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丘處機的這篇小文，足足拖到了金庸先生仙逝。原因很簡單，我在查資料的時候，忍不住跟著《射鵰》的情節又走了一遍，後來乾脆就專心追文去了。

在金庸先生的小說中，像喬峰、郭靖、張無忌之類的大俠，是“江湖”的風骨；像歐陽鋒、成昆、東風不敗之類的大反派，是文字的張力；像黃蓉、任盈盈、小龍女之類的女子，是故事的風情……

而很多像丘處機這樣的曾經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也出現於小說中，著上了“江湖”的味道。作者不僅是要藉助傑出的歷史人物，來展現俠義精神；更是要透過他們，將小說加入歷史的底色，讓受眾更加具有代入感。

在歷史上，丘處機是真實存在過的人，是道士，是掌教，是國師；而他也是像綱繩一樣，把整個《射鵰》故事都串聯起來的人。

牛家村，丘處機以“俠道”的形象出場。

“那道士頭戴斗笠，身披蓑衣，全身罩滿了白雪，背上斜插一柄長劍，劍把上黃色絲條在風中左右飛揚，風雪滿天，大步獨行，實在氣概非凡。”

歷史上，丘處機很早就出家為道了。1148年，丘處機生於山東棲霞。幼失雙親，獨棲山野。可能是過早地觸到人生的悲涼底色，也可能是山東的“修行”氛圍濃厚，丘處機的遁世之心很早就被激發出來。十九歲，處機於昆嵛山出家；次年，拜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為師。此時，處機得了法號，真正成為了“長春子”。

“頭戴斗笠，身披蓑衣”，著實符合他“蓑笠先生”的稱號。

“三人坐定，郭楊二人請教道人法號。道人道：‘貧道姓丘名處機……’楊鐵心叫了一聲：‘啊也！’跳起身來。郭嘯天也吃了一驚，叫道：‘遮莫不是長春子嗎？’丘處機笑道：‘這是道侶相贈的賤號，貧道愧不敢當。’郭嘯天道：‘原來是全真派大俠長春子，真是有幸相見。’兩人撲地便拜。”

“丘處機拱手道：‘貧道姓丘，請教各位的萬兒。’丘處機威名震於南北，沙通天等互相望了一眼，均想：‘怪不得這道士名氣這樣大，果然了得。’”

丘處機名震南北，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書中寫到，沙通天等惡人對這位丘姓的“貧道”，早有耳聞、忌憚防備，而郭、楊二人初聞其名號時，更是“撲地便拜”。可見處機時已聲名顯赫。

郭、楊是敬服其俠義，沙則是感嘆其功力。而歷史上的真實的丘處機，究竟是為何而聲名大振的呢？

磻溪穴居七年，龍門潛修六年，數十年的清修是出家人的根本。雖然深居簡出、細細打磨的出世修行不一定得道，但還沒開始就“大隱於世”的做法一定不是修行。“靜思忘念，密考丹經”，廣交名士，潛心修習。處機的生活雖是清苦，但終有所悟。

1188年，丘處機應召出山，赴燕京重塑先師王重陽與故去師兄馬丹陽之相，任“高功”重職，闡揚教法、隨壇作儀。

三年後，處機東歸棲霞，建一道觀，金章宗賜額，名曰“太虛”。

處機雖然不稀得搭理金人，但金國皇帝的“官方認證”與重視，卻使得全真教由一“民間創業集團”，轉為合法的正統宗教，長春子也因此而名揚天下。

“丘處機指著地下碎裂的人頭，說道：‘這人名叫王道乾，是個大大的漢奸。去歲皇帝派他去向金主慶賀生辰，他竟與金人勾結，圖謀侵犯江南。貧道追了他十多天，才把他幹了。’郭楊二人久聞江湖上言道，長春子丘處機武功卓絕，為人俠義，這是見他一片熱腸，為國除奸，更是敬仰。

楊鐵心嘆道：‘大宋皇帝既向金國稱臣，威猛文武百官還不都成了金人的奴才嗎？’丘處機恨恨的道：‘出家人本應慈悲為懷，可是一見了害民奸賊、敵國仇寇，貧道竟是不能手下留情。’郭楊二人齊聲道：‘殺得好，殺得好！’”

作為道士的丘處機，卻未必會武功；而他的俠義精神，也並非體現在殺人除奸的義舉之上。

元太祖派近臣去請來了丘處機，以及他的十八個弟子。《元史》說他拒絕了金人的詔請，卻赴了元人的“約”，箇中緣由，不得而知。或許是丘處機有較高的政治嗅覺，或許就是因為敵人的敵人便是自己的朋友吧。

