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籍制度，顧名思義，是古代官員任職要有所避諱。避籍制度中的“籍”，最開始指的是籍貫，發展到後來，也延伸為有親屬關係的人，都要避開任職。在後代的朝廷律法中，對於避籍制度有了改革與明細。官員勢力過大，官官勾結，這種現象自從朝代萌生開始，就是無數君王最頭疼的事情。地方官員山高皇帝遠，不僅容易上下勾結，沆瀣一氣，百姓民不聊生不說，對於皇帝本身的權力，也會產生一定威脅。而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清，歷代君王都為了制止、平衡這一現象，就出臺了這種避籍制度。今天，我們就從避籍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淺談一下古代君王對於官員任職的把控。
避籍制度是如何產生的？這個最早要追溯到商周時期，殷商出臺的分封制，將大量土地與權力分封給各路諸侯（官員）。而武王伐紂，將帝辛統治的商周政權推翻，建立起了西周。商周滅亡的教訓，看起來是因為帝辛的驕奢淫逸，荒廢朝政，不得民心。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分封制的產生，給予了各路諸侯（官員）太大的權力。從不人道的角度來講，如果西伯侯沒有那麼大的人力、物力，也沒有那麼多關係好的官員幫助，也絕不可能這麼快起義成功，將商周覆滅。而周朝建立後，雖然在對待百姓這方面，顯示了君主仁慈的一面。正是因為官員擁有太大的權利，在東周後期，才會出現有100多路諸侯各處討伐的情況。諸侯（官員）擁有太多的權力，到處結黨營私，發展大了，周天子無異於一個傀儡皇帝，根本無法阻止這一現象。中央集權被分割，勢必導致王朝覆滅。這是所謂“避籍制度”的產生原因。
到了秦朝，這種分封制雖然取消，秦始皇統一六國也增強了中央集權。但是官員勾結的現象，卻並未停止。真正對這種現象開始管制，是在西漢時期，皇帝終於發現這種官官相互的現象，十分不利朝廷。所以漢武帝曾經下令“宗室不宜典三河”，除了宗室之外，到了後期，對於京畿所在地的州、郡、縣外，本地的官員都不可以任職。以此來平衡官員因情勾結的弊端。西漢時期已經有了避籍制度的縮影，但是真正在典籍上有記載的避籍制度，其實是在東漢時期釋出的“三互法”。《後漢書.蔡邕傳》中記載:
到了東漢時期，為了防止官員以“州郡結黨”，因為人情影響日常辦公。因此出臺了“三互法”，大體上的規定是官員任職，不得在本地，也不得到有姻親的地方任職。“三互法”的誕生，算是歷史上避籍制度產生的開始，並在後代不斷改革和創新。
避籍制度自東漢開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官員結黨營私、培養自己勢力的現象。但是對於很多世襲的官員來講，這一制度很明顯，實行地不到位，或者說很難實行。舉個例子吧，漢末的袁紹，頭上頂著“四世三公”的名頭，整個家族從上到下都是世代吃官糧的。對於這種官員，避籍制度怎麼辦呢？即便將其派往各地，但是暗地裡的官官勾結，培養軍士的現象，卻根本無法管制。避籍制度產生於東漢，卻在東漢末期逐漸衰弱，其原因就是力度太小，無法做到全體官員一視同仁。很多官員頂著世襲罔替的名頭，就得到了寬鬆的權利，這也是漢王朝被取代的原因之一。避籍制度在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基本處於停滯的狀態。即便開展，也大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意味。只有少數有良知的臣子，才會甘願遵循“避籍制度”，南北朝時期之所以那麼亂，也跟這一制度沒有大力扶持，有一定關係。
