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了，清朝之前男人是沒有辮子的，到清朝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強制性地留辯子，經歷了二百多年人們又習憒了，又剪辮子自然不習慣了，就好比吃草的強制它去吃肉，等吃肉習慣了再強制它改回吃草它還習慣嗎？道理是一樣的。

這個問題，得從兩個方面來解讀，一個是民族的氣節和血性，另一個則是人們的慣性思維。

先說氣節和血性。漢人在明清之交的時候，為了捍衛自己穿漢服留頭髮的權利，在“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敕令下，展開了可歌可泣的鬥爭。著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保衛戰，無不是為了捍衛這種權利。在江陰城破的時候，閻應元的絕命聯如是說：“八十日帶發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守大明三百里江山！”

但等這些有氣節的人都死乾淨了以後，那點氣節和血性，也就基本上隨風而去了。剩下來的人，都是願意用頭髮換命的，那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在這種心理下活了二百多年，到了清末的時候，這些人已經習慣了自己腦袋上有辮子了。而在清末那種近乎變態的排斥新生事物、一味抱著所謂“祖宗家法”不撒手的風氣下，辮子自然也就成了他們不願意放棄的東西了。甚至就連一代鴻儒辜鴻銘，都抱著自己的辮子不願意剪去。

所以，曾經被漢人最唾棄的辮子，到了二百多年後，竟然成了不少漢人死抱著不撒手的寶貝，這實在是貽笑大方又讓人覺得可悲可嘆。

辮子是女真人的民族特徵，而在漢人的傳統裡面，一般是不剃髮的，《論語》中孔子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這是漢民族固守了數千年的文化傳統。

滿清入關進入北京之後，開始掃蕩各割據勢力及南明朝廷，此時的清朝，並沒有對漢人的頭髮進行過多的干預和限制，在北京的滿清朝堂之上，降清的明朝舊臣仍然著漢服、挽著髮髻，而滿清入關的關外滿清舊臣則是前禿後辮，身著馬褂朝服，也沒有什麼人覺得不妥，雖然漢臣仍然腹誹著奇裝異服，滿清舊臣也在以自己的獨特髮式看作是自己作為征服者的高傲的象徵，而對於基層漢人來說，清軍入關席捲天下，在他們看來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已，於是最初清軍所到之處並沒有遭遇多大反抗。

結果壞事出到了漢奸的身上，滿清入關之後，原來屬於明朝魏忠賢的閹黨成員的孫之獬投降清軍，為了更好給新主子留下了深刻印象，這貨居然別出心裁的按照滿清人的髮式，剃了頭髮，梳了辮子，然後穿著滿清朝服上朝參加朝會。

但是效果並不好，滿清舊臣認為孫之獬只是被征服者，完全沒有資格穿著馬褂朝服，梳辮子；而明朝舊臣則認為孫之獬，數典忘祖，是漢家敗類，結果孫之獬兩頭不討好，遭遇了“開門黑”。

大失所望的孫之獬惱羞成怒的向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上述建議，天下漢人應該全部“剃髮易服”，還提議舉出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縱容漢人保持自己文化傳統，致使“胡人國運不過百年”的舊事。

清軍的剃髮易服

孫之獬的諫言被多爾袞全部採納，頒佈“剃髮易服”令，所有漢人必須剃髮易服，結果那些本已經認可了清朝統治的大量漢人，在接到“剃髮易服”令的時候，紛紛揭竿而起，奮起反抗，滿清對其進行殘酷鎮壓，於是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人頭滾滾，在滿清的血腥的鋼刀之下，漢人開始屈服，開始接受“剃髮易服”。

其實“剃髮易服”從本質上是要將漢人滿化，漢人奴化，此後滿清大搞文字獄，對漢族知識分子中不屈服者，進行殘酷屠殺，而清朝又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對漢文化的傳統典籍進行大量刪減和銷燬，進行文化征服。

在對漢文化進行征服和摧殘的同時，清朝又對屈服於滿清的漢人知識分子，大開科舉之門，網羅知識分子為其所用。

如此的文化征服200多年以後，晚清時期漢文化，早已經與宋明時期的漢文化有了較大的區別，那些反抗“剃髮令”的漢人們被屠殺後，到了晚清，愚昧的普通的民眾已經將那個前禿後辯的髮式當成了傳統，及至辛亥革命之時，在被革命軍剪掉大辮子之後，反而會失聲痛哭了。

