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滿洲鑲藍旗人，愛新覺羅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孫。光緒十年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封慶郡王，十七年遷總理海軍事務大臣，二十年晉封慶親王，三十年任軍機大臣。宣統三年任內閣總理大臣。清帝退位避居天津，諡號為“密” （追補前過之意），為清代親王諡號中，最差的一個字。
“老慶記”軼事
1908年，奕劻七十誕辰。慶王府門庭如市，各地進獻者絡繹不絕。奕劻令屬下做四個冊籍。將送禮者按多寡厚薄分為四級。一級記入福字冊，凡現金萬金以上及禮物三萬金以上者，入一級福字冊；凡現金五千以上者，入二級祿字冊；凡現金千金以上者，入三級壽字冊；凡現金百金以上及禮物值數百金者，入四級喜字冊。同是送禮者大小多少不拒，甚至將物不滿百金者列為一冊。據傳這一次七十壽旦，奕劻所得現金五十萬兩白銀之多，禮物價值更為百萬以上。
1917年，清廷授封的最後一個鐵帽子王奕劻死在天津，時年七十九歲。慶王府按慣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討諡號，為其評定一生功業，故而停屍不殮。
內務府大臣初擬諡“哲”，按諡號解，知人曰哲。溥儀不同意，親選四字，讓內務府選擇，為“謬、醜、幽、厲”。謬醜者，南宋孝宗憎秦檜之惡，封以此諡；幽厲者，周朝之幽王、厲王，皆為殘暴昏庸之君。
溥儀之父載灃聞此，終覺同為宗室，有所不忍，勸溥儀網開一面。溥儀仍不肯。後在親貴力爭之下，才賜諡“密”字，密者，“追悔前過”之意。
清帝遜位之後，清廷的孤臣孽子，大多遷居青島，以示遠離政治，避居海角，不食周粟。而七十餘歲的老親王奕劻獨獨選擇在天津，與這些宗室或遺臣，往來無多。宗室遺臣談及奕劻，態度大抵與溥儀相近，或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顧。
榮辱忽焉，皆在聖意
自1861年祺祥政變至辛亥革命的五十年間，奕劻能力不高，學問不行，卻始終做官做鎝順風順水。在清王朝最後十年，奕劻或為領班軍機大臣，或為內閣總理，又在1908年獲授鐵帽子王，世襲罔替。慶邸官爵之隆，晚清除醇邸之外，難有其匹者。
有一說法稱，慈禧在咸豐年間與其弟桂祥通訊，常由奕劻代為捉筆，奕劻雖無學問，卻寫得一手好字。故而政變之後，受慈禧重用，恩寵終身不衰。但慶親王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壇的驚濤駭浪中始終如魚得水，其才具，絕不是一個捉筆小吏所能概括的。
奕劻做事，作風穩重，滴水不漏，“榮辱忽焉，皆在聖意”。1900年庚子事變，就是其政治能力的一個很好說明。
作為朝廷中熟悉國際國內情況的少數明白人，奕劻主張及早防止事態失控，“不能令時局失控而致外交失和”。不過，他對朝中的主流也不表示拼死反對。由此，儘管在庚子年奕劻屬於少數派，但卻未失太后之恩寵。
1901年，奕劻與李鴻章為全權代表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談判、議定至於簽字，皆李鴻章一手操辦，奕劻默默而已。
晚清政壇，保守持重，官僚施政能力高下，不是最高決策者最看重的，由此，諂媚軟熟之人，往往能按部就班地升遷。人事的僵化，正是體制僵化的一個顯著標志。
“老慶記”的生意
不過，奕劻的行政能力，絕不是其在辛亥年之後大受詬病的主因。宗室遺臣對奕劻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受賄，二是勸退。溥儀關於奕劻在辛亥年的所作所為，有個最為苛刻的評價，溥儀說：
“（奕劻）受袁世凱的錢，勸太后讓國，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斷送在奕劻手裡”。
1901年，兩宮迴鑾，護駕有功的岑春煊奉太后召拜訪奕劻。岑春煊粗魯率直，回稟說，“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在辛丑年，奕劻尚未出任領班軍機，其貪鄙好貨，已是人人知曉了。時人稱慶親王府邸為“老慶記公司”，專賣官鬻爵。
岑春煊所言門包，是給看門人的錢。門包的多寡，也可以看出求見者的地位輕重，錢多辦大事，無錢寸步難。據傳奕劻桌上，常備一錦盒，內建各地官員名錄及缺員名單，依官之肥瘠索賄。
1911年《泰晤士報》刊發《慶親王外傳》一文，稱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員，無一不奔走於其門者，蓋即中國所云‘其門如市’也。”該報還爆料稱，慶親王僅在匯豐銀行一地的存款，就達到200萬兩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貪，與和珅不相上下。
