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明末張居正再現是否可以拯救大明王朝，首先表明個人觀點：再出現兩個，甚至更多個張居正也沒那能力憑一己之力，力挽狂瀾，重現大明輝煌。

至於原因，先來說說明末的狀態：明思宗崇禎帝朱由檢從他同父異母哥哥明熹宗朱由校手裡接盤的時候，當時大明用滿目瘡痍，千瘡百孔形容一點不為過。外有東南小日本的“倭國”猖獗，建州有女真族努爾哈赤的崛起，北疆又一直受蒙古侵犯；從萬曆初至崇禎元年這50多年裡，全國上下幾乎是年年遭遇天災，出現“人吃人”現象屢見不鮮，致使各地農民起義，加上他哥朱由校重用大太監魏忠賢，魏忠賢的“閹黨”和“東林黨”的爭鬥可謂是白熱化。內憂外患，可想可知那時候社會都成什麼樣了。所以這局面，是憑一個人能力可以解決得了這一系列問題的嗎？

再來說說，張居正，作為“改革家”，縱觀歷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改革家的命運都是與新政連為一體的，往往都是開頭的很完美，結局都是以唏噓悲劇而告終的。張居正也不另外。

張居正，萬曆時期改革家、內閣首輔，據說張大爺小時候就聰明，天資過人，10歲通四書五經，有“神童”美稱，13歲就作了一首流傳至今的《詠竹》表達了非同一般的志向與抱負。歷史迄今也都認同張大爺是個雄才偉略的政治家，他雷厲風行一系列的改革，使當時的衰退的明王朝出現繁榮昌盛景象證明了其能力。

改革嘛，就是改變固有的，按照他的新思路，理念去推進，說白了就是反駁當時的人與物，你要改變，就得得罪人吧，就要樹敵吧，就要留聽自己話的，排擠打擊不聽話的官員吧，所以也導致了他後來悲劇的發生。（死後被抄家，長子張敬修自殺）

我們來看看張大爺當時為什麼可以推行他的改革，當時穆宗朱載坖對政事不感興趣，沉迷女色，我玩我的，終於至於朝政嘛，你們大臣統統管去吧，去處置去吧，爸爸落個清閒。皇帝的寬鬆才使得當時人才濟濟比如張居正、徐階、戚繼光等等賢臣，政權落入內閣你當家，你做主才可以推你的思路吧，如果政權在皇帝爸爸手裡，你提什麼，他反駁什麼，左右你的決策，你還想改革？做夢去吧！

再來說說崇禎帝，崇禎小哥哥比較難，接手了這麼一個爛攤子。歷史的評價是客觀的承認你由檢哥勤儉自律、清心寡慾、勵精圖治上來剷除了魏忠賢的“閹黨”，也想讓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的明朝再現輝煌景象，可當時時政內憂外患，風雨飄搖，面對各地農民起義、滿清崛起，你能幹嘛？終究“回天乏術”“非亡國之君，當亡國之運”感嘆生不逢時去吧！

說崇禎哥是明君不假，可小哥哥和他祖宗朱元璋十八哥一樣疑心病很重，剛愎自用。人杯弓蛇影，寧殺錯，不放過的那種。換大臣，殺大臣那是家常便飯，你想如果把張居正那樣的改革家放到此人手下，還由得了他改革？不得懷疑你奪權篡位？籠絡勢力？你還想改革？又加上武斷性格，多疑，下令取消驛站，驛卒出身的李自成被逼的無路可走，選擇了反明；沒有證據就把袁崇煥以謀反罪凌遲處死，自毀江山，最後落得在北京煤山上上吊而亡的結局。你張居正這也覺得不對，需要改，那也不好，需要變，你在我崇禎小哥哥下面當官，你這樣雷厲風行估計死十回了。

所以縱觀崇禎哥的性格，你覺得再來多少個張居正可以力挽狂瀾，改變時局，重現大明之輝煌呢？

竊以為即使明末真有張居正，也很難挽救大明朝的危局

明朝是一個很曲折的朝代，經歷的中興很多，例如仁宣之治，弘治中興，嘉靖中興，萬曆新政等等，但是這些中興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這就好比一個經常生病的人，總是治療到一半就拒絕治療了一樣，每次中興的前後必定是一段相當長時間的黑暗和腐朽，前面的瘡口還未癒合，後面的新傷又隨之而來，日積月累之下，到了崇禎一朝，已經是亂象成疾，積重難返了。

