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兩國的貿易紛爭自上世紀50年代初期就斷續存在，而集中爆發是在上世紀80年代。這一時期除了常規的鋼鐵、汽車、紡織品等貨物貿易摩擦之外，涉及高新技術的貿易摩擦成為日美兩國之間最重要的問題。面對來自日本的傳統貿易和新興高科技貿易威脅，美國在80年代開啟了對日本全方位、多層次打壓的程序。具體說來，除了常規的經濟手段之外，美國還綜合利用政治、金融等多重手段來實現打壓對手、維護霸主地位的目的。

日美貿易戰首先反映的是兩國經濟貿易的不平衡問題。美國對日本的企業進行經濟制裁是常規手段，美國自1974年出臺“301條款”之後，日本是冷戰期間最頻繁遭受 “301條款”調查的國家。有資料顯示，1975-1997年美國共對日本實施過16次“301條款”調查，其中多數調查以美國方面成功、日本被迫妥協讓步而告終。“301條款”調查的主要內容涉及貿易物件國的出口補貼、貿易自由化措施、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這些都是日本對美貿易所慣常採用的政策，因此對美國來說是一道殺手鐧、屢試不爽。

在“301條款”調查以及常規政府制裁等手段無法有效緩解對日貿易赤字的情況下，美國開始在貨幣金融等政策領域向日本開刀。1985年，美國聯合其他西方國家透過《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此後不久，日元大幅升值近50%以上，而日元升值給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深遠影響，已經超越了貿易摩擦本身。對於美國而言，其初衷是迫使日元升值，進而獲得對日本出口的比較競爭優勢，同時刺激日本增加對美國國內的投資。然而，美國對日本出口貿易的增幅有限，而日本透過投資和併購“買下美國”的現象卻大量發生。姑且不論日本對美投資併購的成效如何，從心理上而言則造成了美國民眾對“日本威脅”的恐慌，貿易摩擦陷入惡性迴圈。

除了上述微觀領域的制裁和打壓之外，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美國從來都不認為日本是成熟的自由市場國家。美國認為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來自於日本的體制內部，因此更多地是以接近“干涉內政”的方式來促使其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1989年日美兩國達成“日美結構性問題”協議，最終的結果則包括日本在涉及流通制度、投資壁壘、出口管制等多個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在涉及農產品等領域的開放市場原則，為此後美中國產品大舉進入日本市場奠定了基礎。但實際上，在此之前日本已經開始有意識、分階段地對其經濟結構、行政結構進行改革，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美之間激進的“結構協議”，則中斷了日本內生性結構改革的程序，並影響了1990年代日本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美國對日本的恐慌，除了上述結構性因素之外，當時日美之間技術差距縮小的事實也不容忽視。受日本外務省的委託，1983年蓋洛普公司針對美國公民所做的輿論調查顯示：每4名美華人中就有1人認為在先進技術領域，日本是美國“最具威脅”的挑戰國。1983年美國商務部發表的報告稱：在5個高新技術領域中，美國只在飛機制造、航空航天技術領域保持著領先地位，而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智慧機械技術方面則落後於日本。由於美國科學技術的相對衰落，不可避免地使美國在高階軍事技術方面越來越依賴日本。以半導體領域為例，70年代美國企業佔據世界半導體市場的絕對份額，而1988年美國企業的市場佔有率跌至36.5%，日本企業的市場佔有率則達到了51%。

日本在90年代因“泡沫經濟”的崩潰而陷入了漫長的衰退期。日本經濟的衰退雖然有內生性的原因，但是美國對日本的打壓和制裁顯然也是不容忽略的外在變數。日美貿易戰曠日持久，直到今天貿易赤字問題仍然是掣肘兩國的結構性問題。可以說，80年代的貿易戰對日本而言既是“前車之鑑”，也是“現在進行時”。

由此觀之，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註定將是一場持久戰。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是一面鏡子，它既折射了當年美國霸權的蠻橫無理，同時也折射了日本作為追趕者的唯唯諾諾。如今30多年過去，美國還是像當年那樣蠻橫，而日本卻早已不是那個擁有大國雄心的追趕者。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在貿易戰中的常套伎倆和傲慢態度非但不能忘記，更應該警惕和警醒。無論是美國在經貿政策上對日本的打壓，還是日本積極亦或者消極的應對，都對30年後的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王廣濤）

