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從第一次開科取試的那天開始，其本質和選拔人才就沒有一丁點關係。

唐太宗曾經指著浩浩蕩蕩參加科考的學子們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這句話才是科舉考試的真面目。當然，科舉畢竟還是要考試的，兩相對比總會比出個誰優誰劣。

說說南北榜

洪武三十年，翰林學士劉三吾主持了一個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前面進展的都很順利，但是發榜的時候就都傻眼了，錄取的51名貢生中居然一水的都是南方人，北方人一個沒有。

南京城裡瞬間開了鍋，北方考生紛紛前往禮部衙門告狀鳴冤，禮部的門檻都給踩平了。甚至還有脾氣暴躁的北方學子在大馬路上把官員揪出轎子一頓亂捶。

一時間“科舉舞弊”一詞傳遍大江南北，可以說是舉國上下都在討論這件事，彼時“藍玉案”尚未結束，又出了這麼一檔子事，朱元璋可以說是暴跳如雷，當即下令徹查，還專門組織了一個12人的調查小組，可這12人查來查去無論如何也查不出什麼問題，反而得出一個：所錄51人均憑真才實學，無任何問題。

這群人也是過於公平公正了，根本沒明白老朱要的不是答案，而是穩定。查出來沒問題根本解決不了任何事，反而讓那幫落榜的北方學子認為是你們官官勾結，就連一些北方籍的官員也紛紛上奏彈劾此次科舉的主考官。科舉的真正意義在於籠絡人心，維護社會穩定，讓那幫有能力有野心的人別學黃巢，給我一頭扎到四書五經裡別出來。結果這次科舉反而讓社會動盪了，你說這叫什麼事？

為了平息動亂，老朱直接下召書說主持這次科舉的劉三吾、紀善等人都是藍玉的餘黨，在藍玉案期間，藍玉團伙就是無惡不作的代表，什麼扯犢子的事往他們頭上一推那瞬間就變的合情合理，召書一下無論是北方的學子還是北方籍的官員全部高聲疾呼：“原來如此，果然就是藍玉那幫人搞的鬼！還是我們的皇帝陛下英明神武。”社會上的動亂很快就平息了，隨後朱元璋又稽核了一次試卷，這次開出來的榜單，一水兒的北方人。

此後科舉就開始了南北榜，一直到清末。

其實老朱心裡也清楚，劉三吾等人沒有作弊，查了那麼久，又搞出了一個全是北方人的榜單，就說明那次科舉考試是沒問題的。那時候北方人也確實考不過南方人。細想，北方從南宋開始就一直在遊牧民族的統治下，到明朝已經有兩百多年，燕雲十六州更是被遊牧民族統治了四百年的時間，文風學風上肯定沒法和南方比。但是老朱要真按照真才實學取士法話北方二十年之內肯定就有人要扯反旗了，所以才搞了個南北榜，還是在收攏人心。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是就政治現實來說，這種措施有其內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其次，就人才選拔本身而言，實際上是犧牲了一部分南方士子的權利。也就是說一些水平其實相當不錯的南方士子，因為名額的限制而不能夠種植從而被排除在了官僚集團之外。這裡可以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明清時期，紹興師爺遍佈天下，成為了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紹興師爺之所以盛產師爺，其實也就和當地有大量士子不能夠中舉有密切關係。所以退而求其次，充當智囊也算是一種曲線從政的模式。而紹興師爺如此能幹，以至於當時有無紹不成衙的說法。能夠做好師爺，基本上也就能夠當好官了。可見這部分人才沒有被直接吸納到官僚體系當中，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再次，分析一下這個制度背後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任何政府都有兩大職能，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講的通俗一點前者就是要實現政權的長期延續，後者就是實現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很明顯，前者是關鍵後者是途徑。後者總是要服從於前者的。對於中國古代皇權來說，保障皇權的延續性是根本目的。在西方國家，國王是貴族的公推首領，因此王權和貴族體制緊密聯絡。但是在中國，自秦代以後貴族體質就已經趨於瓦解，隋唐以後徹底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體系出現了一種較為扁平化的特色。和西方金字塔體系的多層次等級結構有顯著的不同。皇帝為了鞏固統治，就要從整個地主階級當中選拔精英，輔助統治。在這個過程當中，小地主階級雖然個體實力弱，但是人數眾多和底層的關係更密切，因此受到了皇帝的重視。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給了小地主階級進入統治集團核心的機會，從而實現了皇帝和整個地主階級，尤其是小地主階級利益的一致性捆綁。

