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記》
作者簡介
高明，字則誠，號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他的生年約在1305年前後。他的卒年有元末說和明初說兩種說法。持元末說者，認為卒於1359年。持明初說者，認為卒於朱元璋開國以後。高明四十歲左右中了進士，在杭州等地作過小官。後來隱居在寧波城東的櫟社鎮，《琵琶記》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他的劇作除《琵琶記》外，還有《閔子騫單衣記》，已佚。
元朝末年高明（即高則誠）所作的一部著名南戲，主要講述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的愛情故事。
故事講述了一位書生蔡伯喈在與趙五娘婚後想過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從。伯喈被逼趕考狀元后又被要求與丞相女兒結婚，雖不允，但牛丞相不從而依之。當官後家裡遇到饑荒，其父母雙亡，他並不知曉。他想念父母，欲辭官回家，朝廷卻不允。趙五娘一路行乞進京尋夫，最後終於找到，並團圓收場。這“三不從”是高明重點刻畫蔡伯喈全忠全孝的關目。
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開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辭試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從，鄰居張大公也在旁勸說。伯喈只好告別父母、妻子赴京試。應試及第，中了狀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狀元為婿。伯喈以父母年邁，在家無人照顧，需回家盡孝為由，欲辭婚、辭官，但牛丞相與皇帝不允，強迫其滯留京城。
自伯喈離家後，陳留連年遭受旱災，五娘任勞任怨，盡服侍公婆，讓公婆吃米，自己則揹著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時痛悔過甚而亡，蔡公也死於饑荒。而伯喈被強贅入牛府後，終日思念父母。寫信去陳留家中，信被拐兒騙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書房彈琴抒發幽思，為牛氏聽見，得知實情，告知父親。牛丞相為女兒說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來京。
蔡公、蔡婆去世後，五娘祝髮賣葬，羅裙包土，自築墳墓。又親手繪成公婆遺容，身背琵琶，沿路彈唱乞食，往京城尋夫。來京城，正遇彌陀寺大法會，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將公婆真容供於佛前。正逢伯喈也來寺中燒香，祈禱父母路上平安。見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掛在書房內。五娘尋至牛府，被牛氏請至府內彈唱。五娘見牛氏賢淑，便將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為讓五娘與伯喈團聚，又怕伯喈不認，便讓五娘來到書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題詩暗喻。伯喈回府，見畫上所題之詩，正欲問牛氏，牛氏便帶五娘入內，夫妻遂得以團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極，即刻上表辭官，回鄉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攜趙氏、牛氏同歸故里，廬墓守孝。后皇帝下詔，旌表蔡氏一門。
《琵琶記》總體上看，作者主觀希望“為文人立心”，宣傳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但其思想內容比較複雜：表明封建社會忠孝難以兩全，在“全忠全孝”的同時又有一定批判；在宣傳封建道德時，對於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有所批判，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如牛丞相的專橫，地方官的腐敗。一方面要宣傳封建道德，一方面要把戲寫的動人。
《琵琶記》的結構佈置最為人稱道。《琵琶記》是雙線結構。一條線是蔡伯喈上京考試入贅牛府；一條線是趙五娘在家，奉養公婆。在宋元南戲和明清傳奇中，有許多劇本都是雙線結構，但在這些雙線結構中，所組成的兩個故事，有許多是互不相關的，它們不能彼此促進，互為增輝。而《琵琶記》的雙線結構不同，它們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個主題。兩條線索交錯發展，對比排列，產生了強烈的悲劇效果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趙五娘在家鄉的苦難景象交錯演出，形成強烈對比。《成婚》與《食糠》，《彈琴》與《嘗藥》，《築墳》與《賞月》，以及《寫真》，都是寫的很成功的篇章。對比的寫法突出了戲劇衝突，加強了悲劇的氣氛。
《琵琶記》刻畫了典型環境描中的典型人物。作者描寫了“曠野原空，人離業敗”、“飢人滿道”、災害頻仍、官吏魚肉鄉里的典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描寫了趙五娘悲慘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她在災荒歲月中兒獨自養親的艱難處境，從而以她的形象體現了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中國婦女在極端艱苦的生活環境裡的美好品質。正因為如此，趙五娘的形象才長期活躍於舞臺，贏得了幾百年來廣大讀者觀眾的深切同情，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地位。
《琵琶記》的語言，文采和本色兩種兼備，既有清麗文語，又有本色口語，而最重要的則是體貼人情的戲劇語言。蔡伯喈在京城生活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語言，詞句華美，文采燦然，語言富於色彩，講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運用，是一種高度詩化的語言，是一種高雅的語言。這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富貴生活的環境而決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識的人，說起話來，自然就雅，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他們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臺樓閣的華屋，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用華麗的語言來寫豪華的生活，才能和諧一致。趙五娘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語言。自然樸實，通俗易懂，生活氣息很濃。不講究詞藻的華麗，典故的運用，詞句的雕琢。這是一種接近於人民生活的語言。趙五娘這條線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語言，也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貧窮生活而決定的。趙五娘、蔡公、蔡婆、張廣才等，都是沒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會咬文嚼字，子云詩曰。他們生活在農村，住的是民房，過的是農村生活，用樸素的語言來描繪這種生活，才能和諧一致。劇中兩種不同的人物，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構成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這是《琵琶記》運用語言的獨特之處。
