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漢族政權屈辱的時代，而說到宋朝思想先進，影響後世的，應該是“崇文興商”的意識傳播了。

兩宋時代，因為當政皇帝的無能，造就國強兵弱的現狀，“靖康之辱”影響後世朝代。而兩宋的經濟繁華，為當時世界之最。

自宋太祖“黃袍加身”之後，推行“崇文棄武嘆詩賦，興商富裕享太平”的思想猶為突出。這個時代，文弱書生開始出現，才子風流倜儻，宋朝的詞賦達到文學頂端。

宋朝的商業，頻與外界交流，寧波、溫州、杭州等地有大量阿拉伯人、東瀛(日本)人在此經商，對外開放程度，不亞於唐朝。社會財富也充足盈餘，高薪養廉是趙宋皇帝的一個政策。《清明上河圖》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太平富裕、和平安康的環境。

兩宋滅亡之後，漢族主體南移，元代、明代、清代等，乃至現代，江南都是富裕的“魚米之鄉”，“人才輩出”之地。江南民眾的子弟，大多喜好讀書，多有商人意識。許多民眾家庭，寧願砸鍋賣鐵，也要供子女讀書，就是一道風景。於是，近代華人才輩出，多自南方，孫中山、毛澤東等熠燦耀眼。江南之人商業開放意識濃厚，“適者而定，落地生根”普遍被人接受。近代以來，許多遠涉南洋，橫渡歐美，就是尋得一片祥和安定的環境，南方地區，也承載宋朝商業意識較濃的環境。

從唐滅亡後，中國進入了長達一百多年的割據時代，在歷史上稱五代十國，國家長期的分裂讓宋太祖趙匡胤看出弊病，從而制定了重文輕武的思想國策，中華文化在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出現了範仲俺，蘇東坡，史學家司馬光等等。

科學技術也達到長足的發展。在宋火藥進入了戰爭，從冷兵器時代走進了熱兵器時代，宋在造船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好的發展。從清明上河圖中看出宋在商業發展達到了空前高度，汴梁城內商賈何等的發達。

從歷史的發展再回頭看宋，不只是宋朝，歷朝歷代都犯一個通病，吸取前朝的滅亡教訓，從左馬上變為右，叫祖宗之法不可變。重文輕武徹底埋葬大宋王朝。

民主啊，皇帝和文臣共享天下，對後世影響不大，因為崖山之戰基本有血性和思想開放的宋人死光了，中國開始進入皇權高度集中時代，朱元璋，到了滿清文字獄四庫全書，所以宋代的思想文化只是零星的被繼承，早就面目全非了，就像儒家思想一樣。

要說先進的話首先避免軍伐割據門伐勢力的存在，在其後的數百年間這樣的體制一直沿用導制很少有武將叛亂唯一例外就是明成主朱棣，儘量避免了戰爭讓國家得以修養生息這樣的制度到今天都還在用，但這樣的制度會使老百姓認為國家無能軟弱可欺，當然事情總有它的兩面性有好就有壞！

宋朝思想？中國古代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現代有毛澤東思想，沒有聽說過什麼宋朝思想。只聽說過某某朝代的某個階段採用某種思想進行統治。鄙人才疏學淺，沒法回答這高深的問題，還請高人指點。

宋朝自趙匡胤開國之後，就吸取五代時期掌兵將領經常叛亂的教訓，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國策，重用文人士大夫，“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應該說，宋朝對國家的治理相對於其他封建王朝還是相當不錯的，文化和經濟的繁榮程度一度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峰，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也相當寬鬆，用國學大師陳寅恪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古代文人最自由的時代終極於趙宋之世。有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問題：在宋仁宗當政時期，四川有一舉人屢次考試都沒有中進士，自感升遷無望，心懷憂憤，就給成都知府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意思是隻要把住劍門關，燒絕通往西川的棧道，就很容易割據一方。這明顯是一首反詩，如果放在清朝時期，無疑是要殺頭的，即使誅滅九族也說不定。當時的成都知府也是嚇的不輕，急忙綁了那名寫“反詩”的舉子，押送進京，請皇帝嚴懲。宋仁宗看後卻淡淡一笑：“這只不過是老秀才想要官做而已，不值得大驚小怪，給他安排一個地方官職就行了。”這充分說明宋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是非常寬容的。所以宋朝文化和經濟的繁榮決不是偶然的，也正是因為這樣，宋亡之時才會有十餘萬眾的軍民寧可跳海殉國而不投降。文化和經濟的繁榮也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都出現在宋朝。

