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也需要人文精神科學不但需要科學精神，也需要人文精神。本文從科學道德、科學目標及科學的價值三方面討論了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係。 科學需要科學精神，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科學精神來自於科學本身，來自於近代發展起來的科學傳統。 科學不但需要科學精神，也需要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反映了一種價值取向，承認人的價值，並以實現人的價值為最高目標。具體而言，人文精神為善與惡、允許與禁止、美與醜、神聖與裹讀等各種價值和規範原理提供了評判依據。長期以來，人文精神似乎只是哲學、文學、史學、美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的精神，人文精神只應在人文社會學科中進行討論和得到反映，科學與人文精神沒有瓜葛，認為科學的發展不需要人文精神。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本文將從科學道德、科學目標及科學的價值三方面來談談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係。 1科學道德和人文精神 近年來，科學界的一系列學術道德滑坡事件，使人們不由得思索，科學界是怎麼了?其實，在科學研究領域內始終存在著科學道德問題。只是在科學規模比較小、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不多以及因科學而贏利的機會很少的情況下科學道德問題不那麼引人注目而已。在近代科學誕生的時代，就有牛頓和萊布尼茨關於“誰剿竊誰的資料”之爭，就有在德國維爾茨堡偽造出土化石的事件。此外，科學道德還不僅僅表現在剿竊、偽造資料和事實上，對待科學工作的態度，科學家的人格，對待科學成果的態度等都可以認為是科學道德的一部分。科學道德和任何其他道德一樣，是人的價值觀的表現，是把價值定位在一己之私利還是定位在追求真理上的問題，是人文精神的內涵。科學家為追求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為科學獻身有兩種情況，一是為了堅持科學真理，不怕受迫害，不怕殺頭，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如布魯諾、塞爾維特等就是為了堅持科學真理而被迫害致死的。另一種情況是為了科學事業“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在明知有危險的情況下，依然醉心於科學研究。居里夫人的一生是為科學獻身的一生。她不因貧困和疾病而放棄對放射性元素鐳的追求，她在回憶生活在簡陋棚屋那4年的日子時這樣說:“我們沒有錢，沒有實驗室……這象是要由無中創造出有來。……然而我們生活中最好的而且最快樂的幾年，還是在這個簡陋的的舊棚屋中度過的。”居里夫人面對放射性元素可能給人體帶來的危害，面對貧困毫不退縮，充分表現了她為科學獻身的崇高品質。這兩種情況都是以實現人的價值為最高目標，沒有這樣的精神是不能真正做到為科學而獻身的。有些科學家把出所謂的成果作為最高價值，其實是把獲得名和利作為最高價值，那樣他們是不可能在科學上有大的作為的。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能容忍這樣的科學家，他拿起一塊木板來，尋找最簿的地方，然後在容易鑽孔的地方鑽許多孔。”愛因斯坦批評的科學家在今天依然存在，他們缺乏的正是以人的最高價值為基礎的人文精神。 2科學目標和對美與和諧的追求 我們知道，反映在人文精神中的美與醜、允許與禁止、善與惡、神聖與裹讀的各種價值觀和規範原理，說到底是一定社會準則和思想的表現。因此，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也會被豐富和更新。科學新規律的發現，就是人們對自然界和諧與秩序的更深層次的認識;而探索自然奧秘的深層動機，在有些科學家看來，便是尋找自然界內在的美。楊振寧在談及建造新的高能加速器的動機時說:“不是我們想揮霍這400億美元的公款，也不是我們樂於對基本粒子進行分類，這些都不是原因，而是因為它具有某種內在的善，內在的神秘性，並可推測還有內在的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具有永恆的美”。從追求形式美到追求內在美，從追求靜態美到追求動態美，從追求藝術美到追求科學美，是人文精神和文化價值觀念的拓展。 