太祖待處機為上賓，喚處機為“神仙”，甚至還把虎符、璽書賜給了他。問其天下的“為治之方”，處機便勸誡太祖，若想統一天下，一定不能嗜殺，要以敬天愛民為本。還契合太祖期盼長生的心理，告誡他要減少征伐以內固精神，去暴止殺以外修陰德。

處機的遊說，竟促使了太祖對中原的用兵有所和緩，而減少屠殺的發生。太祖還免除了全真教徒的賦稅，處機藉著道觀的光廣發度牒，招進了大量流民入教，使其免受戰爭流離與苛捐雜稅之苦，救了萬千人的性命，而為中原人所稱道。

這種義舉，隱去了刀光劍影，但不正是俠義精神的體現嗎？

宋濂，《元史·丘處機傳》

金庸，《射鵰英雄傳》

朱亞非，《論丘處機》

提起丘處機就不得不先提到“全真教”與“王重陽”。王重陽也是一位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出身於陝西咸陽大魏村。王重陽早年信奉儒學的，也曾參加過幾次科考，無奈屢屢名落孫山。之後又勤習武功，雖然考中了，但是職位卻不是非常理想。因此王重陽不得不感慨道：“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便憤然辭職，隱棲於山林。而後棄家外遊，自稱於甘河鎮得遇異人授以內煉真訣，悟道出家。金大定元年(1161)，王重陽在南時村挖穴墓，取名“活死人墓”，又號“行菆”，自居其中，潛心修持2年。

修持結束後，王重陽便開始出遊傳道。先後收了馬鈺、孫不二、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郝大通、王處一為弟子，建立了全真教。這弟子七人對全真教的創教及傳播起到重要作用，後世稱他們為全真教七真。

王重陽去世後，大弟子馬鈺成為掌教。丘處機則入磻溪穴居，開始了自己的苦修生涯。先後歷時六年，行攜蓑笠，故而人們稱他為“蓑笠先生”。此後，他又赴饒州龍門山（今寶雞）隱居潛修七年，創立了自元以後在道教中可以說是一枝獨秀的全真龍門派，聲望越來越高。在1203年，丘處機成為第五任全真教掌教，終於走到全真教的最前端，成為萬眾矚目的物件。

由於全真教信徒日益龐大，在整個北方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漸漸引起了各方統治者的注意，想要透過拉攏丘處機來獲得民心民意。1216年，丘處機正在登州，金朝的東平監軍王庭玉帶著金宣宗的詔書請其至金國新都南京，但被丘處機婉拒，而後南宋也派使者前來，同樣也遭到了拒絕。

在動盪變幻的時局裡，丘處機顯然與這兩個政治中心刻意地保持著距離，以免全真教被政治動亂波及。但當劉仲祿帶著成吉思汗“如朕親行，便宜行事”的金牌，率領20名蒙古士兵前來迎接丘處機赴雪山面見大汗時，時年已經七十二歲高齡的丘處機卻答應了，表示願意前去覲見成吉思汗。

許多人會讚歎丘處機高超的政治眼光，能在那個塵埃未定的時局便選中了了會是將來最終勝者的元朝，有人則乘機鄙薄丘處機野心勃勃、唯利是圖、沒有愛國情懷。但我看到的只是一個天真勇敢偉大的理想主義者。那時的他已經是一個走到人生古稀之年的老者啊！在那個交通極其落後的時代，應允那一場遠行，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賭上了。名與利再重要，對於一個已經極盡尊榮的老者來說，哪有剩餘的時光重要。但他應允了，因為他多次聽說了蒙古人在戰爭中屠城的殘暴。他想透過改變這個民族的王者來減少這種暴行。

欲以言止殺，天真而可貴，又因其歷經的無數艱難和最後取得的成功，又顯得可畏可敬！1220年，丘處機跟隨劉仲祿出發，帶著隨行的十八位弟子一路跋涉，穿越高原、雪山、盆地，歷時三年，行程35000裡終於來到了雪山，即今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脈。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禮敬有加，先後與之“論道”三次。丘處機力勸他“清心寡慾”、“敬天愛民”、“好生止殺”。此時的成吉思汗年邁體衰，或許是思念故國，厭倦了戰爭吧，竟答應了丘處機的請求，傳令三軍，停止戰爭，班師回朝。丘處機“以言止殺”這一壯舉也因此被東西方世代傳唱著。

