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輔嗣，魏國山陽（今河南焦作）人，終年24歲，是中國哲學史上頗有影響的早熟唯心論者。自幼聰明好學。十餘年鑽研老莊著作，才思卓著，通辨能言，善把道家的《老子》、《莊子》和儒家的《易經》溝通，合稱“三玄”，實則排擊漢儒，尊奉老莊，卻又標榜老聃與孔丘“同為聖人”。主要論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論語釋疑》等。王弼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第一，“以無為本”的本體論。王粥繼承老子哲學中的“無”，並作為宇宙的本體，建立了“以無為本”的貴“無”論。何謂“無”？王弼所稱的“無”，又謂“道”。他說：“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道曰。寂然無體，不可為象。”（《論語·釋疑》）其意思是說，無亦稱道，它無名無形，無聲無體，不可為象。然而這“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老子·指略》）也就是說，宇宙中一切有形，有象、有聲、有體之萬物，都是“方”（即道）派生的。所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老子》三八章注）何以見得？王弼對此作了論證：（一）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本末的哲學範疇，用以說明“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他說：“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捨本以逐未。”（《老子注》第五二章）這裡的“本”，是指無形無象的“道”或“無”，作為道的“本”是母，即道廣無”）是“萬物之母”。這裡的“末”，是子，子是母派生的，因而“以無為本”。“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同上，第一四章）如果“捨本以逐末”，那就什麼也弄不清楚了。這種“崇本息末”的哲學，是把“無”、“道”作為世界本源的。而思辯方法上卻比兩漢的元氣自然論又前進了一步。他提出了認識事物的本體，要透過五光十色的現象，不能就事論事地追求細枝末節，而要抓住根本的“道”，做到“言不無宗，事不失主”（《老子·指略》）。這頗具合理的辯證因素，是人類認識史的深化。（二）他以動靜關係來說明“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他並不否認現實世界的變化，但卻否認作為本體的“無”、“道”的變化。他認為現實的“有”的變化是相對的，而“無”的不變是絕對的，因而提出了以靜為本，以動為末的形而上學的動靜觀，認為“靜”是絕對的，動是相對的。他說：“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周易》復卦注）又說：“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dǔ，專心）也。”（《老子注》第一六章）這就是說，萬物千變萬化，根源在“本”，而本是虛靜的，動只是靜的一種表現，最終總要復歸於虛無寂靜，即萬物雖然都在動，但終歸於靜。這就把靜作為動的本原，而靜就是“無”的別名，以此說明“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三）以歪曲自然無為來說明他的“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他把道或“無”又稱為“自然”，並說：“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同上，第二五章）。窮極即事物的本體。在他看來，道是不動的虛靜，亦即“自然”是“無為”不動的虛靜。由於靜是本，萬物雖動，乃是靜的一種表現，總要復歸於靜。那麼，無為也是本，一切也要復歸於無為。自然也是無為的，第一性的，自然界的有為都是從自然無為之本而來的。他認為老子的“道法自然”，是“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這就是要人們“法自然”，要像效法方圓那樣效法自然無為。這是為他政治上達到“無為而治”服務的。王弼主張“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順物之性，不別不析”；“因物自然，不設不施。”他認為，人民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勞而思休，是人的生理本能，以此否定人為的努力奮鬥。這種“無為而治”的空談，實際上是在為封建制的合理性和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專政辯護。為了幫助統治者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王弼一方面提出了“名教出於自然”的政治思想，宣揚名教（包括等級制度，倫常秩序和禮樂教化等）是道或“無”的產物，是自然派生的。自然為本，名教為末。這樣，既抬高了名教地位，論證了名教出於自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強調了不要忘記根本而去追求名教的形式，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在子”（《老子指略》）。這樣，就能更好地發揮名教的作用。另一方面，王弼又直接提出了實行無為而治的主張。他認為，天下動亂在於統治者太有為了。“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老子注》第六五章）這就是說，統治者的任智任力，反而使民以其道還治其身，而民學得更聰明有智，就更難統治了。因此，與其費智統治，不如使民愚昧無知，“無心於欲”，“無心於為”。只有上下“無為”，方能不費力地統治百姓，達到“無為而治”。這就是王弼“以無為本”的本體論的實質。以上說明，王弼把“以無為本”的觀點推廣到自然、社會、人生等各個方面，而且在貴“無”的同時，主張賤“有”，認為，同“無”相比，任何“有”都是片面的、殘缺不全的，“有”都不可能獨立存在，只有依賴“無”或返回到“無”，才能得以保全。他說：“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同上，第四○章）第二，“言不盡意”的認識論。言意關係早在先秦的《周易·繫辭》中就論及了。儒家經典主張“言不盡意，書不盡言”。