假如明朝沒有那麼凋敝，假如真的有張居正可以搶救一下，那麼斷送最後希望的一定還是崇禎自己，因為崇禎皇帝有一個很大的毛病——疑人不用，用人亦疑，這是作為一個皇帝最最忌諱的事情，袁崇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袁崇煥和張居正一樣，都是匡世之才，區別在於一個是將領，一個是文臣；一個遇到了崇禎，一個遇到了萬曆，張居正是萬曆的老師，萬曆皇帝的心中是很敬重張居正的，而萬曆的消極怠工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立太子的問題上內閣和他不和，他的怠政幾乎就是出於賭氣的結果，但是在萬曆心中是很信任張居正的，即便後來下令抄家，也是因為個人原因，洩私憤。

簡而言之，萬曆和張居正是互補型的性格，彼此不會造成政見上太大的分歧，即使有，也能大致保證政令通行，這是新政中興的保障。

而崇禎和張居正很明顯是不可互補的，崇禎很勤政，張居正也很勤政，看起來是好事，但是一山不容二虎，再加上崇禎的多疑和剛愎自用，很有可能今天啟用張居正，明天就把他貶黜，這樣一來，政令就會不通暢，又談何來變革呢？

（十分類似今天的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輪流執政，相互推翻彼此在職期間的為政舉措，美國如今的經濟倒退很大程度上和這個有關。）

給一個病入膏肓的人下猛藥會是什麼結果，我想應該會適得其反，千瘡百孔的明末，無論是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已經處於奔潰的邊緣了。

針對於明末的政治生態，與其期盼張居正來救世，還不如讓魏忠賢治理，原因在於魏忠賢本身就是宦官，他很清楚，明朝能有今天，都是宦官集團一手造成的，他更明白，明朝不能倒，因為明朝是他和宦官集團的利益保證，在這種情況下，他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所推行的政策必定更加符合當時的國情。

而張居正的政策幾乎就是一次大換血，久病之人豈可用猛藥？且不說能不能在明末實施，即使能實施，也會觸犯到多方面的利益，朝廷內部必然會更加亂，結果禍起於廟堂之上，只會加速滅亡。

這種開放性的提問其實蠻有趣的。

張居正從萬曆初年主政，到萬曆十年逝世，整整用了十年時間去推行改革，構建自己的政治藍圖。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且改革涉及政治，軍事，民生，經濟，文化等等諸多方面。而自上而下的深度改革，更是需要大量的時間來消化。

圖：張居正塑像

即使改革得到足夠的深入，也需要時間來收穫改革的紅利。而崇禎朝明顯給不了張居正如此多的時間。

張居正的改革，是在明神宗十歲繼位，主少國疑的時代開始推行的。

當時的情況是，李太后倚重張居正，小皇帝懵懂不諳政事，皇帝的“批紅權”（決策權）事實上落在司禮監手中。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又是張居正的鐵桿政治盟友。

再加上張居正身為內閣首輔大臣，主持內閣，基本能做到全國政事一刀切的情況。但即使如此位高權重，張居正依舊不端遭受言官的彈劾。

而反觀崇禎朝，各種黨派林立，皇權極端專制，朝中政治鬥爭激烈，即使是張居正也做不到大權獨攬。只要做不到一言堂，改革推行難度就會無限擴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就會越發兇猛。在這種情況下，張居正的改革是非常難以推行的。

圖：崇禎像

萬曆朝時，經過嘉靖時期胡宗憲，戚繼光等人的努力，大股的倭寇勢力已經基本消除；隆慶開關也使得民間走私數量大幅降低；而此時北方的蒙古勢力，因為和俺答部恢復朝貢，開放邊市，雙方關係也得到了極大的緩和。

在這樣基本安定的局面下，國家才有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國內建設上。

而崇禎朝時，因為長期社會矛盾的累積，天災人禍的持續，流寇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已經嚴重威脅王朝的根本；而東北建州女真的崛起，其問題的嚴重性也遠甚之前的蒙古。內憂外患，任何一個問題處置不好都足以動搖國本，此時的王朝根本無暇推行內部深化改革。

圖：萬曆帝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