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嘉誠是《雍正王朝》創作的一個耿直剛烈的清流。

他在”新錢鑄造事件”中突穎而出，受到雍正的重視。他是及其關注民生的，為了老百姓，不惜肝腦塗地，敢於開罪總理王大臣，敢於揭露“銅鉛比”潛規則。其實也就是得罪了靠發銅錢財的整個利益鏈條。

但是他的做法顯然也非常欠缺火候，和《康熙王朝》裡李光地在康熙面前暴露明索兩黨黨爭，有異曲同工之效。

這結果也導致了他第一個站出來彈劾年羹堯，最終得罪年羹堯後，被殺死。說白了，這就是“過剛易折”。路徑錯誤導致了結果的適得其反。

李紱同樣也是這種性格，在”恩科舞弊案”中，他考慮的就是不能鑄成既定事實，一定要停止科考，查清問題再行復考，而對於買賣考題的作弊者，必須繩之以法。

但是究竟該如何處理這裡面的複雜關係？如何不令自己被捲入其中，身陷囹圄。這些他都沒有考慮。所以他同樣擁有正直的心態 但是缺乏處理問題的手段。

這就導致了他後來因為田文鏡羞辱斯文，深深傷害了他作為讀書人的驕傲。就直接不計一切後果開始瘋狂彈劾抵制田文鏡。最終差點被雍正殺了。

那麼“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其實本意是官民平等，削除特權。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它打破了根植一千多年的世俗價值的基礎。那就是讀書人之所以甘受清貧，仍然可以保持驕傲的資本。那就是士農工商，他們之所以能排第一的”特權”所在。

而“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其實在清初就施行了，然而困難重重，也是未能全國推廣，最早廢除的。那就是他徹底拋棄了讀書人的支援。

最後歸結為他的人品有問題。其實不然，如果孫嘉誠也加入到這個行列，才會引起大家的反思。

因為表面上爭的是利，爭的是特權，但實際上爭的是那個年代讀書人的立錐之地。失去了這種特權，他們就沒有為天下讀書的資本了，而只能如螻蟻，每天疲於奔命，何談心懷天下，為民請命？

個人觀點：孫嘉誠這個人能出現在雍正的眼裡，是因為反對鑄錢鉛銅比例不對，這是關注經濟民生的大事，足見這個人的責任心，最反對不勞而獲。

所以如果孫嘉誠不死，個人感覺他肯定不會反對仕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我覺得孫嘉誠如果沒有死的話，應該是不會反對士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的。

想要知道孫嘉誠的態度，首先要明白士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是什麼意思。

因為士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是雍正上臺之後針對康熙晚年的許多勞民措施進行的補救，是一個符合國情的舉措，也是對兩千年來封建社會弊政的改革。

當時土地兼併現象十分的嚴重，許多農民無地可耕，而土地等生產資料都集中在大地主等士紳手裡，但是這些人是不需要納稅，也就是納糧，同時也不需要當差，也就是服勞役。

在當時讀書人只要獲得一定的功名，就可以免除納糧以及勞役，所以許多官員以及取得過功名的讀書人，他們的同鄉與親友就將自己的土地掛名到他們名下，這樣就可以偷稅漏稅。

這顯然與國家利益相違背，這樣國家能收的稅就更少了，沒有稅收就不能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

而在劇中，孫嘉誠是一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忠臣，為了國家利益不計生死，對雍正皇帝忠貞不二，雖然這項政策也會損害自己的利益，但是跟國家利益相比，又算得了什麼？