避籍制度再一次迎來新高潮，是在唐朝。很多人喜歡鼓吹唐朝，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盛唐時期，各種文化得到了傳揚，各種制度也在皇帝手上得到了改革與加強。可以粗糙地認為，在唐朝前期，百姓生活是很幸福的。而避籍制度也重新被黃帝重視起來，在原有“三互法”的基礎上，又規定各地官員“三年一換，不能連任”，又規定“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及本貫鄰縣官。”這一制度的改革，無疑是又加強了中央集權，減少了官員培養勢力的機會，有利於推動各地治理的新風尚。尤其是對重臣避籍，也有了一定的限制。重臣的親屬，不得擔任重要官職，這也是補充了避籍的一個漏洞。算是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一視同仁。
避籍制度，在唐朝得到扶持，卻是在宋朝達到最高點。宋朝的避籍制度，不僅是沿襲了唐朝的一些先進改革，並在避“籍”的範圍上，加大力度，增加了範圍限制。比如在宋仁宗時期頒佈的《服紀親疏在官迴避條制》記載：
凡是在服內的親屬，皆需要避“籍”。這一大制度的嚴厲風行，對於“積貧積弱”的宋朝，無疑是一大積極作用。並有嚴厲的懲罰制度，官員任職，是否避籍是要登記在冊的。如果明明是家鄉，又或者有親屬在郡縣內，卻據實不報，就要受到嚴厲的責罰。《宋史》中規定：
在宋朝時期，就有官員為了從中牟利，想要鑽空子，隱瞞親屬關係任職。只要被別人檢舉，有重大犯罪現象，對要進入司法部門稽核其罪行。由於宋朝時期對避籍制度的大力扶持，對於貪汙腐敗、官員相互勾結牟利的現象，的確很少。在後來的《金史》中，也延續了宋朝的避籍制度：
無疑是將這一制度，大力延續了下去。到了明朝，對於避籍制度增添了一條新規定。朱元璋規定：
在這一基礎上，對任職方面，實行了一個新的避籍制度，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意思就是，北方籍貫的官員，任職必須要到南方去，南方籍貫的官員，任職要在北方，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任職方式。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員勾結的現象。到了清朝，這一制度得到了合理化，對官員避籍需要不能在有親屬的地區任職，加以改革。簡化成，只需要不再本省任職即可，到外省任職，只需要拿著批文即可。
避籍制度產生，是古代君王對官員的一種把控。從最開始的漢武帝，到最後清朝的列為皇帝，都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平衡。避籍制度的不斷完善與改革，從狹義上來講，避免了官員沆瀣一氣，私下結黨營私，勢力過大的現象，從深層次來講，限制官員的權力，對官員任職地區進行把控，是一項加強中央集權的積極做法。官員勢力過大，對於皇權專屬來講，無疑是一種重大的威脅。讓我想起了，在電視劇《雍正王朝》裡的江夏鎮莊主劉八女，就是因為山高皇帝遠，與地方官員勾結，百姓被欺壓卻投訴無門。而避籍制度的出現，無疑就是為了改善這一情況。從某種程度來講，有利於地區統治，對百姓也是種福利。
而這一制度的缺點，也在後來的元朝有所體現。在《元史·選舉志三》中記載：
避籍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改革了朝野的環境，卻對官員限制變多。很多官員親屬分散，而任職也變得困難起來。經常有官員停滯，無法任職，就因為地區沒辦法及時選擇。所以元朝開始，對於避籍官員任職，減少了部分限制，只要不在本省任職即可。總的來說，避籍制度的出現，對百姓是百利無一害，不僅清肅了朝廷的官員體系，減少相互勾結的現象，更是把權立集中在了君王之手。避籍制度的大力執行，也是帝王心術的一種權衡。
避籍制度，是古代君王對官員任職的一種把控。歷史變遷幾千年，我們甚至可以粗略地比較一下，但凡是盛世，其官員清廉程度、官官相護的現象，都要比亂世好得多。君王大力扶持這一制度，更是表現了要肅清朝野的官員複雜關係的決心，對於百姓來說，也是彰顯了皇帝的仁德之心。總的來說，這一制度的誕生，是一項積極的、具有歷史正面影響的制度。