對美與和諧的追求不僅僅是科學目標，而且還是實現科學目標的方法。早在畢達哥拉斯時期，人們受自然界中對稱的幾何圖形啟示，就開始逐步形成了自然界應當是美的、和諧的和對稱的信念，並企圖用數的和諧性和對稱的圖形來解釋自然規律。當然由於認識水平的侷限，在那時，利用數的和諧和圖形的對稱都不可能真正解釋自然現象。但是，“這種歸於和諧性和對稱性的信念在數十世紀以來日益廣泛地探索真理的過程中一直被儲存下來。”科學中，從對稱性原理出發獲得相應的理論結果已經成為重要的方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正是運用對稱性原理的典範。在愛因斯坦關於狹義相對論的第一篇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關於麥克斯韋電磁場理論對稱性的考察。他寫道:“大家知道，麥克斯韋電動力學—象現在通常為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應用到運動的物體上時，就要引起一些不對稱，而這種不對稱似乎不是現象所固有的。”這表明，愛因斯坦認為麥克斯韋理論中的不對稱並非自然界所固有，而是理論本身的缺陷。根據對稱性的要求，應當認為“絕對靜止這概念，不僅在力學中，而且在電動力學中也不符合現象的特性，倒是應當認為，凡是對力學方程適用的一切座標系，對於上述電動力學和光學的定律也一樣適用。這正是狹義相對性原理最原始的表達。 當前，對稱性原理在基礎科學中往往起著第一原理的作用。例如，物理學中的規範對稱理論、弱電統一理論、大統一理論、超對稱理論、弦理論以及化學中的分子軌道對稱理論等都是在一定對稱性下建立起來的理論。對稱性原理既是美在科學中的集中體現也是把美的觀念用於科學的有效工具。 正如楊振寧在談到對稱與相互作用統一理論的關係時說:“今天還未能解決的問題，很可能是出於我們還未把對稱這個概念推廣到頭。最近這20多年來，推廣與再推廣對稱的概念已變成一個熱門的課題。1973年，有人提出來一個非常巧妙的數學結構，叫做超對稱。1976年，有人提出來一個新的對稱概念，叫做超引力。它與超對稱雖然不一樣，可是有密切關係。1984年又有人提出了超弦。其實，所有這些發展方向的精神都是一樣的，就是要把今天我們已擴大到相當大的、以前所不能想象的一些對稱觀念再擴充一下。……其前途如何，我們現在還不敢講。不過，假如你去問一個研究基本物理的人，這個總的方向—希望把對稱的觀念再擴充一點，再延展一下，透過這些努力企圖來解決一些我們現在尚未解決的問題，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呢?我想90%的人都會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雖然這個正確方向中的一些細節要向何處走，尚在摸索之中。” 3科學的價值取向與人文精神 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曾經說過:“技術的發展，對善和惡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那麼這個觀點能否一成不變地套用在科學上呢?筆者認為對於以發展技術為己任的應用科學來說，同樣存在著善與惡的兩種可能性，但是對於以認識世界、探求自然界的奧秘為己任的基礎科學來說，“只具有認識功能和認識價值，它有對錯之分，沒有好壞之別。”所以在討論科學的價值取向與人文精神關係的時候，有必要把應用科學與基礎科學區別開來。應用科學並不是價值中立的。今天，在諸如核能、基因、計算機等科學技術的應用中就出現了一系列倫理道德問題。例如:人類是否有權解讀遺傳的奧秘，人類和生物是否經受得起基因的迅猛革命，人類對基因實施的“優勝劣汰”是否會導致基因的失衡，關於好壞基因究竟有否絕對的分界線，是否會從生理意義上的優生走向人種改良，怎樣保證個人的基本隱私—基因隱私，誰來保證基因革命的公正性等。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我們應該發揚人文精神，堅持從善、從美、從公、從全人類的利益，堅決抵制那些違背乃至損害人類利益的科學研究活動。 在怎樣兼顧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發展上，也有一個價值取向問題。應用科學一般都有較明確的目標，有較強的功利性，而基礎科學則有著較多的可變因素，難以事先知道會有怎樣的結果和難以事先確定具體的研究目標;應用科學的成果一般由研究者或研究的地區或國家受益，而基礎科學的成果則是全人類受益。因此在利益驅動下出現了重應用研究、輕基礎研究的動向。顯然這不利於基礎科學的發展，也不利於應用科學的長期發展，因為應用科學會由於缺乏“基礎”而失去活力。這裡迫切需要一種以全人類的價值為最高價值的人文精神，應把發展基礎科學放在以人類的價值為最高價值的背景下去認識，才能有利於科學技術的永續發展。