在眾多賄賂者中間，袁世凱可能是出手最大方的，行賄方式更是無微不至。1903年，領班軍機榮祿病重，袁世凱計算奕劻將繼任，遣楊士琦持銀十萬兩相贈。慶王正式履新之後，袁世凱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慶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兒女成婚，皆由袁一手佈置，不費王府一分錢。當時的知情人劉厚生說：
“弄到後來，慶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簡放外省督撫藩臬，必先就商於袁世凱，表面上請他保舉人才，實際上就是銀子在那裡說話而已。”
在清末最後十年中，慶袁這對組合，一個掌朝，一個掌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個“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軍政，大半北洋。甚至於袁世凱在1909年下臺，也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軍事上的壟斷地位。
辛亥變起，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與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為袁黨）第一個想到能挽回局勢的，就是袁世凱。而能說服載灃重新起用袁世凱的，也只有奕劻。
“老慶記”的性命
1911年11月1日這一天，奕劻五十年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到了盡頭。
該日，奕劻、那桐、徐世昌聯名上書，請“迅簡賢能，另行組織完全內閣”。詔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以奕劻為弼德院院長，那桐、徐世昌為弼德院顧問大臣。在革命浪潮中，這個人事安排，為奕劻留足了退路。
不過奕劻的政治生涯，並沒有全部結束。這一年年底，南北和談進入關鍵階段，清帝遜位與否，南北雙方難以達成一致見解。
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御前會議，奕劻、溥倫主張自行退位，頒佈共和，但溥偉、載澤堅決反對，沒有結果。第二天再開御前會議，仍無結果。會後，以良弼為首的宗社黨等十餘主戰派前往慶邸，圍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據宗室溥潤回憶，隆裕宣召奕劻進宮，奕劻唸叨“革命軍隊已有五萬之眾，我軍前敵將士皆無戰意”。溥潤稱奕劻是秉承袁世凱旨意。
2月12日，清帝遜位，家人勸奕劻前往天津避難，奕劻執意不肯。親家孫寶琦與長子載振強行“綁架”奕劻至轎車，天未亮即出正陽門，趕頭班火車奔赴天津。車發北京，奕劻如釋重負，臥塌而眠。至天津，奕劻飲食如故。
在天津小住一段時日後，聽聞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革命風潮已經平息，劫難已過，奕劻終究捨不得北京的一片家業，遂再回北京。一進慶王府，但見滿目狼藉，猶如抄家。問下人，回稟稱：
“您前腳剛離府，二阿哥和五阿哥後腳就進府了。還有幾位挎槍的洋兵陪著，一溜十幾輛車把能拉的都拉走了。”
奕劻面色坦然，“罷了，拿去就拿去吧”。
二阿哥和五阿哥，即奕劻二子與五子，一喜狎妓賭博，一嗜田獵玩耍。至上世紀30年代，費行簡著《近代名人小傳》，就稱，慶王府的錢，“其貲已罄盡”。
本文撰寫時參考了龍翔等著《最後的皇族》、莊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等著作。
《清史稿》記載
1904年，巡城御史蔣式瑆彈劾慶親王奕劻。據《清史稿》記載，他的奏摺是這樣寫的：“戶部設立銀行，招商入股。臣風聞上年十一月慶親王奕劻將私產一百二十萬兩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收存。奕劻自簡任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尚能儲蓄鉅款。請命將此款提交官立銀行入股。”後來，蔣式瑆以“疏劾奕劻，查無根據，責還本官”而被小小責罰。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卻成為流傳頗廣的對奕劻的評價。
