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糾正一點，呂不韋可不是撿漏王，他不但是一個眼光獨到且成功的商人，而且是一個政治家，還是一個學者。雜家的代表作就是呂不韋主持編纂的《呂氏春秋》。

呂不韋由商界轉向政界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經過精心準備的有預謀有計劃有行動的行為，並不是單純的撿漏。呂不韋開始構思利用子楚的身份，有一天回家跟父親商量，他問：“耕田的利潤有幾倍？”父親回答“十倍”。“珠玉的利潤是幾倍？”答曰：“百倍。”又問：“確立國君的利潤是幾倍？”父親回答“無數”。看呂不韋父親的回答，可以肯定，呂不韋的經商才幹是有家傳的。商人看中的還是利益的最大化，經營政治遠比經商利潤率更高。秦國質子子楚成為商人呂不韋的眼中的奇貨。呂不韋一邊資助子楚生活，讓他廣結賓客，擴大影響。另一邊自己帶著大量錢財去秦國打通關係。經過努力，子楚成了華陽夫人的兒子，後來成為太子、秦莊襄王。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獲封洛陽十萬戶。呂不韋初識子楚於邯鄲，是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前 265 年），經過十六年的努力才獲得最後的成功，怎麼能用一個撿漏王來評價呢？ 呂不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確實當得起政治家的稱號，如果當初他沒有這樣的選擇，中國歷史少了一位出色的政治家，確實很可惜。呂不韋當政的秦國，秦國的統一事業繼續發展，對外戰爭不斷取得勝利，中國在向統一的目標靠近。呂不韋把政治當作商業來經營，取得巨大成功。

《呂氏春秋》是呂不韋在擔任秦國丞相是組織門客編纂的。這部書對諸子百家思想採取了兼收幷蓄的方法，按照自己的標準進行了取捨，把各家思想拼湊起來，博彩各家學說的同時，也儲存了一部分諸子百家的遺聞軼事，是一部史料總結。

提到呂不韋，很多人對他都是負面的評價。認為他是一個投機的政治家，圍繞著他的經歷，還杜撰出了不少傳說。但是不可否認，呂不韋在歷史發展程序上的影響。在風雲變化的戰國時期，他的思想、他的理論對秦國乃至中國歷史的走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單從他的思想來看，“撿漏王”這個稱呼可謂是有些“汙名化”了。下面就讓我帶大家一起剖析一下，呂不韋的思想主張。

《呂氏春秋》是由呂不韋召集其門客，集體編纂而成的。通常在討論呂不韋的思想時，都會從《呂氏春秋》出發。在呂不韋召集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時，正值戰國時期秦國將統一天下的大趨勢。呂不韋作為一個敏銳的政治家，注意到了這一歷史趨勢，於是著重開始思想秦統一後的治理問題。

對於呂不韋和他的《呂氏春秋》，班固在《漢書·藝文志》把其列為了“雜家”。從此後世很多人把呂不韋看做是“雜家”思想家。對於“雜家”二字，其實在歷史上、學術思想上，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雜家的思想融匯了百家思想的精髓，而成為了一家之言。

當然也有人，雜家的思想是對各家思想進行拼湊。持有這種看法的思想家，認為《呂氏春秋》雖然體系龐大，但是結構混雜，十二紀、八覽、六論沒有按照一定的思想邏輯來展開。此外，也有一些人認為，呂不韋的《呂氏春秋》是以一家思想為主，其他思想為輔。具體來說，有的認為是以儒家為主、有的認為是以道家為主，還有的認為是以法家為主。

就筆者來看，在戰國末期學術思想逐漸由分流走向合流的時期，呂不韋和他的《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和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筆。《呂氏春秋》在對先秦百家思想進行批判的基礎上，進行整合，為秦國統一後治國提供了思想基礎。筆者之所以認可呂不韋的“雜家”，就是因為，在一個動盪的社會中，一切皆是變化的結果。看似呂不韋只是對各家思想進行融合，但其實他的貢獻遠不止如此。