避籍制度，顧名思義，是古代官員任職要有所避諱。避籍制度中的“籍”，最開始指的是籍貫，發展到後來，也延伸為有親屬關係的人，都要避開任職。在後代的朝廷律法中，對於避籍制度有了改革與明細。官員勢力過大，官官勾結，這種現象自從朝代萌生開始，就是無數君王最頭疼的事情。地方官員山高皇帝遠，不僅容易上下勾結，沆瀣一氣，百姓民不聊生不說，對於皇帝本身的權力，也會產生一定威脅。而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清，歷代君王都為了制止、平衡這一現象，就出臺了這種避籍制度。今天，我們就從避籍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淺談一下古代君王對於官員任職的把控。
避籍制度是如何產生的？避籍制度是如何產生的？這個最早要追溯到商周時期，殷商出臺的分封制，將大量土地與權力分封給各路諸侯（官員）。而武王伐紂，將帝辛統治的商周政權推翻，建立起了西周。商周滅亡的教訓，看起來是因為帝辛的驕奢淫逸，荒廢朝政，不得民心。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分封制的產生，給予了各路諸侯（官員）太大的權力。從不人道的角度來講，如果西伯侯沒有那麼大的人力、物力，也沒有那麼多關係好的官員幫助，也絕不可能這麼快起義成功，將商周覆滅。而周朝建立後，雖然在對待百姓這方面，顯示了君主仁慈的一面。正是因為官員擁有太大的權利，在東周後期，才會出現有100多路諸侯各處討伐的情況。諸侯（官員）擁有太多的權力，到處結黨營私，發展大了，周天子無異於一個傀儡皇帝，根本無法阻止這一現象。中央集權被分割，勢必導致王朝覆滅。這是所謂“避籍制度”的產生原因。
到了秦朝，這種分封制雖然取消，秦始皇統一六國也增強了中央集權。但是官員勾結的現象，卻並未停止。真正對這種現象開始管制，是在西漢時期，皇帝終於發現這種官官相互的現象，十分不利朝廷。所以漢武帝曾經下令“宗室不宜典三河”，除了宗室之外，到了後期，對於京畿所在地的州、郡、縣外，本地的官員都不可以任職。以此來平衡官員因情勾結的弊端。西漢時期已經有了避籍制度的縮影，但是真正在典籍上有記載的避籍制度，其實是在東漢時期釋出的“三互法”。《後漢書.蔡邕傳》中記載: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到了東漢時期，為了防止官員以“州郡結黨”，因為人情影響日常辦公。因此出臺了“三互法”，大體上的規定是官員任職，不得在本地，也不得到有姻親的地方任職。“三互法”的誕生，算是歷史上避籍制度產生的開始，並在後代不斷改革和創新。
避籍制度的改革與發展避籍制度自東漢開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官員結黨營私、培養自己勢力的現象。但是對於很多世襲的官員來講，這一制度很明顯，實行地不到位，或者說很難實行。舉個例子吧，漢末的袁紹，頭上頂著“四世三公”的名頭，整個家族從上到下都是世代吃官糧的。對於這種官員，避籍制度怎麼辦呢？即便將其派往各地，但是暗地裡的官官勾結，培養軍士的現象，卻根本無法管制。避籍制度產生於東漢，卻在東漢末期逐漸衰弱，其原因就是力度太小，無法做到全體官員一視同仁。很多官員頂著世襲罔替的名頭，就得到了寬鬆的權利，這也是漢王朝被取代的原因之一。避籍制度在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基本處於停滯的狀態。即便開展，也大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意味。只有少數有良知的臣子，才會甘願遵循“避籍制度”，南北朝時期之所以那麼亂，也跟這一制度沒有大力扶持，有一定關係。
避籍制度再一次迎來新高潮，是在唐朝。很多人喜歡鼓吹唐朝，是有一定原因的。在盛唐時期，各種文化得到了傳揚，各種制度也在皇帝手上得到了改革與加強。可以粗糙地認為，在唐朝前期，百姓生活是很幸福的。而避籍制度也重新被黃帝重視起來，在原有“三互法”的基礎上，又規定各地官員“三年一換，不能連任”，又規定“不許百姓任本貫州縣及本貫鄰縣官。”這一制度的改革，無疑是又加強了中央集權，減少了官員培養勢力的機會，有利於推動各地治理的新風尚。尤其是對重臣避籍，也有了一定的限制。重臣的親屬，不得擔任重要官職，這也是補充了避籍的一個漏洞。算是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一視同仁。
