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盛唐邊塞詩與“盛唐氣象”之間的關係，我們很容易舉出像“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那樣豪壯有力的詩句，或像“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那樣雄渾壯闊的詩句，以為這就是“盛唐氣象”的表現。實際上，“盛唐氣象”有其主旋律，但主旋律是有著多種多樣的表現方式的。就盛唐邊塞詩來說，它在情調上既可表現為積極追求功名的英雄氣概，但也不排斥兒女心腸的描寫，不過這種兒女心腸的描寫無損於英雄形象的塑造，相反能使其形象更豐滿、更真實。王昌
齡在《閨怨》詩中寫到後方的女子“悔教夫婿覓封侯”，但那只是她“忽見“”楊柳”時的心情波動，並不代表她正常時候的情感；當她情緒逐漸平靜下來後，相信她仍然會堅持自己當初的選擇，還是盼望丈夫能博取功名封侯而歸的。我們從她“不知愁”倒是能想象出，她也和盛唐的人們一樣充滿了對功名的渴望，可見邊塞詩即使以閨怨的形式出現，也不減其英氣。
盛唐邊塞詩寫景抒情的風格，無論是平中見奇，還是悲中見壯，始終洋溢著積極進取的精神，體現出“盛唐氣象”。盛唐邊塞詩既可表現為盡情地歌頌雄奇的邊塞風光或歡呼戰鬥的勝利，也可表現為直面嚴峻現實的勇氣與真誠。邊塞風光有它奇異的一面，詩人們儘可像岑參那樣以新奇浪漫的眼光為之高歌，面對風雪交加的情景，卻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的美麗想象，讓人們在嚴寒的環境中喚起對春天溫暖的回憶；但邊塞的環境更有其惡劣荒涼的一面，詩人們也可像王之渙那樣面對“春風不度玉門關”（《涼州詞》）的荒寒時，既不怨楊柳，也無須責備春風，而以平常的心態來審視，不做悲歡之態。盛唐詩人甚至能滿懷豪情地面對死亡。王翰《涼州詞》甚至說“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些都寫得風骨凜然。這首詩所表現的是盛唐人審美觀的一種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風貌。盛唐邊塞詩中的豪情並非故作曠達，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壯語，而是在面對艱險甚至死亡的情況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無所畏懼，這種真正的灑脫與曠達，只有盛唐邊塞詩中才有。同樣，西北邊疆雄闊之中帶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領略、被大量表現在詩中。這種笑對死亡的灑脫態度，這種對壯闊和荒寒的美的欣賞，歸根結底是那個時代國力強盛、民族自信心增強而產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人，才能理解盛唐的詩。
邊塞詩雖不等於戰爭詩。盛唐有不少邊塞詩是寫征夫思婦之間的相思離別之情，好像沒有戰鬥的情懷，似乎離“盛唐氣象”距離很遠。但詩人們對由於征夫長期戍守邊疆而造成的夫婦分離、對由於征戰頻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與痛苦，表現出巨大的關注與深切的同情，充滿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這本身就很了不起。正是在這種認識下，邊塞詩中出現了反對窮兵黷武的呼聲。“萬里長征人未還”是歷代以來邊疆戰爭的悲劇，唐代也不例外。這種慘狀的出現，有的完全是因為君主好大喜功和邊帥邀功固寵所致，所以有的詩人直把矛頭指向這些君臣：“死是徵人死，功是將軍功”（劉灣《出塞曲》）、“武皇開邊意未已，邊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車行》）。有的詩人還能超越狹隘的民族眼光，對戰爭給其他少數民族人民帶來的苦難也深表同情，寄託了各民族和平共處的美好希望。“聞道遼西無鬥戰，時時醉向酒家眠”（崔顥《雁門胡人歌》）、“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裘”（岑參《趙將軍歌》）對胡漢民族在和平時代和諧相處的描寫，本身不就昭示著和平給人們帶來何等快意的生活了嗎？這些充滿深厚情感的描寫和廣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終是建立在“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高適《薊門五首》其五）、“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李白《戰城南》）這樣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礎上的。