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特點，有人歸結於“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所以明代商業大發展的時候，湖南沒有趕上經歷明末清初的大移民，湖南居民實行了歷史性的全面更新，從而導致湖南人口的新組合，形成了與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質、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贏得‘功業之盛。而湘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堅之一，在現代湘商已經躍居十大商幫之一，昔日無湘不成軍，今日湘商成新軍。湘商正在崛起，湘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各自的長處不同。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浙商就歷史來說，起步比徽商和晉商晚，但現在確實發展最快最好的一個。所以不好說誰更厲害，如果但就從現在看，浙商更好些，但未來發展，晉商和徽商也會很有前景

湘商文化經由農耕文化肇始，融合湖湘文化中經世致用的核心思想，蔚為大成。

湖湘文化歷來以儒學為正統，無論是周敦頤、張南軒，還是王船山、曾國藩，其思想與追求，都指向代表正統的孔孟之道。作為湖南人的湘商性格特質，深受儒家道德精神的影響，在價值觀上傾向崇尚讀書學習，商儒合一，長袖善舞。

坐落在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對於湖南人來說，絕非只是一座書院，更多的是一座精神的家園，承載著湖南人的驕傲與榮耀，有著非比尋常的座標意義。書院山門的那副“唯楚有才，於斯為盛”的對聯，清晰地顯露出湖南人放眼天下、捨我其誰的使命與底氣。兩百年來，湖南人的精神與思想，或多或少都受著這八個字的暗示與影響。

從歷史的角度看，湖南人在經濟方面的影響與貢獻也是巨大的。 “湖廣熟，天下足”，記載了幾千年農耕文明中，湖南的熱鬧與繁華。位處湘西北一隅的洪江古商城，早在明清時期，就因其“扼西南之咽喉而控七省”的特殊地位，盛極一時。在那個水運佔統治地位的時代，洪江以集散洪油、木材、鴉片、白蠟而聞名於世，發展成西南商業重鎮，會館林立，作坊上百，店鋪近千，僅錢莊就多達23個，“商賈駢集，貨財幅輳，萬屋鱗次，販檣雲聚”，可見當年商業文明繁華之盛。

如果說以洪江人為代表的湘商，在農耕文化時代，將商道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開創了堪與晉商、徽商比肩的宏基大業，成為湘商和湖南商業文明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撥開歷史的煙雲，我們往往會有一些新的發現。隱藏在歷史情節的故事，無不顯示了湖南人在紛亂時局下的精彩選擇：每一次變革，湖南人總是站在時代的潮頭。

數百年來，很多人研究湖南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 探討農耕文化之上，湖湘文化之中，那些獨特的元素如開放、包容，經世致用、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等等對湖南人精神世界的影響。

　　讓人詫異的是，湖南人身處五千年內陸農耕文化之中，卻全無小農經濟的小氣與封閉。在湖南這樣一個遠離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也談不上是文化中心的內陸省份，反而形成了“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宏大視野。湖南人這種精神氣質之中透露的勇氣與激情，活躍的思想，究竟源自哪裡呢？

　　從歷史的更深處去追尋答案。這個答案正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湖南人的精神源泉，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湖南人的取之不盡的無形財富。源遠厚重的湖湘文化所提供的文化資源和彌足珍貴的精神養料，敢於顛覆傳統、勇於擔當的湖湘精神密切相連

歷史上湖南商業文化發展的短板，是和歷史大環境分不開的。這與湖南人是否具有商業頭腦無關，而只與時代使命相關。在“農為本，商為末”的時代，湖南人做到了“湖廣熟，天下足”；在天下大亂的時代，湖南人充當著中流砥柱，力挽狂瀾於既倒；在內憂外患之中，湖南人放眼世界，變法圖強；在民族危亡關頭，湖南人帶領華人開創了社會新秩序。湖南人做好了時代需要他們做好的每一個角色。

現在，湘商新的時代使命來了。

在中國歷史上，晉商、徽商以及浙商、粵商等很有影響的商業群體，他們留下的商業思想和商業文化至今讓人受益非淺，但“湘商”的“心憂天下、百折不撓、敢為人先、相容幷蓄”的湖南商業文化精神卻鮮為人知。