避籍制度，在唐朝得到扶持，卻是在宋朝達到最高點。宋朝的避籍制度，不僅是沿襲了唐朝的一些先進改革，並在避“籍”的範圍上，加大力度，增加了範圍限制。比如在宋仁宗時期頒佈的《服紀親疏在官迴避條制》記載：
“本族緦麻以上親及有服外親、無服外親並令迴避，其餘勿拘。 ”凡是在服內的親屬，皆需要避“籍”。這一大制度的嚴厲風行，對於“積貧積弱”的宋朝，無疑是一大積極作用。並有嚴厲的懲罰制度，官員任職，是否避籍是要登記在冊的。如果明明是家鄉，又或者有親屬在郡縣內，卻據實不報，就要受到嚴厲的責罰。《宋史》中規定：
“諸職任自朝廷除授而應避親者, 到任限三十日自陳(雖未到任而自陳者聽)。 ”違反規定不僅要受到杖刑，嚴重的還會影響家人。在宋朝時期，就有官員為了從中牟利，想要鑽空子，隱瞞親屬關係任職。只要被別人檢舉，有重大犯罪現象，對要進入司法部門稽核其罪行。由於宋朝時期對避籍制度的大力扶持，對於貪汙腐敗、官員相互勾結牟利的現象，的確很少。在後來的《金史》中，也延續了宋朝的避籍制度：
“州縣官吏三年一換，不得重任；吏部選用地方官，須盡用外地人；命諸州每年薦舉三人到中央參加考試。”無疑是將這一制度，大力延續了下去。到了明朝，對於避籍制度增添了一條新規定。朱元璋規定：
“流官注擬，並須迴避本貫”。在這一基礎上，對任職方面，實行了一個新的避籍制度，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意思就是，北方籍貫的官員，任職必須要到南方去，南方籍貫的官員，任職要在北方，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任職方式。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員勾結的現象。到了清朝，這一制度得到了合理化，對官員避籍需要不能在有親屬的地區任職，加以改革。簡化成，只需要不再本省任職即可，到外省任職，只需要拿著批文即可。
如何評價避籍制度？避籍制度產生，是古代君王對官員的一種把控。從最開始的漢武帝，到最後清朝的列為皇帝，都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平衡。避籍制度的不斷完善與改革，從狹義上來講，避免了官員沆瀣一氣，私下結黨營私，勢力過大的現象，從深層次來講，限制官員的權力，對官員任職地區進行把控，是一項加強中央集權的積極做法。官員勢力過大，對於皇權專屬來講，無疑是一種重大的威脅。讓我想起了，在電視劇《雍正王朝》裡的江夏鎮莊主劉八女，就是因為山高皇帝遠，與地方官員勾結，百姓被欺壓卻投訴無門。而避籍制度的出現，無疑就是為了改善這一情況。從某種程度來講，有利於地區統治，對百姓也是種福利。
而這一制度的缺點，也在後來的元朝有所體現。在《元史·選舉志三》中記載：
“各路地裡闊遠，若更避路，恐員缺有所礙，止宜斟酌避籍銓選。”避籍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改革了朝野的環境，卻對官員限制變多。很多官員親屬分散，而任職也變得困難起來。經常有官員停滯，無法任職，就因為地區沒辦法及時選擇。所以元朝開始，對於避籍官員任職，減少了部分限制，只要不在本省任職即可。總的來說，避籍制度的出現，對百姓是百利無一害，不僅清肅了朝廷的官員體系，減少相互勾結的現象，更是把權立集中在了君王之手。避籍制度的大力執行，也是帝王心術的一種權衡。
總結：避籍制度，是古代君王對官員任職的一種把控。歷史變遷幾千年，我們甚至可以粗略地比較一下，但凡是盛世，其官員清廉程度、官官相護的現象，都要比亂世好得多。君王大力扶持這一制度，更是表現了要肅清朝野的官員複雜關係的決心，對於百姓來說，也是彰顯了皇帝的仁德之心。總的來說，這一制度的誕生，是一項積極的、具有歷史正面影響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