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未學過法律，但想從個人認識方面說一下自己的看法。法律，是社會個體的行為準則，也是一個國家在治理過程中必須依照的準則。法律，具有強制性，代表國家意志。正義，應屬於道德範疇，是大多數人認可的行為規則。但是，正義不具有強制性。比如，近期發生的“寶馬男”被殺事件。“寶馬男”倚強凌弱,持刀行兇，在受害人被追殺之際，突然劇情反轉，“寶馬男”反被殺。這件事一時在社會上如“靜湖投石”，泛起了巨大的漣漪。大多數人包括本人的看法幾乎是“一邊倒”，那就是殺人的“白衣男”是正當防衛。因為 ，其中一個重要細節是，如果“寶馬男”的刀未掉落，受害的可能是“白衣男”。那麼對“寶馬男”的被殺，大家為何無人同情呢？個人以為，一是此人開“寶馬”。二是有紋身。三是後備箱裡有刀。因為，這三種特點結合在一起，就給大家此人是東京汴梁潑皮“牛二”的感覺。如果同樣的劇情，此人不開“寶馬”，而是開三輪,無紋身，那麼輿論肯定不是目前一邊倒的狀況。話說回來，為什麼“白衣男”受到同情呢？首先是在事情的起因上看，一是無過錯。二是騎電動車。三是無紋身，是標準的“好人”形象。於是，持正義感的人們包括我，就認為此事是正義的，只是楊志在東京街頭殺了“潑皮”牛二的翻版而已。

但是，正義不等於法律，這是基本常識。因為，法律未賦予個體以正義的名義殺人的權利。如果社會個體以“正義”的名義，看到任何不公就可殺人，天下豈不大亂？但我相信，法院在宣判“寶馬男”被殺案件時，一定會把社會輿論,一定會把“正義”的呼聲考慮在內。對宣判結果，我們拭目以待。

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法律和正義是相互關係，是因為正義才創立了法律，創立法律來維護正義，正義和法律是並肩存在的。法律是人為特定的，正義是人為的感官意識。法律具有強烈的約束力，正義的太過於廣義了，換句話來說法律也可以約束正義。法律由專門的人來執行，而正義的事情是誰都可以來做，只要你有這個能力。正義是法律的精神和理論依據，違背正義的法不配成為法律。正義是法律的指明燈，法律同樣也保障著正義。

首先這個問法我覺得不太恰當。

法律明確的來講，它是一條界線。你只要沒有突破這條界限你就沒有違法。

法律界限的一邊是違法的事情，也即正義的反面邪惡。

但法律界限的另一邊，除了正義之外。還有非正義非邪惡的事情。

比如說一個人什麼都不做。那麼他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那麼它就更不可能違法。

但法律需要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法律才會規定你做的什麼樣的事情才犯法。而隱含的就是你只要沒做，那你就肯定沒有犯法。

所以明確的說法律界限的一邊是邪惡，那麼一邊是非邪惡。

而非邪惡，並不等於正義。

就像數字可以分為負數和非負數。零既不是正數，也不是負數。但它屬於非負數。

而正義，我們把它當成數學裡的證書，邪惡當成數學裡的負數。

零就被當成了邪惡和正義之間的中間地帶。他和正義一樣，被畫成了非負數。因為你不能說它是邪惡的，是錯的。

但如果一定要就問題而論的話。至少法律的範圍一定是大於正義的。

因為法律所要考量的是正義以及非正義的事情。也就是法律需要考量邪惡以及非邪惡的事情。

而非正義的事情和非邪惡的事情，他們之間是有一個交集的。

這個交集裡面除了有什麼都不做的事情之外，也有無意義的中性的事情。還有其他的意義不明的事情，但一定不屬於正義，也不屬於邪惡的事情。

那麼關於邪惡和正義的這個中間地帶。法律的處理是，它既然不邪惡，自然就被畫在了和正義一邊的位置。

但這個中間地帶和正義是有區別的。

因此把法律看作一個集合的話。那麼它的三個子集，正義，邪惡，中間地帶，加在一起剛好完美的，沒有任何交集的，覆蓋了法律的範圍。

所以正義僅僅是法律所涵蓋的三個部分中的一個部分。

法律是為人制定的，但有的人犯法了沒有發現就得不到應有的處罰，而正義是個人的自覺行為，有正義感的人永遠不會犯法！

“人類的進化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人類踐行正義、避免不公天性所催生的合作行為。”

從有人類起，幾千年過去了，人類的生存環境早就發生了改變，法律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作為懲罰機制的法律，能作為公平正義的代表嗎？

1.身份標籤，將嚴重影響案件的處理方式。

審判案件時最常見的一句話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根據一項研究顯示，一旦我們給受害人貼上了身份標籤，我們就會努力尋找證據確認這種身份，選擇無視或貶低與之相反的證據。

