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過了這個叛亂躲不過下一個。當時的社會制度均田制度的崩潰，擴張的國家沒辦法在執行，形成了守勢。節度使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

　　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七四六年，任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朔方、河東節度使，掌握天下勁兵，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

　　大權在一人手裡有兵有錢有權滋生更大野心，就算安祿山不造反也會出現李祿山、王祿山。

面對這個問題，首先要說一句“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接下來，我們要對節度使有一個詳細的瞭解，這對唐王朝的大廈將傾會有一個更為詳細的認知。

節度使是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朝舊制，重要地區置總管統兵，旋改稱都督，惟朔方仍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有屯田州置營田使。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排程，故稱節度使。

節度使制度之所以形成，是有幾個原因：

1．唐均田制度的崩潰

從高宗、武后以來，均田制漸趨破壞，流民、逃戶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玄宗時期曾採用很多種辦法試圖解決。一是重申均田法令，嚴禁流徙；二是檢括客戶，聽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戶充軍。在這幾種辦法中，前兩種都失敗了，而募流民客戶為兵的辦法雖能誘得“通逃者”“爭出應募”，暫時解決了社會問題，卻使這批人漸漸成為僱傭兵而不可卒去。於是，由於均田制度的崩潰，導致了唐兵制從府兵的徵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2.巨大的擴張機器無法繼續執行，唐代邊疆形勢開始由攻轉守

節度使制度的開端，是從唐開元天寶年間所設立的緣邊節度使。這和當時的邊疆形勢是分不開的。在這以前，唐在厲兵秣馬擊敗了東突厥之後，實際上對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著旺盛著擴張進攻的。唐初先後擊破了東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諸部，設立都督府； 此後，又打敗西突厥，滅高昌國，於其地設立州縣治理，奠定了唐朝遼闊的疆域。但進攻的步伐還沒有停止，顯慶年間又平西突厥賀魯，設立二都護府統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東的地區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縣一百一十。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節度使制度的開始出現是唐王朝體制內部執行所導致的結果，而唐朝之所以要在自己的極盛時期，設定節度使這種兼管軍民、割據一方，兵權、人事權、財政權盡在指掌的封疆大吏，並不是能單單用唐玄宗李隆基一個人的腦殘失策、或者李林甫等大臣的私心誤國就可解釋的，是因為當時的國家軍事情勢必須設立。

唐王朝全盤繼承了“西魏—北周—隋”三代關隴帝國的軍國體制，持續不斷地對外擴張，便是帝國軍政機器運轉的必然。因此國家剛從戰亂中統一還沒幾年，人口還只有隋朝極盛時的1/4，(隋煬帝大業初年，戶口800餘萬，唐高祖武德年間，戶口僅僅剩下200餘萬)，唐太宗李世民卻不曾和漢朝建立後一般休養生息幾十年，而是依仗著麾下一群猛將良將，將幾十萬百戰精兵，迅速投入到對外開疆拓土中，開國百年時間裡，四面八方同時開戰。

當帝國過度擴張，而生產力水平遠遠跟不上，就意味著邊疆地區必須有遠比之前強大的動員力，才足以保障對抗那些強大異族政權，如吐蕃、回紇、大食的軍事需要。所以開國之初建立、此時已難以為繼的府兵制變成了募兵制，節度使制度也應運而生了。當各鎮節度使尚是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良將的時候，安西、北庭、河東、盧龍、朔方、隴右各鎮的軍馬數量和軍事屯田數量，均擴充至此前數倍，唐軍實力也大大增強，先後出兵攻滅後突厥汗國，連續擊敗吐蕃，並令回紇、渤海兩國臣服，扭轉了武則天執政後期以來的邊疆戰事不利局面。此時大唐王朝更達到了之前歷朝前所未有的極盛之世，也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巔峰。

在唐朝初年，國家的財政權都是統一到中央的，地方上有任何需要花錢的軍事行動，朝廷都會透過戶部撥款來解決糧餉問題。在戰爭不頻繁的的年代，這套制度還有蠻有效的，但如果邊塞戰事過於頻繁，中央財政就很容易捉襟見肘，而且從地方申報——中央批准——實施撥款，幾個環節走下來，地方的戰事都可能結束了。所以在唐朝中晚期，中央逐漸下放了財政權。