1.對儒家思想的融合發展

《呂氏春秋》的140篇文章中，與儒家思想有關的佔到了40餘篇。因此這也是很多人認為，《呂氏春秋》偏向儒家思想的原因。書中也有不少論述，是對儒家思想的引申和發展。

德治的思想，是孔子最先提出來的。在春秋時期，他主張透過德治來維持、恢復周禮，恢復西周時期的社會制度與秩序。他認為，君主要施行德治，首先就要以身作則，正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到了呂不韋這裡，《呂氏春秋》認可了儒家的這一思想並進一步整合發展，認為統治者要以身作則立德。

此外，在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呂氏春秋》也對重民的思想進行了總結和發展。《呂氏春秋》中認為，君主要善待民眾，不能將民眾看成是“弱民”，君主只有善待民眾，才能得到民眾的支援。

2.對法家思想的融合發展

我們都知道，讓秦國富強起來一個關鍵是商鞅變法，而且在秦國的發展中，一直是以法家思想作為主要思想的。但是，到了呂不韋時代，他看到了單純依靠法家思想的弊端，因此對先秦時期法家思想進行了融合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德為主刑為輔的法治思想。

順著前面講到的《呂氏春秋》對儒家的態度，呂不韋並沒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只是更加看重德與法的有機結合。

在《呂氏春秋》的法家思想中，存在著一個核心詞，就是“變”。這個變法，和之前秦國變法時的主張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世易時移，變法宜矣”。這不過，在《呂氏春秋》編纂的時期，已經不同於商鞅變法的時期，對於一個處於即將由紛爭走向統一的時代，法律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相比於嚴刑峻法，君主的統治更需要德法結合，要刑罰與德賞相輔相成。

3.對道家思想的融合發展

在《呂氏春秋》中約有20篇內容是與道家思想有關的，其中對於“無為”思想的闡述以及由此引發出來的君主無為思想和“公天下”可以看作是對道家思想的融合發展。

眾所周知，“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字。老字從道的概念出發，認為在人應該效法道法的自然無為。老子對道的倡導，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在周王室衰微，諸侯割據的背景下，民生凋敝。老子認為統治者應該無為而治。

到了呂不韋時期，秦統一天下的局勢愈發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呂不韋重新提出道的思想，同時也對道家思想進行了發展。

首先，《呂氏春秋》中進一步發展了道家的“無為”思想，引申到君主的無為上。書中主張，君道“無為而無不為”，雖然君主不需要做什麼，但實際上是起到重要的決定作用的。此外，《呂氏春秋》在論述君主無為的過程中，還解釋位，並不是君主什麼都不做，而是說君主要不要包攬本該由臣下來做的事情。

雖然，“公天下”的思想最早記載於《禮記》，但是在《呂氏春秋》中進一步將其思想進行了發展。《呂氏春秋》認為君主“無為而治”的前提就是要有“公心”，只有秉承著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君主才能更好地治理國家。

4.對墨家思想的融合發展

在戰國初期，各國之間的兼併戰爭非常頻繁，這些戰爭也給民眾帶來了很大的痛苦。於是，當時的墨子提出了“非攻”的思想。這種思想也體現出來民眾對結束戰爭的渴望。

在《呂氏春秋》編纂的時候，秦國的統一趨勢愈發明顯，因此非攻在一定程度上不能符合社會發展趨勢。因此，在書中提出了興兵的思想，也就是要號召大家剷除暴虐之主，這樣才能實現天下的統一。

在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百家爭鳴的同時，也存在著各家之間的分割，各家思想之間是存在著排他性的。在呂不韋為秦相的十餘年間，他看到了秦國統一的大趨勢。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思想從分流走向統一也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因此，呂不韋相仿戰國四君子，廣招賢士，彙集眾人編纂了《呂氏春秋》。也是因為《呂氏春秋》的誕生，讓先秦時期各家思想逐漸走向合流，在相互爭辯的過程中，補短取長補。透過吸收百家思想，從而建立了一套新的思想體系，也為即將統一的秦帝國提供了一套的治國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