宋朝創造的文化盛世，尤其是其中的“程朱理學”，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明清時期，社會的文化主流仍然以程朱理學為必備經典。它也對中國思想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束縛。

但宋朝重視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很值得後世借鑑的。

中華文明，造極於趙宋。宋朝，中國文明的巔峰。宋太祖杯酒釋兵權，開創了文官政治的先河。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改變，防止了武將利用職權干預國家的正常秩序，穩定了社會。宋朝連年征戰，也正是因為文官對軍事資源的有效管理和運用，才支撐起頻繁的對外戰爭。大約600年後，西方才有了初級的文官體系，直到今天稱為主流。

宋朝法制建設發達，依法治國深入人心。從中央到地方都設有專業的司法機構，司法專業化並不是近代才從西方傳入的，宋代就已經很發達了。在宋朝當法官，需要透過嚴格的面試考試以及面試，實行高薪養廉的政策。地方高度自制，宋朝的法律明確規定：州縣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得請示、徵求上級法司的看法；提刑司如果發出批示干預州縣法院的司法審判，州縣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辦事；干涉下級獨立審判的上級法司，以違制追究責任；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組成特別法庭審理案件，不受宰相與君主的干預。這一點，美國和宋朝何其相似。

土地兼併一直是歷代王朝的難題。為了促動農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宋代統治者，開歷史之先河，採取“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順應了土地私有制的發展要求。眾所周知宋朝皇宮很小，作為最富有的王朝統治者應該很豪氣，宋仁宗想擴建宮殿，周邊居民不讓地皮（這可是黃金地段的商業區），宋仁宗派人溝通無解之下，只好作罷，更有甚者揚言要去大理寺告他。有宋一朝，不管是明君還是昏君，都對拆遷民居的事情頗為顧忌，不敢放開手腳大拆大建，宋朝皇帝的軟弱性格可見一斑。

宋朝的城市化率達到了百分之三十，清朝百分之七，民國百分之十，等於新中國90年代的水平。當時世界上的最大城市也在宋代，北宋末年開封的人口達150萬，遠遠超過當時的倫敦的10萬人口。經濟高速發展，城市的拆遷重建違建是個重大問題，宋朝皇帝們想了個辦法：殺熟！先搞大臣。謝德權在真宗明裡暗裡授意下，整改了一大片土地。對於侵街違建的平民，宋時一般能夠考慮到他們維生不易，而顧全他們的生計。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開封府請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勞擾不許”。又如元五年（公元1090年），給事中範祖禹上書宋哲宗，說雖然“百姓多侵街蓋屋，毀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毀拆屋舍太過，居民不無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此外，宋代的城市文明的發展空前，如市坊之間界限模糊、開放夜市，都體現宋朝城市的自由度和開放性。自發開店的傳統也始於宋代，因而可說是古代最適合創業的朝代。今天常見的如城市消防、環衛和水車，早在宋代就出現了同樣功能的設施。 　　由此可見出宋代公共設施的完善程度。如宋代在城市管理中的“數字化”，用代號指代城市的不同區域來提高工作效率。也有私家園林定期向民眾開放，出現了與廣場、公園有同樣功能的聚會場所，如南宋杭州的宣武門前，人們元宵節來這裡鬧花燈，也可以找皇帝討一杯酒喝。（節選）

宋朝經濟高度繁榮自由，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隨意擺攤，市場集市貿易完全開放，連商人子弟都可考科舉當官，這在前任歷代都聞所未聞。王安石可能就是穿越回宋朝的第一人。這個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人物一舉搞定經濟變法，設立市易司，推舉“青苗法”，其實換句話說，就是加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控制， 用“看得見的手”推動經濟發展。900多年後有一位國際經濟學家將這套做法稱為“凱恩斯主義”。

宋朝，誕生了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在明朝，產生了影響，陸王心學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

不過，相對於當下的文化思想，宋朝還是落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