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前期，科舉長期停廢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忽必烈建元之前，蒙古對中原統治已長達半個世紀。在這一時期，凡納土歸降者，均命其為當地長官，依照金朝的官制授予官職，其中許多漢人儒士和官吏、地主等成為蒙古統治區的政權主宰者。他們在自己的轄境內，既統軍，又管民，有權任命其下屬官吏。到忽必烈更定官制時，“先帝朝廷舊人，聖上潛邸至龍飛以來凡沾一命之人，隨路州府鄉曾歷任司縣無大過之人，暨亡金曾入仕及到殿舉人”幾乎都成為既定官員人選。因此，元朝開國之初，客觀上沒有迫切需要另闢取仕途徑

第二，中統、至元之際，國家多事，大量的軍費開支使元朝面臨著嚴重的財政短缺問題。忽必烈重用阿合馬、桑哥等人，讓他們“理財助國”，遭到朝中許多儒臣的反對。科舉取士是漢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元朝全面實行此種辦法便意味著全面的漢化，意味著蒙古貴族特權的喪失。而忽必烈又一向嫌惡金朝儒生崇尚詩賦之作風，他認為“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這時的忽必烈對於儒學已失去原有的熱忱和興趣，他所急需的是增強軍力，保證財用。儒臣們反對阿合馬、桑哥等人理財，就進一步加深了蒙古統治者與儒臣之間的矛盾，因此，對於遴選“真儒”的科舉制度十分冷淡

第三，在忽必烈疏遠儒臣、科舉制度滯泥不前的同時，由吏入仕逐漸制度化。這種制度在其形成過程中，以越來越大的力量排擠和對抗實行科舉制來求得自身的生存，最後導致科舉制的流弊日趨甚篤。元滅南宋後，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學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闢以自解矣!”理學家許衡等人由於忌惡宋、金科場遺風，自己重舉辦學校，以培養新的人材，對立即恢復科舉也不感興趣。社會對以章句註疏、聲律對偶之學取士的嚴厲批評，也加深了蒙古統治者對科舉制本身的不信任。

因此，自忽必烈1260年即位算起，科舉停廢長達半個世紀。

元仁宗即位，為了整頓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帶來的某些弊端，主張以儒治國，重新提出“求賢取士，何法為上”的問題。皇慶二年(1313年)末，元廷以行科舉詔頒天下。每三年舉行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

元朝並不是不舉行科舉考試。只是初期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停息。初期，元朝不偏重開科取仕，滅宋後二度不舉行科舉，至元仁宗延佑二年才再次創辦。 但是早在1306年，元朝為了體現中華民族一統化的決心，也為了向漢族人證明蒙元皇權尊敬孔子等聖人，元成宗命在大都北京建設祭祀孔子的聖廟，詔封孔子先聖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也得以諡封。 1313年，元朝承接宋朝科舉方法，並首次以朱熹註釋的四書五經為科舉版本，也就是要求參加科舉人員發人員必須以朱熹的註釋去理解聖人言論，這樣，就壓抑了許多學生自己對經典的理解，朱熹的思想文化開始佔據了科舉的重要位置，程朱理學就是這樣藉助科舉而登上中國思想文化神壇的。四股文經過元朝和明朝的不斷髮展，到了明朝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在該年的會試題目《責難於君謂之恭》的作文要求中，八股文正式完善於世。 元代的科舉制度大部分相沿宋代，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科舉分為地方的鄉試，與在都門舉行的會試及殿試。元代科舉只考二科，但分成上下榜。右榜供蒙昔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需求相對較簡略。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3場，需求相對較嚴酷。鄉試、會試考獲名單俱按種族分派。 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時死亡止，科舉時辦時廢，共舉行過16次，取士二千餘人。但元科舉所選人材通常並沒有受到充足的器重，在元政府中孕育發生的影響也不大。 但以四書試士，卻是元代所開的先例。

蒙古人是馬上得天下的，歷來重武輕文，覺得儒學對草原民族沒有什麼卵用，再者元初的時候要保障財政和軍事的發展，加之對漢人的文武之道不了解，還有一些色目人在朝廷上擔任要職，這些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堅持民族歧視政策出發，對科舉考試很反對，這些大約就是元初最高統治者對舉辦科舉考試猶豫不決的原因吧！從1279年滅宋後，一度不舉辦科舉，直到1315年才再次舉辦，後來也是時辦時廢的，元朝的科舉一共舉辦過16次，取士約有一千餘人。