全劇典雅、完整、生動、濃郁，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它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結合。總之，《琵琶記》不論在思想內容上，人物形象上，還是在結構和語言方面，都有獨特之處，值得欣賞玩味。因此，《琵琶記》是一部值得弘揚的優秀劇作。
《琵琶記》的文學成就，大大超過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作品。高則誠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把戲文的劇本創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傑出作家。他在南戲發展史上的地位頗似雜劇發展史上的關漢卿。《琵琶記》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響到當時劇壇，而且為明清傳奇樹立了楷模。所以，過去把它稱為“南戲之祖”。
後世影響
《琵琶記》所敘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透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譽《琵琶記》是“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南詞敘錄》）。在這方面，《琵琶記》產生過一些消極的作用。但高明主張戲曲必須有關風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卻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於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琵琶記》儘管從正面肯定了封建倫理，但通篇展示的卻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貞有烈”的趙五娘的悲劇命運，從而可以引發對封建倫理合理性的懷疑。在封建時代，恪守道德綱常的知識分子，經常陷入情感與理智，個人意願與門第、倫理的衝突之中。《琵琶記》的悲劇意蘊，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單純譴責負心漢的主題，更具社會價值。
《琵琶記》是一部勸忠勸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內容極為豐富的主題多義之作。在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中華民族長期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忠孝節義等社會道德觀念，包含有好的和壞的兩種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維護父母的絕對利益，要兒子作出無謂的犧牲，作奴隸式的服從，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則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類的愚孝，這是壞的。有熱愛父母，善事父母，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賢孝，這是好的。《琵琶記》意在宣揚賢孝，宣揚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這對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南詞敘錄》記載說：“我高皇帝即位，聞其名，使使徵之，則誠佯狂不出，高皇不復強。亡何，卒。時有以《琵琶記》進呈者，高皇笑曰：‘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貫富家不可無，”可見《琵琶記》的影響和作者聲名之盛。
《琵琶記》
作者簡介
高明，字則誠，號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他的生年約在1305年前後。他的卒年有元末說和明初說兩種說法。持元末說者，認為卒於1359年。持明初說者，認為卒於朱元璋開國以後。高明四十歲左右中了進士，在杭州等地作過小官。後來隱居在寧波城東的櫟社鎮，《琵琶記》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他的劇作除《琵琶記》外，還有《閔子騫單衣記》，已佚。
元朝末年高明（即高則誠）所作的一部著名南戲，主要講述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的愛情故事。
故事講述了一位書生蔡伯喈在與趙五娘婚後想過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從。伯喈被逼趕考狀元后又被要求與丞相女兒結婚，雖不允，但牛丞相不從而依之。當官後家裡遇到饑荒，其父母雙亡，他並不知曉。他想念父母，欲辭官回家，朝廷卻不允。趙五娘一路行乞進京尋夫，最後終於找到，並團圓收場。這“三不從”是高明重點刻畫蔡伯喈全忠全孝的關目。
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開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辭試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從，鄰居張大公也在旁勸說。伯喈只好告別父母、妻子赴京試。應試及第，中了狀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狀元為婿。伯喈以父母年邁，在家無人照顧，需回家盡孝為由，欲辭婚、辭官，但牛丞相與皇帝不允，強迫其滯留京城。
自伯喈離家後，陳留連年遭受旱災，五娘任勞任怨，盡服侍公婆，讓公婆吃米，自己則揹著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時痛悔過甚而亡，蔡公也死於饑荒。而伯喈被強贅入牛府後，終日思念父母。寫信去陳留家中，信被拐兒騙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書房彈琴抒發幽思，為牛氏聽見，得知實情，告知父親。牛丞相為女兒說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來京。
蔡公、蔡婆去世後，五娘祝髮賣葬，羅裙包土，自築墳墓。又親手繪成公婆遺容，身背琵琶，沿路彈唱乞食，往京城尋夫。來京城，正遇彌陀寺大法會，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將公婆真容供於佛前。正逢伯喈也來寺中燒香，祈禱父母路上平安。見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掛在書房內。五娘尋至牛府，被牛氏請至府內彈唱。五娘見牛氏賢淑，便將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為讓五娘與伯喈團聚，又怕伯喈不認，便讓五娘來到書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題詩暗喻。伯喈回府，見畫上所題之詩，正欲問牛氏，牛氏便帶五娘入內，夫妻遂得以團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極，即刻上表辭官，回鄉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攜趙氏、牛氏同歸故里，廬墓守孝。后皇帝下詔，旌表蔡氏一門。
《琵琶記》總體上看，作者主觀希望“為文人立心”，宣傳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但其思想內容比較複雜：表明封建社會忠孝難以兩全，在“全忠全孝”的同時又有一定批判；在宣傳封建道德時，對於當時的黑暗現實也有所批判，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如牛丞相的專橫，地方官的腐敗。一方面要宣傳封建道德，一方面要把戲寫的動人。