　　湘商作為一個企業家群體，與晉商、浙商相比少一份歷史的沉澱和洗禮，但湘商的形象已日漸清晰：致力崇尚實業，埋頭做事，誠信經營，精細作業。湘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湘商在眾多商幫中最具特色的標識之一。

“湘商”，做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獨立群體，其產生和發展，不僅有著穩固的經濟基礎，而且還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湘商群體是湖南經濟快速發展的最有力的發動機。在湖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湘商群體扮演了一個富有活力的推動者的角色。

在沉寂了多年以後，湖南人在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上找到了著力點。湘商們經受過湖湘文化和現代商業精神浸潤之後，顯示出與粵商、浙商、晉商等群體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質和商業思維，那就是獨特的儒商氣質。

　　湖湘文化底蘊深厚，成為湖南人的精神源泉，湖湘文明賦予湖南人豐富的想象，湘商在商場中也善於以文造勢，打造品牌。

　　湘商是個特別的群體，他們剛硬霸蠻、行在言先，在繼承了湖湘文化傳統的同時又注入融合了新的時代元素。湘商好讀書，深知知識創造財富的硬道理。在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立於不敗之地的法寶唯有創新，永遠走在時代的前列，才不至於被時代拋棄。

　　湘商，不僅要有文化的積澱，還要有歷史的厚重。泱泱大中國，歷史上，晉商崇尚“義中取利，信譽第一”；徽商講究“賈而好儒，財自道生”。如今，當代粵商深入人心、浙商聲名鵲起……與之相比，湖南人在商界裡卻顯得有些零散、黯然。

湖南人在近代中國的崛起，一個非常關鍵的意義就是中國處於弱勢地位的背景之下，如何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為中國重新尋回安身立命之處。無論是曾國藩、左宗棠，還是毛澤東、劉少奇，都是如此。

和這些湖南的傑出代表人物一樣，我們面臨的，都是中國已經被捲入全球程序的時代，而在今天這個大變革時代，湖南人應怎樣迴應，怎樣確定自己新的座標，怎樣重現前人的輝煌？

　　湖南人開始關注自己在經濟地圖中的位置，關注本土產業在中中國產業崛起中的影響。湖南商人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找到自己的位置。對於“湘商”崛起，湖南人的期盼更為急切。

“電視湘軍”、“出版湘軍”異軍突起，一大批優勢節目大紅大紫，一大批優質圖書、刊物風靡全國，湘商首先在文化的制高點上插上了自己的紅旗。

湖南經濟的飛速發展喚起了湘商群體意識的集體復甦。隨著湖南經濟的發展步入高速路，“中部崛起”蓄勢而發，三一重工、遠大空調、中聯重科、 長豐獵豹等一批本土企業勢力迅速擴張，品牌影響席捲全國，梁穩根、張躍等一批湘籍企業家成為曝光率極高的重要推手。雖然目前湘商整體影響力還不如歷史上晉商、徽商，實力也不如現實中的粵商、浙商，但是不可否認，湘商，已經亮出了自己的旗幟。

這面旗幟，使湖南商界、學界、政界形成了一次自覺的內省，湖南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品質又一次被啟用，這種濃厚地域認同感和強烈的使命光榮感，為湘商群體共同發展湖南經濟提供了更深層的內在動力。

　　 湖南的經濟自信也隨著眾多知名品牌企業的崛起日漸加強，湘商也日漸自信與活躍。正如曾國藩之於湘軍，毛澤東之於政治，那麼一種新的湖湘商業文化則需要由一群商人來建立。這就是湘商的真正意義所在。這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文化上，完成湖湘文化從農耕文化向工業文化的徹底轉變，也是一種全新商業思想的艱難重塑。

在這種融合的文化之上的湘商，已接受了新歷史條件下的暫新使命，積極地學習和積累經驗，在積累資本的同時鍛鍊才幹，湘商們正處在厚積薄發所必須經歷的某個階段。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更多湖南人馳騁商場，縱橫商海，展現出燦爛的商業才華，讓世界發現，湖南人不僅“會吃辣椒會讀書，會搞政治能耕田”，同樣也是發展經濟的一把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