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看過相關資料，只能猜測。以中華文明的傳統風俗而言，土葬更流行。華人講究入土為安，也便於子孫祭祀。火葬一說，可能有，說流行，未必。火葬估計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宋朝雖說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但是宋代葬禮流行火葬，跟宋朝流行佛教有很大關係。越是佛教繁榮的地方，火葬更流行。在印度，流行火葬，釋迦牟尼涅槃後，也是火葬，骨灰裡有大量的舍利子，佛骨，流傳千古，現在也是佛教至寶。宋朝重佛，蘇軾也是虔誠的佛教徒。佛教講究四大皆空嘛，生死不帶一物，臭皮囊火化更好。但是漢族以前重視入土為安，流行土葬。宋滅亡後，明朱元璋規定必須土葬，清朝漢化後，遵守明制，嚴禁火葬。現代人都開明瞭，火葬文明衛生節儉，深得民心，華人已經習慣了。

　　火葬是宋代比較常見的一種喪葬制度，在江南地區尤其盛行。

　　美國學者埃布利在他所著的《宋朝的火葬》中曾對宋代的火葬率做過一個統計，在中國宋代火葬的比率在10%-30%之間。

　　比如《水滸傳》中武松出差回來知道哥哥死了，問潘金蓮“如今埋在那裡？”潘金蓮回答：“我又獨自一個，那裡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可見當時死人一是土葬，一是火葬。土葬需要尋墳地，成本較高。火葬比較方便，也能被人普遍接受。

　　宋代的火葬與佛教有密切關係。

　　據宋人洪邁說，“民俗火葬，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根據史料也發現：宋代凡是火葬盛行的地區，佛教都非常發達。在都城汴京、河北、兩浙、福建、四川等地是宋代火葬盛行的地區，同時也是佛教最為發達的區域。

　　顧炎武《日知錄》記載：“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

　　火葬最初或是“貧苦人家為節省喪事開支，唯務從簡”所選擇的方法。比如潘金蓮就表示土葬還需要尋找墳地。後來，江浙一帶的富人家也多選擇火葬，“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墓爾之土以安居，亦致焚如僧”。

　　另一個原因也是也是宋代地窄人稠。

　　顧炎武也認為，“（宋代）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為俗。”

　　雖然火葬民間流行，但當時朝廷及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並不接受火葬。有士大夫對火葬的習俗感到不可理解：“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播爇而捐棄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認為火葬是對死者的不敬。所以他建議，“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

　　但也有人表示理解。如南宋時期士人俞文豹便質疑火葬之禁：“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宋代一大優點就是尊重社會習俗。

　　因而在土葬與火葬之爭中，宋代官方比較人性化，對貧窮者設立公益性火葬場，助貧家火化。有些地方則在官地中劃出一塊“義地”，建成公墓，收葬土葬貧民。比如南宋的張體仁，在蘇州建立“齊升院”，作為火葬場，“撥沒官田供為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則與之棺後焚瘞焉”。北宋的李昭玘在河東路的潞州（今山西長治）任通判時，看到“潞民死多不葬”，便劃出官地，置備棺材、壽衣，收葬貧家逝者。

　　所以土葬也好，火葬也好，政府都給予相應資助，而不是強行介入。這點值得學習。

　　南宋初年又有官員提出，“既葬理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並建議“除豪富氏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共客旅遠方之人，若有死亡，姑從其便。”

　　這個建議得到皇帝宋高宗的批准，即允許人選擇何種葬禮，政府不干涉。

　　所以宋代得城市出現了“化人場”，即火葬場。南宋臨安城據記載有數十處，其中十幾處因為“建置年歲深遠”，到宋寧宗嘉定年間差不多都荒廢了，於是寧宗又“詔令臨安府將見存化人場依舊外，其已拆一十六處，除金輪、焚天寺不得化人外，餘一十四處並許復令置場焚化”，也就是重修了十四處火葬場。