當然客觀的說，滿清的文化征服確實讓滿清享受了270年的國祚，但是如此的文化倒退，最終將燦爛的漢文化進行了閹割，對中華文明有著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

明末不剃髮蓄辮是漢民族的象徵，清末不剪辮是中華民族的標誌。

剃髮留辮是清朝的特有風俗。頭上的一條辮子的存廢留剃，與清王朝的政治命運息息相關。

建州女真起兵時，投降或歸附滿足的漢人都要剃去四周的頭髮紮成辮子，後金天命七年，努爾哈赤進入廣寧，便傳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輕人必須剃”。皇太極繼位，延續了剃髮制度。隨著滿清對明朝戰爭的日益擴大，剃髮的範圍也逐漸擴充套件，剃髮逐漸演變成一種固定的制度。而明朝漢人則將不剃髮作為保持民族大義的表現。因此，有沒有剃髮便成為區別滿漢的首要依據。

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剃髮制度也從關外推行到關內，多爾袞強令官民剃髮的舉措，引起漢人的普遍不滿，甚至因此改變對清軍的態度。“清人以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得北京，初四即下令剔發，二十四日又聽民自由，及下江南，又下剃髮令，限十日開剃，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令，江陰嘉定召屠城之殘。”“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間憤怒，或見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

後來在吳三桂等降人的建議下，多爾袞下令罷除剃髮令。部分漢族人認為剃頭為奇恥大辱，揚言頭可斷，發不可剃，聚眾反抗和清軍展開決鬥，清軍則寸步不讓，傳令一人不剃髮全家斬，一家不剃髮全村斬，造成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案。

隨著時間長了，人們對剃髮卻也就習慣了，中國男人從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辮，十天一剃頭”。

到了近代，辮子卻又成了中華民族的標誌，而這種民族標誌，在西方文化逐漸傳播到中國的近代，則象徵著落後。對內，辮子又成為中國封建道德和傳統習俗的象徵，剪辮子具有向清王朝及封建主義傳統挑戰的性質。

清末實施新政，剪辮子也是一個重要議題，而且不只是漢族人、革命黨提議剪辮子，即使是清朝統治者內部對此也多有倡議。

先是，海外華僑和留學生開始剪辮，接受當地社會風俗，以示棄舊從新；繼而，旅居海外的革命者以剪辯為號召，激發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在清廷內部，部分開明的大員也奏請解除留辮律令，但朝廷仍然頑固堅持舊制。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派載澤、戴鴻慈等出洋考察憲政，“澤公歸國後，已有奏請官員剪髮之折”，但未獲慈禧同意。其後，“戴少懷侍郎召見時，面呈削髮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許”。當時，新編陸軍改穿新式軍服，一些官兵為了便於戴軍帽，只得將髮辮剪去一束。

慈禧死後，朝廷內部的剪辮呼聲進一步高漲。宣統元年（1909年），正在出洋考察海軍的貝勒載洵電至朝廷：“非剪髮易服，不足振起全國之精神，懇請明降諭旨。”次年，軍機大臣、貝勒載濤出洋考察政治，回國後又提出“令全國斷髮易服以一新耳目”。載洵、載濤皆為當朝皇叔與攝政王之弟，他們的提議頗具影響力，得到很多朝中大臣與地方要員的支援。辛亥革命爆發後，剪辮已被視作一種革命手段，成為推翻封建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象徵。參加武昌起義的將士統統剪掉辮子，被推舉為大都督的黎元洪雖猶豫三日，也毅然剪辮，以示加人革命隊伍。隨後，湖北軍政府接連發布數道命令，要求軍民迅速剪辮，與朝廷決裂，剪辮風潮蔓延全國。對此清廷已無法抗拒，遂於12月7日釋出上諭：“資政院奏，懇請降旨，即行剪髮，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準其自由剪髮。”至此，延續200多年的剃髮留辮舊俗，隨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開始被破除。

民國初年，儘管採取各種措施，多數人已經剪去辮子，但抵制者仍大有人在。據報道，1912年10月10日，民國政府在北京召開首個國慶紀念會，“會中有人垂辮人場，或被人勸告剪去，或被人強迫剪去……握其餘發，發狂奔去，且有因剪髮而呼媽者。種種怪象，不可殫述”。最後，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親手書寫“剪髮自由，不便強迫”數條，貼在門上，才避免了一場更大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