心理學家曾經做過一項實驗：實驗物件是兩組學生，要求讓他們一邊觀察一名年輕男子的照片，一邊給該男子繪製畫像。

不同的是，其中一組學生被告知該男子是年輕黑人，另一組學生則被告知該男子是年輕白人。

這種給人貼標籤的行為，影響了學生們的繪畫，兩組學生都畫出了一些歪曲原貌的特徵，以便適應被告知的種族身份。

這種給人貼標籤的行為無處不在，警察辦案時也不能完全避免，如果警察給執法物件貼上標籤，就難免會遺漏關鍵的證據和線索，從而就給公正的審判帶來了困難。

2.以預防為基礎的當代刑法。

1973年，威廉•拉梅爾因犯盜虛假陳述竊罪被警方逮捕，按照德克薩斯州的法律，拉梅爾的量刑範圍應該在二年以上十年以下。

但因為拉梅爾曾有兩次犯罪記錄，按照美國刑法中的“三振出局法”的規定，拉梅爾最終被判終身監禁。

對於拉梅爾的量刑，拉梅爾本人很不服氣，“我不是說我不應該受處罰，但是為什麼要判我終身監禁？”

一般來說，法律應該踐行正義，給予犯罪人應當的懲罰，但是，法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從立足於公正轉變為側重預防，比如衍生出來的“三振出局法”，這是，法律所考慮的已經不僅僅是人的道德可責性，而是轉而對犯罪人未來所作所為的行為的預估。

但這種預估真的就能減少犯罪嗎？

根據某些研究認定，“三振出局法”只能對至少遭受三次量刑法打擊的犯罪人產生一定的預防效果，不僅無法減少其他犯罪的發生，反而還會危及司法體制自身的可信性，這也會導致不公正的發生。

3.司法體制本身可信度的降低。

心理學中有一個理論叫“破窗理論”，是說當某個社群出現失序的現象時，比如亂丟垃圾，隨處塗鴉等行為，這個社群也更容易出現嚴重的惡意破壞或犯罪行為。

第一次世紀大戰期間，美國開展了一項轟轟烈烈的“禁酒運動”，“禁酒運動”的領頭人比利•森戴透過自己充滿激情又蠱惑人心的演講，讓“禁酒運動”蔓延至全國，1920年，《沃爾斯泰德法案》正式生效，法案規定：一切製造、販賣酒類的行為都被禁止，但公民卻可以合法在家中持有。飲用酒類。

不幸的是，倦怠的執法行為很快就讓禁酒行為淪落為公開的腐敗交易。

大量的酒類走私販屢禁不止的同時還催生出了一個組織嚴密的犯罪集團——辛迪加犯罪集團。

由於腐敗，政府對一些經營的如火如荼的走私酒販賣行為視而不見，反之卻對公民個人的相關追溯愈演愈烈，僅在一次普通執法中，就有五十萬人因為違法禁酒令而被關進監獄，在密歇根，一個10歲女孩的媽媽更是因為持有一品脫杜松子酒而被判終身監禁。

不僅沒有對真正應該譴責的行為加以犯罪化，反而將大多數人認為不該譴責的行為加以罪犯化的行為，直接削弱了司法體制可信度的喪失， 讓社會大眾對於刑法的總體誤解加深，公然違法的人違法犯罪率也隨之上升。

“對於私酒販賣的普遍縱容，以及對於聯邦法律的普遍不敬，後來轉變為對於民主過程及相關義務的普遍蔑視。”

人們天性具有踐行正義、避免不公的特點，所以司法體制必須能建構起道德可信性，才能駕馭社會及規範影響的實質效力。

法律是維護公權的還是公民權的，這是關係國計民生的最大問題。如果維護公權的都嚴謹和便於執行，維護公民權的都含糊和“沒有相關規定”，那麼最好正義大於法律。反過來，如果法律維護的是公民權，那麼法律高於一切。

法律與正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客觀地說，法律就是寫在紙上的條文，是統治階級用來規範被統治者行為的工具。當三千年前世界上誕生出第一部«漢莫拉比>>法典時，法的涵義與功能就註定了，直到現在也未曾改變過。

正義是個形容詞，它往往是指人的內心的一種良知，對個人來說叫正義感，對一個叢集來說，它是懲戒惡者維護社會公平的一種道德的力量，在原始社會就已經存在。

當法律並不能體現公平公正時，人們的良知就會顯現出來，督促執法者糾正錯誤的判罰，這就是社會具有正義的表現。如果執法者不遵從正義的意見或呼聲，那麼這個社會遲早會出大亂子。

由此可見，法律是一種刻板的工具，而正義卻代表著靈活的民心，二者有共同點也有分歧，而好的法律應該盡最大限度地體現正義。

其實法理和正義、道德是同等的重要，三者不能兼顧，也說不出哪大哪小！比如說親戚、朋友、同學之間因為經濟往來而發生糾紛，一方官司贏了，但是親情、友情沒了，良心、道德上受到譴責！

再比如有的因防衛過當而吃了官司者，雖然受到了法律上制裁，但是從正義、道德層面上來講，受到大家的稱讚，尊重，理解！

這不廢話嗎？法律不正是從正義中來的嗎？不是為了伸張正義的嗎？法律不公平公正，等於毀掉正義。

當然法律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伸張正義這個總原則是不會改變的。修改不完善的法律，也必須要有正義作為基礎，否則就毫無意義，根本起不到法律應有的作用。因此正義永遠大於法律。

根據題主的題目作答:

不必想的那麼複雜，“ 法官會根據刑法在法律條文允許的範圍內給予正義必要的傾斜 ”，比如說“故意殺人致人死亡”，法律懲處的範圍是管制 拘役直至無期 、死刑，法院可以在法律條文的範圍內偏向正義適當量刑，從重處罰。就這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