奕劻，滿洲鑲藍旗人，愛新覺羅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孫。光緒十年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封慶郡王，十七年遷總理海軍事務大臣，二十年晉封慶親王，三十年任軍機大臣。宣統三年任內閣總理大臣。清帝退位避居天津，諡號為“密” （追補前過之意），為清代親王諡號中，最差的一個字。
“老慶記”軼事
1908年，奕劻七十誕辰。慶王府門庭如市，各地進獻者絡繹不絕。奕劻令屬下做四個冊籍。將送禮者按多寡厚薄分為四級。一級記入福字冊，凡現金萬金以上及禮物三萬金以上者，入一級福字冊；凡現金五千以上者，入二級祿字冊；凡現金千金以上者，入三級壽字冊；凡現金百金以上及禮物值數百金者，入四級喜字冊。同是送禮者大小多少不拒，甚至將物不滿百金者列為一冊。據傳這一次七十壽旦，奕劻所得現金五十萬兩白銀之多，禮物價值更為百萬以上。
1917年，清廷授封的最後一個鐵帽子王奕劻死在天津，時年七十九歲。慶王府按慣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討諡號，為其評定一生功業，故而停屍不殮。
內務府大臣初擬諡“哲”，按諡號解，知人曰哲。溥儀不同意，親選四字，讓內務府選擇，為“謬、醜、幽、厲”。謬醜者，南宋孝宗憎秦檜之惡，封以此諡；幽厲者，周朝之幽王、厲王，皆為殘暴昏庸之君。
溥儀之父載灃聞此，終覺同為宗室，有所不忍，勸溥儀網開一面。溥儀仍不肯。後在親貴力爭之下，才賜諡“密”字，密者，“追悔前過”之意。
清帝遜位之後，清廷的孤臣孽子，大多遷居青島，以示遠離政治，避居海角，不食周粟。而七十餘歲的老親王奕劻獨獨選擇在天津，與這些宗室或遺臣，往來無多。宗室遺臣談及奕劻，態度大抵與溥儀相近，或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顧。
榮辱忽焉，皆在聖意
自1861年祺祥政變至辛亥革命的五十年間，奕劻能力不高，學問不行，卻始終做官做鎝順風順水。在清王朝最後十年，奕劻或為領班軍機大臣，或為內閣總理，又在1908年獲授鐵帽子王，世襲罔替。慶邸官爵之隆，晚清除醇邸之外，難有其匹者。
有一說法稱，慈禧在咸豐年間與其弟桂祥通訊，常由奕劻代為捉筆，奕劻雖無學問，卻寫得一手好字。故而政變之後，受慈禧重用，恩寵終身不衰。但慶親王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壇的驚濤駭浪中始終如魚得水，其才具，絕不是一個捉筆小吏所能概括的。
奕劻做事，作風穩重，滴水不漏，“榮辱忽焉，皆在聖意”。1900年庚子事變，就是其政治能力的一個很好說明。
作為朝廷中熟悉國際國內情況的少數明白人，奕劻主張及早防止事態失控，“不能令時局失控而致外交失和”。不過，他對朝中的主流也不表示拼死反對。由此，儘管在庚子年奕劻屬於少數派，但卻未失太后之恩寵。
1901年，奕劻與李鴻章為全權代表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談判、議定至於簽字，皆李鴻章一手操辦，奕劻默默而已。
晚清政壇，保守持重，官僚施政能力高下，不是最高決策者最看重的，由此，諂媚軟熟之人，往往能按部就班地升遷。人事的僵化，正是體制僵化的一個顯著標志。
“老慶記”的生意
不過，奕劻的行政能力，絕不是其在辛亥年之後大受詬病的主因。宗室遺臣對奕劻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受賄，二是勸退。溥儀關於奕劻在辛亥年的所作所為，有個最為苛刻的評價，溥儀說：
“（奕劻）受袁世凱的錢，勸太后讓國，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斷送在奕劻手裡”。
1901年，兩宮迴鑾，護駕有功的岑春煊奉太后召拜訪奕劻。岑春煊粗魯率直，回稟說，“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在辛丑年，奕劻尚未出任領班軍機，其貪鄙好貨，已是人人知曉了。時人稱慶親王府邸為“老慶記公司”，專賣官鬻爵。
岑春煊所言門包，是給看門人的錢。門包的多寡，也可以看出求見者的地位輕重，錢多辦大事，無錢寸步難。據傳奕劻桌上，常備一錦盒，內建各地官員名錄及缺員名單，依官之肥瘠索賄。
1911年《泰晤士報》刊發《慶親王外傳》一文，稱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員，無一不奔走於其門者，蓋即中國所云‘其門如市’也。”該報還爆料稱，慶親王僅在匯豐銀行一地的存款，就達到200萬兩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貪，與和珅不相上下。