正是因為有這種精神，所以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和高適《燕歌行》詩中的戰士，面對流血犧牲以及軍中不平待遇，仍主張為國盡節，表現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盛唐氣象”是由宋人嚴羽首先提出來的。關於它的內涵，嚴羽在《答吳景仙書》中說：“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他還認為以“雄渾悲壯”四字評盛唐詩，最為貼切。這種“雄壯渾厚”、“雄渾悲壯”的“盛唐氣象”，與盛唐的邊塞詩關係如何?嚴羽並未明確說明，但他在《滄浪詩話·詩評》中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這四種詩歌題材，除遷謫與邊塞詩無甚關聯外，其他三種大多與邊塞詩有關。林庚先生也在《略談唐詩高潮中的一些標誌》一文中指出，邊塞詩的具體內容“往往是傳統的遊子主題的擴充套件，政治視野的擴充套件，山水風光的擴充套件”。可見，邊塞生活滲透在盛唐多種題材、多種主題的作品中，因而更能體現出盛唐詩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氣象”。當然，邊塞詩作為一種詩歌題材，它本身與“盛唐氣象”沒有必然的聯絡，但因為盛唐邊塞詩具有悲壯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為“雄渾悲壯”的“盛唐氣象”的典型體現。而這又離不開盛唐這一特定的時代土壤，以及在這種土壤上所產生的時代精神。一旦時代土壤變了，時代精神變了，邊塞詩的情調與精神也會發生改變。中晚唐的邊塞詩儘管在藝術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遜色，但在總體風貌上與盛唐詩是迥異其趣的，這又進一步說明了盛唐邊塞詩與“盛唐氣象”之間的深刻聯絡。晚唐詩人陳陶《隴西行》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該詩把相距遙遠、對比鮮明的沙場骨和春閨夢聯絡在一起，組成一幅驚心動魄的畫面，給人以慘烈的感受，這種不幸的感受顯然不屬於“盛唐氣象”。雖然盛唐邊塞詩不乏犧牲場面的描寫，卻能讓人們直面現實，而不會讓人們沉睡在夢中——夢畢竟不是生活的真實，更不能掩蓋時代的真相。（作者單位：安徽師範大學）
一提到盛唐邊塞詩與“盛唐氣象”之間的關係，我們很容易舉出像“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那樣豪壯有力的詩句，或像“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那樣雄渾壯闊的詩句，以為這就是“盛唐氣象”的表現。實際上，“盛唐氣象”有其主旋律，但主旋律是有著多種多樣的表現方式的。就盛唐邊塞詩來說，它在情調上既可表現為積極追求功名的英雄氣概，但也不排斥兒女心腸的描寫，不過這種兒女心腸的描寫無損於英雄形象的塑造，相反能使其形象更豐滿、更真實。王昌
齡在《閨怨》詩中寫到後方的女子“悔教夫婿覓封侯”，但那只是她“忽見“”楊柳”時的心情波動，並不代表她正常時候的情感；當她情緒逐漸平靜下來後，相信她仍然會堅持自己當初的選擇，還是盼望丈夫能博取功名封侯而歸的。我們從她“不知愁”倒是能想象出，她也和盛唐的人們一樣充滿了對功名的渴望，可見邊塞詩即使以閨怨的形式出現，也不減其英氣。
盛唐邊塞詩寫景抒情的風格，無論是平中見奇，還是悲中見壯，始終洋溢著積極進取的精神，體現出“盛唐氣象”。盛唐邊塞詩既可表現為盡情地歌頌雄奇的邊塞風光或歡呼戰鬥的勝利，也可表現為直面嚴峻現實的勇氣與真誠。邊塞風光有它奇異的一面，詩人們儘可像岑參那樣以新奇浪漫的眼光為之高歌，面對風雪交加的情景，卻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的美麗想象，讓人們在嚴寒的環境中喚起對春天溫暖的回憶；但邊塞的環境更有其惡劣荒涼的一面，詩人們也可像王之渙那樣面對“春風不度玉門關”（《涼州詞》）的荒寒時，既不怨楊柳，也無須責備春風，而以平常的心態來審視，不做悲歡之態。盛唐詩人甚至能滿懷豪情地面對死亡。王翰《涼州詞》甚至說“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些都寫得風骨凜然。這首詩所表現的是盛唐人審美觀的一種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風貌。盛唐邊塞詩中的豪情並非故作曠達，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壯語，而是在面對艱險甚至死亡的情況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無所畏懼，這種真正的灑脫與曠達，只有盛唐邊塞詩中才有。同樣，西北邊疆雄闊之中帶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領略、被大量表現在詩中。這種笑對死亡的灑脫態度，這種對壯闊和荒寒的美的欣賞，歸根結底是那個時代國力強盛、民族自信心增強而產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人，才能理解盛唐的詩。
