起來極好，卻恰恰相反，指的是又老又難看的女人，但有錢，財富多，可見這"玉"字字首只是證明錢多了。與"蟹"相比，"櫻桃"則聽起來溫婉得多。女人嘴巴能說會道稱為"櫻桃尖"，一句不會講稱為"櫻桃鈍"，兩個女人相吵稱為"鬥櫻桃"。以"櫻桃"喻女性之口是有跡可循的。白居易家中有妓名"樊素"，小口如櫻桃，因此他在詩中寫道"櫻桃樊素口"，後人流傳下來便以"櫻桃小嘴"讚揚女性。上海人稱呼小姑娘則為"乖囡"或"小囡囡"，"囡"有小孩之意，也可稱呼男孩，但久而久之便成了女孩的專屬，男孩則用"囝"來代替了。還有較為俏皮的稱呼便是"小娘皮"，是長輩女性對於青春期的女孩子的稱呼，疼愛中還帶些厭惡，感情飽滿而複雜。除此之外，"花瓶"便是略帶著貶義的稱呼，意思與如今無太大差別，指的是外表好看但徒有其表的女性。

2、 尖刻的罵人之語

上海方言中有許多略顯尖刻的辱罵之語，細究起來也頗有門道。上海人罵人為"赤佬""小赤佬"，"赤佬"一詞原本是指舊時窮人家死了人買不起棺材只好用草蓆一卷埋掉，曝屍荒野被人看到會被當做不吉利之事，長期沿用下來便成了罵人的話，一除胸中晦氣。將生死之事與辱罵聯絡起來似乎並不是個例，《繁花》中有許多罵人之語都是與死亡緊密聯絡的，罵人"老棺材"，相當於北方話"老不死的"，"挺屍"則有"等死"之意，在傳統的東方文化中，恐怕沒有什麼話比將人和死亡聯絡起來更惡毒的詛咒了。就罵人而言，比"赤佬"更甚的是"癟三"一詞，如果說"赤佬"是普世意義上的罵人之語，人人都可罵得，那"癟三"指的則是城市裡無正當職業而以乞討或偷竊為生的遊民，是辱罵裡的下等詞。"瘟生"是另一個高頻出現的貶義詞，是吳語裡常用來罵人的話，罵男孩子居多，沒什麼口頭標準，只作出氣之用。巧合的是，李碧華曾在小說《胭脂扣》中寫到妓女如花決定"找個瘟生，斬之"，這裡的"瘟生"則不同於上海話中的意思，指的是冤大頭了。上海人罵人是十分刁鑽的，除人以群分，以尖刻之語概括外，也為某種行為做概括。吳語稱人出軌為"外插花"，這與詩句"一枝紅杏出牆來"有不謀而合之意，該詩句並無出軌的本意，而是後人根據字面意義進行的歪曲解讀。更惡毒的例如"嚼蛆（胡說）"之類便是小弄堂裡市民常掛在嘴邊的話了。

3、 日常生活用語

上海的日常生活用語也呈現出多姿多彩的種類。上海曾屬"孤島"，殖民時期受到多國外來文化的影響，這也使得上海成為一所文化包容的城市，上海的口頭文化中最不缺的便是"音譯詞"，"起司（cheese）""白脫（butter）""多士爐（toaster）"都是由英文單詞音譯而來，詞意為英文原意，卻構成了一種奇特的文化氛圍。上海話中還有一些僅表示概念而無情感傾向的詞，譬如"搵食"，相當於我們常說的"找口飯吃"；"辰光"有"時候"之意，但當今年輕人已很少使用了；"汰浴"有洗澡、沖涼之意，老上海則稱"淴（音huo）浴"；"米田共"便是繁體字"糞"的拆分了，頗有漢字象形的意味；"膩心"指厭惡、噁心。此類種種，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某些與歷史背景息息相關的名詞，它們隨著歷史而來，也伴隨歷史而去，如今的年輕人可能已經知之甚少了。"兩萬戶"就是這樣一個存在。"兩萬戶"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專家設計的一種房型，"滬東滬西建造約兩萬間，兩層磚木結構，洋瓦，木窗木門，樓上杉木地板，樓下水門汀地坪，內牆泥草打底，罩薄薄一層紙筋灰，每個門牌十戶人家，五上五下，五戶合用一個灶間，兩個馬桶座位。"對於棚戶區的赤貧階層來說，"兩萬戶"便是遮風擋雨的人間天堂。後來隨著城市改造，"兩萬戶"也成為了歷史的遺蹟，不復存在了。

金宇澄在《繁花》序中寫道"古羅馬詩人有言，不褻則不能使人歡笑"，這裡的"褻"不僅是指故事更是指語言，吳語之"褻"使得上海文化成為獨樹一幟的存在，小說雖然藉助了舊故事與舊語言，帶給讀者的卻是小說裡的人生和語言本身的魅力。中華語言文化博大精深，我們需以一顆真誠之心敬畏語言，敬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