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早期的儒家思想的積極影響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說，並且可與西歐基督教文明做一比較：

一、儒家思想使華人比較注重以情感為根基。

“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講求的是發自於內心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感情，這種“仁”的個人外在表現就是“義”，以“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作為個人行為的價值準繩。而“仁”的社會性表現則是“禮”，這是外在於個人的客觀的社會性道德。“智”作為儒家的求知精神，也是以“仁”為目的的實踐手段。

基督教文明講則講個人生命的“原罪”，因而個人的行為應該以上帝的意志為準，求自我的贖罪。因而西方傳統文化把感性的愛放在從屬的位置，而以理性的愛為準。而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則把人的情感，作為最根本的出發點，這也是我們現在的傳統家庭都很重視親情的融洽，擁有異常強烈的家鄉情結的重要原因。對社會則表現為對“和諧”“其樂融融”的追求，這是發自人內心情感的基本要求。中國文明之所以持續地發展至今，而不毀於內部的戰亂，與此關係很大。

後世的程朱理學，卻把把“仁”外在化為理性對人慾的鉗制了，抹殺了飽滿的人倫情感。這是違背了儒家思想初衷的。

二、儒家思想講求對現實的追求，推動了華人的入世精神。

華人之所以很少有發自內心的有神論，而執著於對現實的經營，就在於儒家“一個世界”的觀點。

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往往在現實世界之外設一個不可知的“彼岸世界”，認為人在現實世界中的一切行為，都將在“彼岸世界”得到審判，因而人生只是一場不必過分執著的旅途，人生的意義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得到最終肯定。

儒家則曰“未知生，焉知死？”儒家不把生活的目的放在彼岸世界，而是隻承認現實世界的意義，因而只有透過人的積極實踐，才能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得到肯定。因而儒家追求一種“自我實現”式的“快樂”境界，而非漠然處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把快樂置於塵世，把幸福置於塵世，追求一種可感的真實人生，這是千百年來的仁人志士，為國為民，積極入世，積極審美的重要精神動力。

即使是追求超脫的佛教，傳入中國後，也演變成了半入世半出世，以超然之態享受塵世之樂的“禪宗”，這裡，儒家所推行的人生觀，無疑起了很大作用。這種塵世之樂並不同於動物式的肉慾，而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精神性的肯定，對現實情感的精神性的肯定。

三、儒家思想使華人講求理性的實用性。

西方傳統文化，從哲學家柏拉圖起，就基本上是“理性主義”，即把生活的理性，升至高於一切的絕對律令的位置，甚至與上帝合而為一。人是理性規定下的棋子，是上帝駕馭的羔羊。話說程朱理學也是跟理性主義一個做法，主張“存天理，滅人慾”，要求個人抑制內心情感，服從外在的絕對秩序。

但是，最初的儒家思想卻不是這樣。理性，或者說格物致知的精神，只是一種工具性的手段，其最終目的仍是“人”本身，即符合人的善良感情和道德，即人格意義上的“仁”。華人愛講“通情達理”“合情合理”“中庸”···在我們眼裡，情絕非是絕對理性的附庸，而至少是與理性同樣重要的東西。在孔子、孟子眼中，理性是人內心之“善”和“仁”的外在延伸，道始於情，理始於情，“理”是為人的感情目的服務的。現代，華人創業時的“實用主義”精神，靈活經營，絕不死板，讓歐美人士讚賞不已，這其實得益於儒家文化的影響。

不過，在科學研究中、在治學中，在履行法律時，我們不能把目的與手段混為一談，因為自我的私情和私利，而把符合更廣大人民情感的，或符合自然規律的理性原則忽視掉。

四、儒家講求人的社會性，加強了華人內部的關係紐帶。

基督教文化中，人是孤立的，一個一個的，都是上帝的子民，社會、國家只是大家一起生活時的鬆散契約。因而，現代西方社會，更看重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的均衡性、不衝突性，而情感的連線作用則顯得非常薄弱。