(作者是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員)

美國和日本本質上反對中國持續發展壯大的，而南韓雖然不是主權完整的正常國家，但還是更多的選擇中間搖擺路線，能撈到實惠是王道。

這幾年中國推新絲綢之路、亞投行、中國製造2025規劃等等，加上區域性的中日韓自貿區等，一派大國崛起的架式。美日是不希望中國持續強大的，搞鬼破壞也是意料之中了。

在同盟裡，他們是盟友；作為個體，他們則是“人不為己，天殊地滅”，必將最大限度地考慮自身利益。

在同盟裡，他們共同抱美國的大腿，企求“粘點腥”；作為個體，他們是鄰國，互為競爭對手。

在同盟裡，他們對“家長”美國的話不得不聽；作為個體，他們又各自獨立，“親兄弟還得明算賬”，更何況各懷鬼胎呢？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這樣的，打個比方，一個家庭有兩個頑皮且自私的小孩子，都聽父母的話，但主要還是父母是大樹，生存和利益全需要靠父母，所以都要表面上聽從父母，以獲得最大利益，但這兩個小孩之間呢，為了爭利益那就不一樣了，為了利益兩個小孩之間打打架，互相罵幾句都很正常，總的來說不會鬧大，因為至少現在還都在美國父母這個屋簷下，還是要聽美國的。

當然，日韓的關係肯定由來已久的不好，根本不能算一家人，他們之間有過侵略歷史，有慰安婦事件、有領土爭端、有商業競爭、等問題，所以有點貿易摩擦很正常，這些事情不愛著美國啥事，只要不鬧大，美國一般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總的來說還是利益決定的。

最近日本對南韓高科技原材料制裁一事已經鬧的沸沸揚揚。其實深究原因的話，兩國會出現經濟摩擦非常正常。除了歷史問題以外，還有深層次的利益衝突。

1、歷史問題：韓日兩國都是美國盟友，但自己朋友的朋友未必就是自己的朋友，也可能是敵人。韓日兩國在歷史上是仇敵。南韓曾經被日本殖民過，這段欺辱的歷史一直深深烙印在敏感的南韓人心中。本次經濟摩擦的導火索就是二戰勞工索賠問題，之前還有南韓慰安婦問題。雙方各據立場，不肯讓步，最後導致了日本高科技業制裁南韓。

兩國還在獨島等領土問題上嚴重對立。

(南韓受害勞工和家屬）

2、產業競爭：南韓和日本在很多重要產業有很強的競爭關係，比如造船、汽車、電子行業等。

國際民用造船行業主要控制在中日韓三國手裡，日韓在很多船型方面有直接利益衝突。

近些年，南韓現代汽車在美國市場銷量不錯，衝擊了日本汽車在美的市場份額。

在半導體、手機等很多電子領域，南韓已經領先日本，把日本企業排擠出去。

兩國由於經濟水平、技術水平、產業結構等比較相近，產品定位接近，競爭尤其激烈。

3、未來發展：南韓目前雄心勃勃，還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在研發投入佔GDP比例方面（4.24%）超過了日本（3.14%），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代表南韓準備未來技術方面超越日本，甚至取而代之。日本由於老齡化問題，在勞動力和國家財政投入比方面無法和南韓競爭，有被南韓追上的風險，這讓日本企業產生了危機感。

4、個人利益：安倍希望利用目前的有利態勢，打擊南韓經濟，拉抬個人聲望，有利於明年日本首相選舉。而文在寅也準備參加明年南韓總統大選，在這種情況下，兩個人其實都沒有了退路，都必須採取強硬態度，避免被競爭對手指責軟弱。

總體來說，日本目前在高科技方面是守的態勢，而南韓咄咄逼人，採取進攻態勢，不斷追趕、逼近甚至超越日本。隨著未來韓日實力的改變和經濟結構衝突的進一步加劇，韓日今後的經濟摩擦不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