論科學也需要人文精神科學不但需要科學精神，也需要人文精神。本文從科學道德、科學目標及科學的價值三方面討論了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係。 科學需要科學精神，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我們今天所倡導的科學精神來自於科學本身，來自於近代發展起來的科學傳統。 科學不但需要科學精神，也需要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反映了一種價值取向，承認人的價值，並以實現人的價值為最高目標。具體而言，人文精神為善與惡、允許與禁止、美與醜、神聖與裹讀等各種價值和規範原理提供了評判依據。長期以來，人文精神似乎只是哲學、文學、史學、美學等人文社會學科的精神，人文精神只應在人文社會學科中進行討論和得到反映，科學與人文精神沒有瓜葛，認為科學的發展不需要人文精神。這完全是一種誤解。本文將從科學道德、科學目標及科學的價值三方面來談談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係。 1科學道德和人文精神 近年來，科學界的一系列學術道德滑坡事件，使人們不由得思索，科學界是怎麼了?其實，在科學研究領域內始終存在著科學道德問題。只是在科學規模比較小、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不多以及因科學而贏利的機會很少的情況下科學道德問題不那麼引人注目而已。在近代科學誕生的時代，就有牛頓和萊布尼茨關於“誰剿竊誰的資料”之爭，就有在德國維爾茨堡偽造出土化石的事件。此外，科學道德還不僅僅表現在剿竊、偽造資料和事實上，對待科學工作的態度，科學家的人格，對待科學成果的態度等都可以認為是科學道德的一部分。科學道德和任何其他道德一樣，是人的價值觀的表現，是把價值定位在一己之私利還是定位在追求真理上的問題，是人文精神的內涵。科學家為追求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為科學獻身有兩種情況，一是為了堅持科學真理，不怕受迫害，不怕殺頭，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如布魯諾、塞爾維特等就是為了堅持科學真理而被迫害致死的。另一種情況是為了科學事業“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在明知有危險的情況下，依然醉心於科學研究。居里夫人的一生是為科學獻身的一生。她不因貧困和疾病而放棄對放射性元素鐳的追求，她在回憶生活在簡陋棚屋那4年的日子時這樣說:“我們沒有錢，沒有實驗室……這象是要由無中創造出有來。……然而我們生活中最好的而且最快樂的幾年，還是在這個簡陋的的舊棚屋中度過的。”居里夫人面對放射性元素可能給人體帶來的危害，面對貧困毫不退縮，充分表現了她為科學獻身的崇高品質。這兩種情況都是以實現人的價值為最高目標，沒有這樣的精神是不能真正做到為科學而獻身的。有些科學家把出所謂的成果作為最高價值，其實是把獲得名和利作為最高價值，那樣他們是不可能在科學上有大的作為的。愛因斯坦曾說過:“我不能容忍這樣的科學家，他拿起一塊木板來，尋找最簿的地方，然後在容易鑽孔的地方鑽許多孔。”愛因斯坦批評的科學家在今天依然存在，他們缺乏的正是以人的最高價值為基礎的人文精神。 2科學目標和對美與和諧的追求 我們知道，反映在人文精神中的美與醜、允許與禁止、善與惡、神聖與裹讀的各種價值觀和規範原理，說到底是一定社會準則和思想的表現。因此，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也會被豐富和更新。科學新規律的發現，就是人們對自然界和諧與秩序的更深層次的認識;而探索自然奧秘的深層動機，在有些科學家看來，便是尋找自然界內在的美。楊振寧在談及建造新的高能加速器的動機時說:“不是我們想揮霍這400億美元的公款，也不是我們樂於對基本粒子進行分類，這些都不是原因，而是因為它具有某種內在的善，內在的神秘性，並可推測還有內在的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具有永恆的美”。從追求形式美到追求內在美，從追求靜態美到追求動態美，從追求藝術美到追求科學美，是人文精神和文化價值觀念的拓展。 對美與和諧的追求不僅僅是科學目標，而且還是實現科學目標的方法。早在畢達哥拉斯時期，人們受自然界中對稱的幾何圖形啟示，就開始逐步形成了自然界應當是美的、和諧的和對稱的信念，並企圖用數的和諧性和對稱的圖形來解釋自然規律。