在眾多賄賂者中間，袁世凱可能是出手最大方的，行賄方式更是無微不至。1903年，領班軍機榮祿病重，袁世凱計算奕劻將繼任，遣楊士琦持銀十萬兩相贈。慶王正式履新之後，袁世凱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慶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兒女成婚，皆由袁一手佈置，不費王府一分錢。當時的知情人劉厚生說：
“弄到後來，慶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簡放外省督撫藩臬，必先就商於袁世凱，表面上請他保舉人才，實際上就是銀子在那裡說話而已。”
在清末最後十年中，慶袁這對組合，一個掌朝，一個掌軍，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一個“大北洋”政治框架，朝野軍政，大半北洋。甚至於袁世凱在1909年下臺，也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北洋系在軍事上的壟斷地位。
辛亥變起，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與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二人皆為袁黨）第一個想到能挽回局勢的，就是袁世凱。而能說服載灃重新起用袁世凱的，也只有奕劻。
“老慶記”的性命
1911年11月1日這一天，奕劻五十年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到了盡頭。
該日，奕劻、那桐、徐世昌聯名上書，請“迅簡賢能，另行組織完全內閣”。詔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以奕劻為弼德院院長，那桐、徐世昌為弼德院顧問大臣。在革命浪潮中，這個人事安排，為奕劻留足了退路。
不過奕劻的政治生涯，並沒有全部結束。這一年年底，南北和談進入關鍵階段，清帝遜位與否，南北雙方難以達成一致見解。
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御前會議，奕劻、溥倫主張自行退位，頒佈共和，但溥偉、載澤堅決反對，沒有結果。第二天再開御前會議，仍無結果。會後，以良弼為首的宗社黨等十餘主戰派前往慶邸，圍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
據宗室溥潤回憶，隆裕宣召奕劻進宮，奕劻唸叨“革命軍隊已有五萬之眾，我軍前敵將士皆無戰意”。溥潤稱奕劻是秉承袁世凱旨意。
2月12日，清帝遜位，家人勸奕劻前往天津避難，奕劻執意不肯。親家孫寶琦與長子載振強行“綁架”奕劻至轎車，天未亮即出正陽門，趕頭班火車奔赴天津。車發北京，奕劻如釋重負，臥塌而眠。至天津，奕劻飲食如故。
在天津小住一段時日後，聽聞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革命風潮已經平息，劫難已過，奕劻終究捨不得北京的一片家業，遂再回北京。一進慶王府，但見滿目狼藉，猶如抄家。問下人，回稟稱：
“您前腳剛離府，二阿哥和五阿哥後腳就進府了。還有幾位挎槍的洋兵陪著，一溜十幾輛車把能拉的都拉走了。”
奕劻面色坦然，“罷了，拿去就拿去吧”。
二阿哥和五阿哥，即奕劻二子與五子，一喜狎妓賭博，一嗜田獵玩耍。至上世紀30年代，費行簡著《近代名人小傳》，就稱，慶王府的錢，“其貲已罄盡”。
本文撰寫時參考了龍翔等著《最後的皇族》、莊練《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等著作。
《清史稿》記載
1904年，巡城御史蔣式瑆彈劾慶親王奕劻。據《清史稿》記載，他的奏摺是這樣寫的：“戶部設立銀行，招商入股。臣風聞上年十一月慶親王奕劻將私產一百二十萬兩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收存。奕劻自簡任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尚能儲蓄鉅款。請命將此款提交官立銀行入股。”後來，蔣式瑆以“疏劾奕劻，查無根據，責還本官”而被小小責罰。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卻成為流傳頗廣的對奕劻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