莊子一派把這一觀點發展為言意對立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宣揚沒有語言的意識。王弼則繼承併發揮了這些唯心論的觀點，進而提出“言不盡意”的認識論。“言盡意”，還是“言不盡意”，這是魏晉時期唯物論與唯心論鬥爭的重要內容。唯物論者歐陽建等主張言盡意，王弼主張“言不盡意。”所謂言，是指表達思想和事物的語言，所謂意，是指思想意識或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王弼所講的“言不盡意”，是對儒家經典《周易》所講的言、象、意的關係的解釋。《周易》是古代的占卜書，它講“易生天地”，和老、莊的道類似。它的根本思想是“順天應人”，把“易”看作是支配天道和人道的始原，故“易者，不易也”。《周易》的每一卦都有自己的本意，本意表現在像上，像靠語言來解釋。王弼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英若象，盡象莫若言。”（《周易·略例·明象》）這個解釋是對的。因為象是達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但讀了解釋詞不一定能理解像；理解了像，也未必能體會卦的本意。好比讀了書，未必知其意。王弼把言、象、意加以區別的思想是可取的。而且含有承認語言、概念（象）有表達思想的作用，有認識工具的意思。然而，他又把這區別誇大了，把言、象、意絕對對立了。甚至說：“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這就是說，要得意就得忘象，要得象就得忘言。因為語言本身不是象，象本身不是意。這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好比不讀書而能知書理；過了河，就可把橋拆掉。這就是離開具體事物，離開多學多問去把握萬事萬物的“道理”，顯然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因為作為認識工具的語言和反映認識物件的本質和規律的意識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言與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絡的。如果離開語言，就無法對客觀物件進行思考，也無法表達和交流思想，這樣只能陷入直覺主義的泥坑。在認識方法上，他主張從根本人手，這點是可取的。但他把“崇本息末”同“崇無賤有”密切聯絡起來，從而忽視問題的直接現實性的一面，比如，只注意邪惡事件形成的某種原因，而不追究邪惡事件的肇事者的直接責任。在正與反的關係上，只強調反面力量的作用，忽視正面力量的作用，認為安全是由不安全一方造成的；儲存是依靠反對儲存的一面才實現的；聖功的齊全是由絕聖而取得的。把正面力量看成是消極的，把反面力量看成具有能動的、創造的作用的力量，這也是王粥認識方法上的片面性。不過，王弼這些哲學思想是為他的“名教出於自然”的社會政治觀服務的。所謂“名教”，是封建社會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的總稱。所謂“自然”，是玄學所講的“道”（包括自然觀和人生觀）。這裡，“名教”是自然（道）的產物，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要合符自然。所以，在王弼看來，一個賢明的統治者要抓根本，不要追求那些名教形式。統治者應使老百姓“無慾”、“無感”、”無為”，才能使社會，自然，太平無事，封建秩序也就可以鞏固了，這就是王粥哲學的主旨。
王弼（公元226～249年），字輔嗣，魏國山陽（今河南焦作）人，終年24歲，是中國哲學史上頗有影響的早熟唯心論者。自幼聰明好學。十餘年鑽研老莊著作，才思卓著，通辨能言，善把道家的《老子》、《莊子》和儒家的《易經》溝通，合稱“三玄”，實則排擊漢儒，尊奉老莊，卻又標榜老聃與孔丘“同為聖人”。主要論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論語釋疑》等。王弼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第一，“以無為本”的本體論。王粥繼承老子哲學中的“無”，並作為宇宙的本體，建立了“以無為本”的貴“無”論。何謂“無”？王弼所稱的“無”，又謂“道”。他說：“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道曰。寂然無體，不可為象。”（《論語·釋疑》）其意思是說，無亦稱道，它無名無形，無聲無體，不可為象。然而這“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老子·指略》）也就是說，宇宙中一切有形，有象、有聲、有體之萬物，都是“方”（即道）派生的。所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老子》三八章注）何以見得？王弼對此作了論證：（一）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本末的哲學範疇，用以說明“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他說：“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捨本以逐未。”（《老子注》第五二章）這裡的“本”，是指無形無象的“道”或“無”，作為道的“本”是母，即道廣無”）是“萬物之母”。這裡的“末”，是子，子是母派生的，因而“以無為本”。“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同上，第一四章）如果“捨本以逐末”，那就什麼也弄不清楚了。這種“崇本息末”的哲學，是把“無”、“道”作為世界本源的。而思辯方法上卻比兩漢的元氣自然論又前進了一步。他提出了認識事物的本體，要透過五光十色的現象，不能就事論事地追求細枝末節，而要抓住根本的“道”，做到“言不無宗，事不失主”（《老子·指略》）。這頗具合理的辯證因素，是人類認識史的深化。（二）他以動靜關係來說明“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他並不否認現實世界的變化，但卻否認作為本體的“無”、“道”的變化。他認為現實的“有”的變化是相對的，而“無”的不變是絕對的，因而提出了以靜為本，以動為末的形而上學的動靜觀，認為“靜”是絕對的，動是相對的。他說：“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周易》復卦注）又說：“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dǔ，專心）也。”