丘處機西行的見聞後來由弟子李志常整理記錄，並編撰成書，書名為《長春真人西遊記》 。

寫丘處機的這篇小文，足足拖到了金庸先生仙逝。原因很簡單，我在查資料的時候，忍不住跟著《射鵰》的情節又走了一遍，後來乾脆就專心追文去了。

在金庸先生的小說中，像喬峰、郭靖、張無忌之類的大俠，是“江湖”的風骨；像歐陽鋒、成昆、東風不敗之類的大反派，是文字的張力；像黃蓉、任盈盈、小龍女之類的女子，是故事的風情……

而很多像丘處機這樣的曾經在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人，也出現於小說中，著上了“江湖”的味道。作者不僅是要藉助傑出的歷史人物，來展現俠義精神；更是要透過他們，將小說加入歷史的底色，讓受眾更加具有代入感。

在歷史上，丘處機是真實存在過的人，是道士，是掌教，是國師；而他也是像綱繩一樣，把整個《射鵰》故事都串聯起來的人。

牛家村，丘處機以“俠道”的形象出場。

“那道士頭戴斗笠，身披蓑衣，全身罩滿了白雪，背上斜插一柄長劍，劍把上黃色絲條在風中左右飛揚，風雪滿天，大步獨行，實在氣概非凡。”

歷史上，丘處機很早就出家為道了。1148年，丘處機生於山東棲霞。幼失雙親，獨棲山野。可能是過早地觸到人生的悲涼底色，也可能是山東的“修行”氛圍濃厚，丘處機的遁世之心很早就被激發出來。十九歲，處機於昆嵛山出家；次年，拜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為師。此時，處機得了法號，真正成為了“長春子”。

“頭戴斗笠，身披蓑衣”，著實符合他“蓑笠先生”的稱號。

“三人坐定，郭楊二人請教道人法號。道人道：‘貧道姓丘名處機……’楊鐵心叫了一聲：‘啊也！’跳起身來。郭嘯天也吃了一驚，叫道：‘遮莫不是長春子嗎？’丘處機笑道：‘這是道侶相贈的賤號，貧道愧不敢當。’郭嘯天道：‘原來是全真派大俠長春子，真是有幸相見。’兩人撲地便拜。”

“丘處機拱手道：‘貧道姓丘，請教各位的萬兒。’丘處機威名震於南北，沙通天等互相望了一眼，均想：‘怪不得這道士名氣這樣大，果然了得。’”

丘處機名震南北，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書中寫到，沙通天等惡人對這位丘姓的“貧道”，早有耳聞、忌憚防備，而郭、楊二人初聞其名號時，更是“撲地便拜”。可見處機時已聲名顯赫。

郭、楊是敬服其俠義，沙則是感嘆其功力。而歷史上的真實的丘處機，究竟是為何而聲名大振的呢？

磻溪穴居七年，龍門潛修六年，數十年的清修是出家人的根本。雖然深居簡出、細細打磨的出世修行不一定得道，但還沒開始就“大隱於世”的做法一定不是修行。“靜思忘念，密考丹經”，廣交名士，潛心修習。處機的生活雖是清苦，但終有所悟。

1188年，丘處機應召出山，赴燕京重塑先師王重陽與故去師兄馬丹陽之相，任“高功”重職，闡揚教法、隨壇作儀。

三年後，處機東歸棲霞，建一道觀，金章宗賜額，名曰“太虛”。

處機雖然不稀得搭理金人，但金國皇帝的“官方認證”與重視，卻使得全真教由一“民間創業集團”，轉為合法的正統宗教，長春子也因此而名揚天下。

“丘處機指著地下碎裂的人頭，說道：‘這人名叫王道乾，是個大大的漢奸。去歲皇帝派他去向金主慶賀生辰，他竟與金人勾結，圖謀侵犯江南。貧道追了他十多天，才把他幹了。’郭楊二人久聞江湖上言道，長春子丘處機武功卓絕，為人俠義，這是見他一片熱腸，為國除奸，更是敬仰。

楊鐵心嘆道：‘大宋皇帝既向金國稱臣，威猛文武百官還不都成了金人的奴才嗎？’丘處機恨恨的道：‘出家人本應慈悲為懷，可是一見了害民奸賊、敵國仇寇，貧道竟是不能手下留情。’郭楊二人齊聲道：‘殺得好，殺得好！’”

作為道士的丘處機，卻未必會武功；而他的俠義精神，也並非體現在殺人除奸的義舉之上。

元太祖派近臣去請來了丘處機，以及他的十八個弟子。《元史》說他拒絕了金人的詔請，卻赴了元人的“約”，箇中緣由，不得而知。或許是丘處機有較高的政治嗅覺，或許就是因為敵人的敵人便是自己的朋友吧。