當然由於認識水平的侷限，在那時，利用數的和諧和圖形的對稱都不可能真正解釋自然現象。但是，“這種歸於和諧性和對稱性的信念在數十世紀以來日益廣泛地探索真理的過程中一直被儲存下來。”科學中，從對稱性原理出發獲得相應的理論結果已經成為重要的方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正是運用對稱性原理的典範。在愛因斯坦關於狹義相對論的第一篇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關於麥克斯韋電磁場理論對稱性的考察。他寫道:“大家知道，麥克斯韋電動力學—象現在通常為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應用到運動的物體上時，就要引起一些不對稱，而這種不對稱似乎不是現象所固有的。”這表明，愛因斯坦認為麥克斯韋理論中的不對稱並非自然界所固有，而是理論本身的缺陷。根據對稱性的要求，應當認為“絕對靜止這概念，不僅在力學中，而且在電動力學中也不符合現象的特性，倒是應當認為，凡是對力學方程適用的一切座標系，對於上述電動力學和光學的定律也一樣適用。這正是狹義相對性原理最原始的表達。 當前，對稱性原理在基礎科學中往往起著第一原理的作用。例如，物理學中的規範對稱理論、弱電統一理論、大統一理論、超對稱理論、弦理論以及化學中的分子軌道對稱理論等都是在一定對稱性下建立起來的理論。對稱性原理既是美在科學中的集中體現也是把美的觀念用於科學的有效工具。 正如楊振寧在談到對稱與相互作用統一理論的關係時說:“今天還未能解決的問題，很可能是出於我們還未把對稱這個概念推廣到頭。最近這20多年來，推廣與再推廣對稱的概念已變成一個熱門的課題。1973年，有人提出來一個非常巧妙的數學結構，叫做超對稱。1976年，有人提出來一個新的對稱概念，叫做超引力。它與超對稱雖然不一樣，可是有密切關係。1984年又有人提出了超弦。其實，所有這些發展方向的精神都是一樣的，就是要把今天我們已擴大到相當大的、以前所不能想象的一些對稱觀念再擴充一下。……其前途如何，我們現在還不敢講。不過，假如你去問一個研究基本物理的人，這個總的方向—希望把對稱的觀念再擴充一點，再延展一下，透過這些努力企圖來解決一些我們現在尚未解決的問題，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呢?我想90%的人都會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雖然這個正確方向中的一些細節要向何處走，尚在摸索之中。” 3科學的價值取向與人文精神 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曾經說過:“技術的發展，對善和惡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那麼這個觀點能否一成不變地套用在科學上呢?筆者認為對於以發展技術為己任的應用科學來說，同樣存在著善與惡的兩種可能性，但是對於以認識世界、探求自然界的奧秘為己任的基礎科學來說，“只具有認識功能和認識價值，它有對錯之分，沒有好壞之別。”所以在討論科學的價值取向與人文精神關係的時候，有必要把應用科學與基礎科學區別開來。應用科學並不是價值中立的。今天，在諸如核能、基因、計算機等科學技術的應用中就出現了一系列倫理道德問題。例如:人類是否有權解讀遺傳的奧秘，人類和生物是否經受得起基因的迅猛革命，人類對基因實施的“優勝劣汰”是否會導致基因的失衡，關於好壞基因究竟有否絕對的分界線，是否會從生理意義上的優生走向人種改良，怎樣保證個人的基本隱私—基因隱私，誰來保證基因革命的公正性等。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我們應該發揚人文精神，堅持從善、從美、從公、從全人類的利益，堅決抵制那些違背乃至損害人類利益的科學研究活動。 在怎樣兼顧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發展上，也有一個價值取向問題。應用科學一般都有較明確的目標，有較強的功利性，而基礎科學則有著較多的可變因素，難以事先知道會有怎樣的結果和難以事先確定具體的研究目標;應用科學的成果一般由研究者或研究的地區或國家受益，而基礎科學的成果則是全人類受益。因此在利益驅動下出現了重應用研究、輕基礎研究的動向。顯然這不利於基礎科學的發展，也不利於應用科學的長期發展，因為應用科學會由於缺乏“基礎”而失去活力。這裡迫切需要一種以全人類的價值為最高價值的人文精神，應把發展基礎科學放在以人類的價值為最高價值的背景下去認識，才能有利於科學技術的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