《琵琶記》的結構佈置最為人稱道。《琵琶記》是雙線結構。一條線是蔡伯喈上京考試入贅牛府；一條線是趙五娘在家，奉養公婆。在宋元南戲和明清傳奇中，有許多劇本都是雙線結構，但在這些雙線結構中，所組成的兩個故事，有許多是互不相關的，它們不能彼此促進，互為增輝。而《琵琶記》的雙線結構不同，它們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個主題。兩條線索交錯發展，對比排列，產生了強烈的悲劇效果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趙五娘在家鄉的苦難景象交錯演出，形成強烈對比。《成婚》與《食糠》，《彈琴》與《嘗藥》，《築墳》與《賞月》，以及《寫真》，都是寫的很成功的篇章。對比的寫法突出了戲劇衝突，加強了悲劇的氣氛。
《琵琶記》刻畫了典型環境描中的典型人物。作者描寫了“曠野原空，人離業敗”、“飢人滿道”、災害頻仍、官吏魚肉鄉里的典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裡描寫了趙五娘悲慘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她在災荒歲月中兒獨自養親的艱難處境，從而以她的形象體現了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中國婦女在極端艱苦的生活環境裡的美好品質。正因為如此，趙五娘的形象才長期活躍於舞臺，贏得了幾百年來廣大讀者觀眾的深切同情，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地位。
《琵琶記》的語言，文采和本色兩種兼備，既有清麗文語，又有本色口語，而最重要的則是體貼人情的戲劇語言。蔡伯喈在京城生活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語言，詞句華美，文采燦然，語言富於色彩，講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運用，是一種高度詩化的語言，是一種高雅的語言。這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富貴生活的環境而決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識的人，說起話來，自然就雅，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他們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臺樓閣的華屋，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用華麗的語言來寫豪華的生活，才能和諧一致。趙五娘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語言。自然樸實，通俗易懂，生活氣息很濃。不講究詞藻的華麗，典故的運用，詞句的雕琢。這是一種接近於人民生活的語言。趙五娘這條線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語言，也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水平和貧窮生活而決定的。趙五娘、蔡公、蔡婆、張廣才等，都是沒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會咬文嚼字，子云詩曰。他們生活在農村，住的是民房，過的是農村生活，用樸素的語言來描繪這種生活，才能和諧一致。劇中兩種不同的人物，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構成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這是《琵琶記》運用語言的獨特之處。
全劇典雅、完整、生動、濃郁，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它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結合。總之，《琵琶記》不論在思想內容上，人物形象上，還是在結構和語言方面，都有獨特之處，值得欣賞玩味。因此，《琵琶記》是一部值得弘揚的優秀劇作。
《琵琶記》的文學成就，大大超過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作品。高則誠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把戲文的劇本創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傑出作家。他在南戲發展史上的地位頗似雜劇發展史上的關漢卿。《琵琶記》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響到當時劇壇，而且為明清傳奇樹立了楷模。所以，過去把它稱為“南戲之祖”。
後世影響
《琵琶記》所敘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透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盛譽《琵琶記》是“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南詞敘錄》）。在這方面，《琵琶記》產生過一些消極的作用。但高明主張戲曲必須有關風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卻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於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琵琶記》儘管從正面肯定了封建倫理，但通篇展示的卻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貞有烈”的趙五娘的悲劇命運，從而可以引發對封建倫理合理性的懷疑。在封建時代，恪守道德綱常的知識分子，經常陷入情感與理智，個人意願與門第、倫理的衝突之中。《琵琶記》的悲劇意蘊，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單純譴責負心漢的主題，更具社會價值。
《琵琶記》是一部勸忠勸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內容極為豐富的主題多義之作。在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中華民族長期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忠孝節義等社會道德觀念，包含有好的和壞的兩種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維護父母的絕對利益，要兒子作出無謂的犧牲，作奴隸式的服從，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則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類的愚孝，這是壞的。有熱愛父母，善事父母，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賢孝，這是好的。《琵琶記》意在宣揚賢孝，宣揚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這對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南詞敘錄》記載說：“我高皇帝即位，聞其名，使使徵之，則誠佯狂不出，高皇不復強。亡何，卒。時有以《琵琶記》進呈者，高皇笑曰：‘五經、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貫富家不可無，”可見《琵琶記》的影響和作者聲名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