（《老子注》第一六章）這就是說，萬物千變萬化，根源在“本”，而本是虛靜的，動只是靜的一種表現，最終總要復歸於虛無寂靜，即萬物雖然都在動，但終歸於靜。這就把靜作為動的本原，而靜就是“無”的別名，以此說明“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三）以歪曲自然無為來說明他的“以無為本”的本體論。他把道或“無”又稱為“自然”，並說：“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同上，第二五章）。窮極即事物的本體。在他看來，道是不動的虛靜，亦即“自然”是“無為”不動的虛靜。由於靜是本，萬物雖動，乃是靜的一種表現，總要復歸於靜。那麼，無為也是本，一切也要復歸於無為。自然也是無為的，第一性的，自然界的有為都是從自然無為之本而來的。他認為老子的“道法自然”，是“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這就是要人們“法自然”，要像效法方圓那樣效法自然無為。這是為他政治上達到“無為而治”服務的。王弼主張“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順物之性，不別不析”；“因物自然，不設不施。”他認為，人民飢而思食，寒而思衣，勞而思休，是人的生理本能，以此否定人為的努力奮鬥。這種“無為而治”的空談，實際上是在為封建制的合理性和門閥士族地主階級的專政辯護。為了幫助統治者達到“無為而治”的目的，王弼一方面提出了“名教出於自然”的政治思想，宣揚名教（包括等級制度，倫常秩序和禮樂教化等）是道或“無”的產物，是自然派生的。自然為本，名教為末。這樣，既抬高了名教地位，論證了名教出於自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強調了不要忘記根本而去追求名教的形式，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在子”（《老子指略》）。這樣，就能更好地發揮名教的作用。另一方面，王弼又直接提出了實行無為而治的主張。他認為，天下動亂在於統治者太有為了。“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老子注》第六五章）這就是說，統治者的任智任力，反而使民以其道還治其身，而民學得更聰明有智，就更難統治了。因此，與其費智統治，不如使民愚昧無知，“無心於欲”，“無心於為”。只有上下“無為”，方能不費力地統治百姓，達到“無為而治”。這就是王弼“以無為本”的本體論的實質。以上說明，王弼把“以無為本”的觀點推廣到自然、社會、人生等各個方面，而且在貴“無”的同時，主張賤“有”，認為，同“無”相比，任何“有”都是片面的、殘缺不全的，“有”都不可能獨立存在，只有依賴“無”或返回到“無”，才能得以保全。他說：“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同上，第四○章）第二，“言不盡意”的認識論。言意關係早在先秦的《周易·繫辭》中就論及了。儒家經典主張“言不盡意，書不盡言”。莊子一派把這一觀點發展為言意對立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宣揚沒有語言的意識。王弼則繼承併發揮了這些唯心論的觀點，進而提出“言不盡意”的認識論。“言盡意”，還是“言不盡意”，這是魏晉時期唯物論與唯心論鬥爭的重要內容。唯物論者歐陽建等主張言盡意，王弼主張“言不盡意。”所謂言，是指表達思想和事物的語言，所謂意，是指思想意識或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王弼所講的“言不盡意”，是對儒家經典《周易》所講的言、象、意的關係的解釋。《周易》是古代的占卜書，它講“易生天地”，和老、莊的道類似。它的根本思想是“順天應人”，把“易”看作是支配天道和人道的始原，故“易者，不易也”。《周易》的每一卦都有自己的本意，本意表現在像上，像靠語言來解釋。王弼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英若象，盡象莫若言。”（《周易·略例·明象》）這個解釋是對的。因為象是達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但讀了解釋詞不一定能理解像；理解了像，也未必能體會卦的本意。好比讀了書，未必知其意。王弼把言、象、意加以區別的思想是可取的。而且含有承認語言、概念（象）有表達思想的作用，有認識工具的意思。然而，他又把這區別誇大了，把言、象、意絕對對立了。甚至說：“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這就是說，要得意就得忘象，要得象就得忘言。因為語言本身不是象，象本身不是意。這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好比不讀書而能知書理；過了河，就可把橋拆掉。這就是離開具體事物，離開多學多問去把握萬事萬物的“道理”，顯然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因為作為認識工具的語言和反映認識物件的本質和規律的意識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言與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絡的。如果離開語言，就無法對客觀物件進行思考，也無法表達和交流思想，這樣只能陷入直覺主義的泥坑。在認識方法上，他主張從根本人手，這點是可取的。但他把“崇本息末”同“崇無賤有”密切聯絡起來，從而忽視問題的直接現實性的一面，比如，只注意邪惡事件形成的某種原因，而不追究邪惡事件的肇事者的直接責任。在正與反的關係上，只強調反面力量的作用，忽視正面力量的作用，認為安全是由不安全一方造成的；儲存是依靠反對儲存的一面才實現的；聖功的齊全是由絕聖而取得的。把正面力量看成是消極的，把反面力量看成具有能動的、創造的作用的力量，這也是王粥認識方法上的片面性。不過，王弼這些哲學思想是為他的“名教出於自然”的社會政治觀服務的。所謂“名教”，是封建社會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的總稱。所謂“自然”，是玄學所講的“道”（包括自然觀和人生觀）。這裡，“名教”是自然（道）的產物，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要合符自然。所以，在王弼看來，一個賢明的統治者要抓根本，不要追求那些名教形式。統治者應使老百姓“無慾”、“無感”、”無為”，才能使社會，自然，太平無事，封建秩序也就可以鞏固了，這就是王粥哲學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