誕生於農耕文明的儒家文化，一開始就把人置於人群中，置於家庭中，置於社會中，非常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血緣情感上的紐帶關係，由此至下而上，透過確立倫理關係，建立起一套結構嚴整的國家社會系統。在現代中國，“家庭”依然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家庭觀念也是影響我們社會行為的最大的因素之一。以家庭觀念為基礎，家庭利益為目的，進而推廣至“祖國”這個講求秩序與和諧的大家庭，華人民擁有舉世矚目的創業動力和民族凝聚力，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飛速發展。

自然地，雖然儒家思想強調社會性和秩序性，也並不能成為少數人利用絕對權力和死的規定，違背百姓的意願，鉗制百姓生活的理由，而只是一種忽略秩序的情感連線性、忽略秩序的內在平等性的“異化”行為。

可以說，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最大的一條線索。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把中國思想史分為“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前者是諸子百家爭鳴，各大經典形成的時代，後者則是對先秦經典，主要是儒家經典不斷重新解讀的時代。因此可以說，孔孟儒家的思想奠定了後世文化發展最堅實的基礎。道家思想的發展、道教的興起、佛教的中國化過程，莫不是受到了儒家文化風格的巨大影響，以至於儒釋道三教合流，形成了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局面。儒家思想也成為了民族精神的重要來源，成為眾多歷史人物和廣大人民群眾推動歷史發展的思想導師。

儒家文明在中華文明中，在思想上，它的思想鞏固了中華民族長期趨於大一統，避免了歐洲羅馬帝國分裂後再無法統一的現象。在經濟上，儒家文明發展農業經濟，使得中華民族人口得以壯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在科技上，儒家文明更是擁有四大發明，一直領先世界。在文化上，詩詞歌賦等等璀璨奪目。在軍事上，儒家思想培養大批軍事聖人，漢唐盛世及明清時期，軍事思想在世界史上有一定地位。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庸，由後來人宋朝朱熹提出三綱五常等直指人、家、國社會關係，以及處事的核心觀念。孔子當時將五常中的“仁”做為重點推廣及講學傳說。

而孟子又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將儒家思想推向另一種高度，提出施行仁政，大進步；主要表現：民貴君輕，得民心得天下；這種思想在當時封建社會的政治環境下是極大的超前，因為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有損既得利益，對老百姓來說惠民，不受統治者所接受的思想，但是從今天我們國家施行的稅率改革，讓利於小微企業等惠民政策，實現高度文明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早在公元前500年，我們的祖先已經有這種思想，奠基了今天文明時代的基礎，為以後華夏文明的璀璨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可以認為是民本思想的起源時代。

儒家思想發揮了浪費生命、束縛生產、阻礙科技、摧殘人體、壓抑人性、淪喪道德、擾亂法制、草菅人命等重大作用。

二千多年來，無數學子把最好的年華浪費在了搖頭晃腦背誦儒家書籍上，除了學會當個忠實的皇權走狗，於國於民，百無一用。腹有詩書千萬卷，並無一字關民生。

從孔老二開始，就遊手好閒，鄙視生產。背後罵想學農耕的學生為小人。自己貪圖享受，還罵勞動人民為小人。

從孔老二開始，就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後世更把科技斥為奇技淫巧，從社會地位和經濟兩方面對想搞科研的人精確打擊。在面對資本主義的堅船利炮時，只能跪地求饒，或者擺什麼陰門陣、屎尿陣，醜態百出。

摧殘人體就不用說了，男人手無扶雞之力，女人被小腳毒害一生。面對強悍的遊牧民族，除了投降就是哭，多次被少數民族徹底征服。

儒家不管是克已復禮，還是存天理、滅人慾，都是壓抑人性的，只是越壓抑越熾熱，只許蠕家扒灰、三妻四妾，不許百姓男女之間說句話。

儒家提倡的道德，是說一套做一套，孔子就常常口是心非。表面裝作淡泊名利，心裡只有做官發財。

從孔老二親親相隱開始，就擾亂法制，還恬不知恥的說這是正直！人家公開法律條紋，孔子就大罵這樣會讓百姓失去對貴族的尊重。

從孔老二在夾谷之會時，以禮的名義殺害無辜的演員，就把蠕教釘在了邪教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