太祖待處機為上賓，喚處機為“神仙”，甚至還把虎符、璽書賜給了他。問其天下的“為治之方”，處機便勸誡太祖，若想統一天下，一定不能嗜殺，要以敬天愛民為本。還契合太祖期盼長生的心理，告誡他要減少征伐以內固精神，去暴止殺以外修陰德。

處機的遊說，竟促使了太祖對中原的用兵有所和緩，而減少屠殺的發生。太祖還免除了全真教徒的賦稅，處機藉著道觀的光廣發度牒，招進了大量流民入教，使其免受戰爭流離與苛捐雜稅之苦，救了萬千人的性命，而為中原人所稱道。

這種義舉，隱去了刀光劍影，但不正是俠義精神的體現嗎？

宋濂，《元史·丘處機傳》

金庸，《射鵰英雄傳》

朱亞非，《論丘處機》

提起丘處機就不得不先提到“全真教”與“王重陽”。王重陽也是一位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出身於陝西咸陽大魏村。王重陽早年信奉儒學的，也曾參加過幾次科考，無奈屢屢名落孫山。之後又勤習武功，雖然考中了，但是職位卻不是非常理想。因此王重陽不得不感慨道：“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便憤然辭職，隱棲於山林。而後棄家外遊，自稱於甘河鎮得遇異人授以內煉真訣，悟道出家。金大定元年(1161)，王重陽在南時村挖穴墓，取名“活死人墓”，又號“行菆”，自居其中，潛心修持2年。

修持結束後，王重陽便開始出遊傳道。先後收了馬鈺、孫不二、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郝大通、王處一為弟子，建立了全真教。這弟子七人對全真教的創教及傳播起到重要作用，後世稱他們為全真教七真。

王重陽去世後，大弟子馬鈺成為掌教。丘處機則入磻溪穴居，開始了自己的苦修生涯。先後歷時六年，行攜蓑笠，故而人們稱他為“蓑笠先生”。此後，他又赴饒州龍門山（今寶雞）隱居潛修七年，創立了自元以後在道教中可以說是一枝獨秀的全真龍門派，聲望越來越高。在1203年，丘處機成為第五任全真教掌教，終於走到全真教的最前端，成為萬眾矚目的物件。

由於全真教信徒日益龐大，在整個北方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這漸漸引起了各方統治者的注意，想要透過拉攏丘處機來獲得民心民意。1216年，丘處機正在登州，金朝的東平監軍王庭玉帶著金宣宗的詔書請其至金國新都南京，但被丘處機婉拒，而後南宋也派使者前來，同樣也遭到了拒絕。

在動盪變幻的時局裡，丘處機顯然與這兩個政治中心刻意地保持著距離，以免全真教被政治動亂波及。但當劉仲祿帶著成吉思汗“如朕親行，便宜行事”的金牌，率領20名蒙古士兵前來迎接丘處機赴雪山面見大汗時，時年已經七十二歲高齡的丘處機卻答應了，表示願意前去覲見成吉思汗。

許多人會讚歎丘處機高超的政治眼光，能在那個塵埃未定的時局便選中了了會是將來最終勝者的元朝，有人則乘機鄙薄丘處機野心勃勃、唯利是圖、沒有愛國情懷。但我看到的只是一個天真勇敢偉大的理想主義者。那時的他已經是一個走到人生古稀之年的老者啊！在那個交通極其落後的時代，應允那一場遠行，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賭上了。名與利再重要，對於一個已經極盡尊榮的老者來說，哪有剩餘的時光重要。但他應允了，因為他多次聽說了蒙古人在戰爭中屠城的殘暴。他想透過改變這個民族的王者來減少這種暴行。

欲以言止殺，天真而可貴，又因其歷經的無數艱難和最後取得的成功，又顯得可畏可敬！1220年，丘處機跟隨劉仲祿出發，帶著隨行的十八位弟子一路跋涉，穿越高原、雪山、盆地，歷時三年，行程35000裡終於來到了雪山，即今阿富汗境內的興都庫什山脈。成吉思汗對丘處機禮敬有加，先後與之“論道”三次。丘處機力勸他“清心寡慾”、“敬天愛民”、“好生止殺”。此時的成吉思汗年邁體衰，或許是思念故國，厭倦了戰爭吧，竟答應了丘處機的請求，傳令三軍，停止戰爭，班師回朝。丘處機“以言止殺”這一壯舉也因此被東西方世代傳唱著。

丘處機西行的見聞後來由弟子李志常整理記錄，並編撰成書，書名為《長春真人西遊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