在實現了這種捆綁之後，在民間基層的鄉紳自治制度就逐步確立起來了。有很多學者說中國古代皇權不下縣，意思指的是中國古代的官員統治到縣一級為止。在縣以下的基層社會體系當中，鄉紳充當了政府和民間的有機粘合劑。鄉紳往往是由致仕官員和擁有科舉功名計程車子為主構成的。科舉制度事實上是鄉紳階層形成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很明顯科舉上的成，就是獲得鄉紳身份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所在。有了這樣一個階層在社會基層幫助政府才能實現有效的統治。

講到這裡就很明白了，科舉制度不單單是一個人才選拔考試，實際上對於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態都有重大的影響。科舉制度是鄉紳階層形成的關鍵要素。有了科舉制度的保障，才有了鄉紳階層的穩定，進而才有了基層社會的穩定。既然如此，科技制度不能光往上看著眼於國家頂級人才的需求，同時還要往下看，保障各個地區都有一個充分發育的鄉紳階層。從這個角度上看，保障各地區在科舉考試當中都有一定的名額分佈，對於維護國家基層治理來說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除了這樣一個基本的政治思考以外，還有一個很現實的上層政治鬥爭的基本原則，那就是防止某一地區的官員數量過多已形成地緣性的政治集團，從而危及皇權統治。皇帝對於官僚既利用也要打壓。如果官員過強，就會危及皇帝統治。北宋初年吸收五代時期君弱臣強的歷史經驗，透過分權的方式來應對。山西人寇準當了丞相以後，極力打壓南方士子。可以看作是北宋時代的南北之爭。這實際上就是當時地方派系政治導致的惡果。後世吸收了這種經驗教訓，防止某一地區過多的掌握科舉名額，從而形成地緣性的政治集團，危及皇權統治。自明代開始就採用配額制度，在各省分配名額。其目的也就在於此。

講到這裡還要再往下談一點，皇帝利用這樣一種分配機制，從而實現對地方統治的強化。明清時期的地方配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人口和賦稅的改變會有一定的調整。而遇到重大變故則會進行更廣泛的調整。比如晚清時期的太平天國運動，極大的衝擊了東南地區的人口和經濟發展。清政府為了應對這場變故，不得不採取開設釐關的方式徵收厘金稅，以解決財政不足的困境。在這個過程當中，安徽的不少地方，因為在財政上貢獻頗多，所以獲得了科舉名額上面的獎勵。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總結。科舉制度不單純是一個人才選拔制度，它是關乎整個社會體系的一個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設計。就這一點，科舉制度一定要在事實上具有普遍性。否則就不能發揮它作為一種基礎性政治制度的作用。在當時中國社會各地經濟文化發展落差極大的情況下，採用統一標準的模式，勢必會導致某些省份在這一領域不能夠享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從而也就制約了科舉制度作用的發揮。從這個角度上講，推行分卷制度有其內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當然不利於。

所謂南北榜，是統治階級玩政治平衡，強行給科舉劣勢的北方留後門。

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重心完全轉移到淮南~江東，隨後就是宋代文治，經濟與文化的疊加，造成江南文風鼎盛，科舉獨佔鰲頭。僅南直隸/江南省，財稅佔據全國三分之一，科舉佔據半數。

1397年2月，朱元璋丁丑科第一榜收51名進士，全部是南方人。北方讀書人與官員紛紛鬧騰，6月，朱元璋親自考試收取61名進士，全是北方人。所以這樣就成為了定例，是南北榜的由來。

從選拔人才角度看，當然不合理。因為這是強行給北方留出進士名額，避免南方透過科舉囊括仕途。

不過，不管什麼時候，中國都是北方佔據政治軍事主體地位，不論籠絡人心還是平衡政局，或顧慮軍方和貴族反應，統治者都不會讓南方壟斷科舉。自然，也就不會有絕對公平的人才選拔。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子說，我們做子女的人，對父母的年齡不能不知道。為什麼呢？兩種心理，一種因為知道父母的年齡多了一歲，壽又添了一歲而高興；但同時又害怕，因為父母年歲越高，距離人生的終站越近，為兒女與父母相處行孝的時間也越短，所以就有這兩種矛盾的心理了。——《論語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