據《新唐書》記載，朔方節度使管內的鹽州、靈州、惠州、安北都護府共有十三池。這些鹽池所產之鹽，除一部分上貢朝廷外，其餘部分都用來滿足當地駐軍的需求，節度使既可以留在軍隊內使用，也可以將剩餘部分賣給當地和外地人民。唐玄宗時期，政府開徵鹽稅，進而鹽稅也成了節度使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

節度使手中有了錢，士兵領軍餉也就自然要從節度使手中拿，時間久了，這些大頭兵們就逐漸變的只知有節度使，而心中無皇帝了。只要節度使一聲令下，打南下劫掠的遊牧民族是打，打中央王朝的首都也是打，安史之亂就是最好的證明。

節度使權力的一點點增加，中央政府對其牽制力度的減弱成為其一方獨大的依仗，就算安祿山沒生出反叛之心，隨著節度使權力的增大，別的節度使也會有叛亂之心，這在唐代中後期的藩鎮割據就能看出，最後滅亡唐王朝的朱溫就是宣武軍節度使。

唐玄宗不讓安祿山當節度使，換別人依舊躲不過叛亂。

安祿山所在的河朔地區，在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原文化的高地。但到了武后和玄宗時期，這一地區逐漸開始胡化，其重要的標誌就是粟特人開始在這裡聚集定居。

粟特人在當時是主宰絲綢之路的商人集團，安祿山的父親是粟特人，母親是突厥人。玄宗用安祿山，是因為他出身寒族，無法像部落酋長一樣，形成獨立於朝廷的勢力。安祿山被封為節度使以後，相當於拿到了朝廷頒發的合法執照，然後他按照草原傳統，將其統領的某些契丹，同羅和奚人部落，約八千人收為養子，組成親兵，進一步整合了其他胡人部落，維持了這一地區的穩定繁榮。在缺乏草原視野的唐玄宗看來，安祿山是一個精明強幹的能吏，但這僅僅是一種表象。

為了加強對百姓的控制，玄宗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這給善於行商的粟特人帶來機會，粟特人幾乎壟斷了帝國的貿易，因此產生了大量的商賈鉅富。他們也願意資助安祿山，來達成自己的政治抱負。對於軍政大權一把抓的安祿山來說，要錢有錢，要人有人，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小朝廷。槍頭對外，他是守護大唐的節度使；調轉槍頭，他也有實力和朝廷分庭抗禮。

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得出，安祿山擁有了叛唐的實力。但不代表他必須叛唐，特別還是在盛唐。但有一件事的出現，給玄宗的合法性帶來挑戰，也為安祿山叛唐帶來可趁之機。

這件事發生在天寶九年九月，這一月出現了四星聚尾的異常天象，這在儒家的讖緯之說裡是改朝換代的先兆。比如周武伐殷，五星聚房；漢高入關，五星聚東井；四星三聚而曹魏受禪。四星聚尾被解釋為：帝王易姓之符，漢祖入關之應，尾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意思就是說，出現這樣的天象，是要改朝換代了，新的王者大概會誕生於燕地，就是安祿山所在的地方。在經過幾年的準備以後，安祿山終於起兵，稱帝后定國號燕，正是為了對應了這一說法。

至於不用安祿山，會不會躲過叛亂，當然是不會的，正如我開篇時候所說，換別人依舊會叛亂。就拿史思明來說，安祿山死後，他與接任者安慶緒發生矛盾，並打敗安慶緒，自己當了皇帝。他把安祿山的燕定性為“偽燕”，但他並沒有改變國號，還是稱為燕，來對應讖緯之說裡的“尾為燕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也就是說處於安祿山這個位置，只要時機成熟，無論是誰都一定會叛唐。天下英雄豪傑，在有機會的時候，誰不想去奪那個最高權力呢？

結語：俗話說，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最可怕的是不好的事，遇到了不好的人。大唐就是這個倒黴蛋，在鼎盛時期差點被人奪了天下。這也給後人帶來警醒，以至於到宋朝的時候，嚴加防範儒家讖緯之說，避免他們作妖禍亂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