　　另據記載臨安還出現了類似現代“殯儀館”的喪葬服務機構，設有專門的房舍供人存放骨灰罐。

　　另外宋代政府還在各地推廣公益性公墓—“漏澤園”。漏澤園免費收葬貧窮無葬身之地的逝者和無主的遺骸；墳墓統一規格，約八尺見方，以兩塊大方磚銘刻逝者的姓名、籍貫、生辰、安葬日期；有親屬資訊的，也刻於磚上，作為標記；沒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給予棺木收殮；貧困家庭若有親人去世，也可主動申請安葬於漏澤園，政府免費安排一塊九尺見方的墓地。此外漏澤園還設有房舍，以方便逝者的親屬來此祭祀。

　　主持、管理漏澤園的都是官方聘請的僧人。南宋時，仁和、錢塘兩縣有“漏澤園一十二所”，“官府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瘞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給賜紫衣、師號賞之”。

　　即僧人不僅由政府支付物質費用，每月五貫錢、一石米。每收葬滿二百人，還可得到請賜紫衣、師號的精神獎勵。

　　據有學者考證，北宋真宗時，每收葬一名死者，政府需要花費六百文錢，包括棺木的費用。宋神宗時，要二千文。南宋高宗時，大約是三千文。全國各地漏澤園的經費加起來，數目也不算小。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詬病宋代的積貧積弱，但我們必須承認，生長在宋代的人從生到死都受到了在其他帝制時代所沒有的尊重。

　　文明的前提是什麼？我認為首先是對人的尊重。

在宋代，按照禮法應當土葬，但實際上各種葬法並存。《岳陽風土記》稱：“荊湖民俗”，“死者多不埋葬，或暴露風日，或置之木梢，謂之死喪祥”。“暴露風日”即野葬，“置之木梢”即天葬。還有實行水葬的，如鳳州（治今陝西鳳縣東北）“貧民不能葬者，棄屍水中”。野葬、天葬、水葬僅存在於個別地方。

《日知錄》卷15《火葬》指出：“自宋以來，此風日盛。”據伊佩霞《宋代的火葬》的估計，兩宋時期的火葬率約在10％~30％之間。以河東路和兩浙路的火葬率最高。河東路火葬習以成俗，李清臣《韓忠獻公琦行狀》稱：“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程頤《明道先生行狀》雲：“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上圖宋代收納骨灰的“蓋魂壇”

宋代的一些城市設有火葬場，也稱“化人場”、“焚化院”、“化人亭”。蘇州的化人亭在城外西南隅的通濟寺和齊升院，其習俗為：“親死肉未寒，即舉而付之烈焰，杈棒碎拆，以燔以炙，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臨安的化人亭，設在西湖東北角的圓覺禪寺和錢塘門外的九曲城菩提院內。《馬可波羅行紀》稱杭州“人死焚其屍”，並描述道：“富貴人死，一切親屬男女，皆衣粗服，隨遺體赴焚屍之所。行時作樂，高聲禱告偶像，及至，擲不少紙繪之奴婢、馬、駱駝、金銀、布帛於火焚之。”

火葬在中國遠古時已有之，進入文明時代後，中原地區才逐漸稀少。佛教傳入中國後，漢至唐火葬者也不多，個人覺得佛教信仰的影響不是主要原因。宋太祖說：“近代以來，率多火葬。”後世分析，認為原因是唐末五代社會劇烈變動，傳統觀念發生動搖，加之戰亂，生者苟延殘喘，死者後事只能從簡。

上圖程顥

宋人著作中，有認為火葬衛生、可防止傳染病、便於遠途歸葬故鄉等說法。宋人認為節省土地是土葬流行的重要原因。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次人口增長的高峰，“土狹民眾，惜地不葬”在很多州縣存在。俞文豹指出：“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花，何以葬埋？”在觀念上反對火葬的程顥，也面對現實，不得不說：“其火葬者，出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