元朝前期為何不用科舉？

簡介：蒙古入主中國，其疆域武功大盛，經世祖、成宗、武宗達半個世紀之久，科舉皆未能舉行，並不重視科舉取士，直到元仁宗即位，為了整頓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帶來的弊端，主張以儒治國，皇慶二年才正式頒佈科舉之制，元仁宗延佑二年，元朝第一批科舉廷試進士，護都答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元朝自仁宗至順帝滅亡為止，科舉時辦時廢，大約只舉辦十次，取士千餘人。但元朝科舉人材並不會受到朝庭重視，固然也不可能居朝變職對於元代朝庭產生不了多大的影響。

原因：1.對科舉的成見始於宋：宋代以【崇文抑武】為國策，科舉制度最為發達，大開科舉，大幅度增加取士名額，科舉取士之多，可謂空前絕後，同時還提高科舉及第者的待遇，但南宋卻因文人積弱積貧而亡國。故元朝開國前期幾位皇帝也皆以宋朝文人亡國為教訓，元世祖(忽必烈)甚至表示：科舉虛誕，朕所不取。

2.歷史背景：其一上理學家許衡等人因忌惡宋、金科場弊端遺風，對於元朝是否立即恢復科舉也不感興趣，加深了元朝對科舉制度本身更加的不信任。

其二南宋滅亡之餘，一些儒生痛呼“以學術誤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儒亦無闢以自解矣！”，當時痛批以章句註疏、聲律對偶之儒士誤國，開科取士的方式亡國。

3.元朝建國是為蒙古貴族建立的封建政權，有自己的民族統治傳統，馬背上打下的江山，是不可能願意像宋朝皇帝一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科舉取士是漢人舉賢方法，元朝如果全面實行科舉便意味著將全面的漢化，意味著蒙古貴族特權也將喪失，既然開科取士將會剝奪這些蒙古貴族的既得利益，其實行的阻力必然很大，以保衛自身的生存空間，開科取士之法皆會難逃胎死腹中命運的原由。

4.元朝當時朝庭重要官職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等蒙古貴族上層分子把持，因此開科取士對於元朝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元朝到元仁宗又為何重開科舉取士呢？因元朝統治中原半個世紀，幾朝皇帝仍不能以馬上武功治世，甚而民心向背，亂象叢生，再加上元仁宗從小生長在中原地區，深受儒家學說薰陶。元仁宗曾表示：「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於是皇慶二年下詔開科取士，實行科舉制度。

元朝前期不用科舉，聯絡宋朝的科舉濫蔭就知道了，宋朝取士太多，元朝就少取，即使再開科舉，錄用額也少，不會再像宋朝那樣。

宋朝科舉，太祖縱然重文抑武，每科也不過進數十人，太宗篡位，第一科就錄用過百，以後全是數百的，連不合格的也可以額外施恩補錄，所謂宋朝冗官冗員冗費，養這些濫官閒官就是一筆超大開支，元朝不可能不吸取教訓。

2，科舉制在長期推行過程中，其自身流弊日甚一日。元滅金宋，無異乎振聾發聵。科舉的聲望幾乎降到最低點，因此難以取得蒙古統治者對它的信任。

3，忽必烈在理財問題上與朝中諸儒的觀點分歧，亦促成了他對儒臣和科舉制度的疏遠乃至排斥。

4，由吏入仕逐漸制度化，進一步阻遏了科舉制的推行。

5，由於從草原南下的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傳統的漢文化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價值觀念受到巨大的衝擊。漠北遊牧社會的意識形態被部分地移植到漢地，並且也導致了漢地傳統價值觀念本身的某些變化。因此，每當恢復科舉制度的機會產生或出現之時，蒙古統治者乃至整個社會所作出的，總是不利於科舉的選擇。

6，可以說，上面所分析的造成科舉長期停廢的各項具體原因，無一不反映了統治者的文化差異這一特殊因素，而且正是由於這一特殊因素的發酵，才使種種未必不能化解的原因得以有機地糾集聚合為一體，因而又從各個方面排除了當時推行科舉制度的各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