所以說如果孫嘉誠活著，不僅不會反對這項政策，更會堅決的執行。

謝謝邀請。我認為孫嘉誠如果沒死，他絕對不會反對士紳一體當差，一起納糧。因為他是個心懷國家，心繫百姓的忠臣，明知道，到年羹堯帳下實施火耗歸公是與虎謀皮，也絲毫沒有退縮，毅然前往，直至送命，可見他心裡裝著朝廷，裝著老百姓，明白新政是對國家對民生有利的。士紳一體當差一起納糧雖然損害了讀書人的部分利益，卻大大有益於國家，有益於天下蒼生。土地一年年更多的被士紳圈了去，卻不納糧，國家稅收越來越少，國庫空虛拿什麼來為民謀福利，拿什麼來抵禦外敵！百姓沒有土地卻要按人頭納稅，肚子都吃不飽，豈不是逼人揭竿起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讀書人如果連這個道理都不明白還有什麼臉面談國之大義？如果像李紱那樣為了讀書人的面子而置事實於不顧，置朝廷安危於不顧，也就談不上是真正的清流了！不過是有的人愛名，有的人愛利罷了，並非真正的為國為民。孫嘉誠是個實幹家，只想為朝廷為百姓做些實事，一定會支援士紳一體當差一起納糧。

孫嘉誠在《雍正王朝》中被雍正譽為“戶部第一理財能手”，不僅深通國家財政運營，並且為官清廉、剛正不阿，同時又帶著讀書人心憂天下、死不足惜的傲骨與氣節，因而為雍正、怡親王胤祥以及張廷玉所欣賞。但是被雍正安排到西北後，因與年羹堯就推行“火耗歸公”一事矛盾激化，加上兩人在京時就有很深的恩怨，最終孫嘉誠為年羹堯所殺，不得不讓人感到萬分的可惜。

如果孫嘉誠沒有死，而是活到了後面，那麼他會不會與他的同僚陸生楠、謝濟世等一同反對雍正“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新政呢。

我認為孫嘉誠不僅不會反對，反而會定力支援。理由如下。

孫嘉誠曾因鑄制銅幣的弊病與戶部大司徒阿靈阿，並且當眾頂撞了總理王大臣八爺胤禩，而且與張廷玉的聊天中，更是說出了那句“受損的是貪官墨吏，受益的是億兆百姓，我死不足惜，還怕這一點小小的處罰。”此話一出，不禁讓張廷玉肅然起敬，這是難得的心繫百姓的好官，因為他始終把朝廷的利益和國計民生放在第一位，不計較個人得失，當他覺得是對國家有利，對百姓有利的時候，他甚至可以置自己的政治前途乃至生死於之度外，這也就是他為什麼能冒死進言，又不怕年羹堯尋思報復跟隨前往西北的原有。

所以對於“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這樣有利於改善國計民生的政策，必然會全力支援。

前面說到的陸生楠、謝濟世，名義上是反對田文鏡，實際上是借“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違背了祖制而反對雍正新政，究其根本原因是雍正的新政同樣觸犯了他們自己以及所有讀書人的利益，一來是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反對新政，二來更是為了保住自己作為讀書人領袖的位置以使自己能名垂青史，為了這份虛名也要代表著讀書人與雍正著來，說白了，既放不下自己的錢袋子，又放不下自己的頂戴和虛名。

而孫嘉誠則完全不同，且不說孫嘉誠可以拋開政治前途去頂撞阿靈阿，更是願意捨棄六品的戶部頂戴去做一個七品的縣令，這都說明孫嘉誠既不看中利益，也不看重虛名，看中的是天下蒼生，是真正的一天下蒼生為己任的好官，雖然在反對年羹堯、反對諾敏和張廷璐等問題上，他們站在了一起，如果謝濟世、陸生楠真的與雍正有利於百姓的新政唱反調，也必然會引得孫嘉誠的反對與批評，因為孫嘉誠從來就不是一個害怕開罪同僚和上司的人。

同樣是文官，同樣是御史大夫，為什麼雍正對於孫嘉誠會高看一眼，因為在孫嘉誠身上，雍正看到了孫嘉誠的忠，對於皇帝中心，對於朝廷中心，對於整個王朝衷心，更是對於天下黎民百姓衷心，這是讀書人忠恕之道的體現，也是一個讀書心憂天下、忠君報國的氣節的體現。與此同時，雍正看到的是實實切切的行動，為了鑄幣弊端闖入上書房，為了參合年羹堯獨自到午門外求雨，為了讓張廷玉大義滅親更是親自登門勸說，這些都讓他同那些只懂的武文弄字、高談闊論的御史大夫們感到汗顏。

因而如果孫嘉誠還活著，不僅不會反對“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的新政”，相反，會親自參與實施，而其效果與執行力，定不會比田文鏡還要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