邊塞詩雖不等於戰爭詩。盛唐有不少邊塞詩是寫征夫思婦之間的相思離別之情，好像沒有戰鬥的情懷，似乎離“盛唐氣象”距離很遠。但詩人們對由於征夫長期戍守邊疆而造成的夫婦分離、對由於征戰頻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與痛苦，表現出巨大的關注與深切的同情，充滿了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這本身就很了不起。正是在這種認識下，邊塞詩中出現了反對窮兵黷武的呼聲。“萬里長征人未還”是歷代以來邊疆戰爭的悲劇，唐代也不例外。這種慘狀的出現，有的完全是因為君主好大喜功和邊帥邀功固寵所致，所以有的詩人直把矛頭指向這些君臣：“死是徵人死，功是將軍功”（劉灣《出塞曲》）、“武皇開邊意未已，邊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車行》）。有的詩人還能超越狹隘的民族眼光，對戰爭給其他少數民族人民帶來的苦難也深表同情，寄託了各民族和平共處的美好希望。“聞道遼西無鬥戰，時時醉向酒家眠”（崔顥《雁門胡人歌》）、“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裘”（岑參《趙將軍歌》）對胡漢民族在和平時代和諧相處的描寫，本身不就昭示著和平給人們帶來何等快意的生活了嗎？這些充滿深厚情感的描寫和廣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終是建立在“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高適《薊門五首》其五）、“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李白《戰城南》）這樣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礎上的。正是因為有這種精神，所以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和高適《燕歌行》詩中的戰士，面對流血犧牲以及軍中不平待遇，仍主張為國盡節，表現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盛唐氣象”是由宋人嚴羽首先提出來的。關於它的內涵，嚴羽在《答吳景仙書》中說：“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他還認為以“雄渾悲壯”四字評盛唐詩，最為貼切。這種“雄壯渾厚”、“雄渾悲壯”的“盛唐氣象”，與盛唐的邊塞詩關係如何?嚴羽並未明確說明，但他在《滄浪詩話·詩評》中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這四種詩歌題材，除遷謫與邊塞詩無甚關聯外，其他三種大多與邊塞詩有關。林庚先生也在《略談唐詩高潮中的一些標誌》一文中指出，邊塞詩的具體內容“往往是傳統的遊子主題的擴充套件，政治視野的擴充套件，山水風光的擴充套件”。可見，邊塞生活滲透在盛唐多種題材、多種主題的作品中，因而更能體現出盛唐詩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氣象”。當然，邊塞詩作為一種詩歌題材，它本身與“盛唐氣象”沒有必然的聯絡，但因為盛唐邊塞詩具有悲壯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為“雄渾悲壯”的“盛唐氣象”的典型體現。而這又離不開盛唐這一特定的時代土壤，以及在這種土壤上所產生的時代精神。一旦時代土壤變了，時代精神變了，邊塞詩的情調與精神也會發生改變。中晚唐的邊塞詩儘管在藝術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遜色，但在總體風貌上與盛唐詩是迥異其趣的，這又進一步說明了盛唐邊塞詩與“盛唐氣象”之間的深刻聯絡。晚唐詩人陳陶《隴西行》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該詩把相距遙遠、對比鮮明的沙場骨和春閨夢聯絡在一起，組成一幅驚心動魄的畫面，給人以慘烈的感受，這種不幸的感受顯然不屬於“盛唐氣象”。雖然盛唐邊塞詩不乏犧牲場面的描寫，卻能讓人們直面現實，而不會讓人們沉睡在夢中——夢畢竟不是生活的真實，更不能掩蓋時代的真相。（作者單位：安徽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