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很對的。因為西周之時，王室的權威還在，諸侯之間也都很安份。可是一進入春秋，就出現很多有違禮法之事。比如春秋初的，就多次發生弒君事件，衛宋魯等國都有類似的情況。甚至作為春秋魯國第一任君主的魯隱公，就是被魯國的大臣公子翬給弒殺的。連魯國都能夠發生這種事，可見在當時，禮法已經崩壞到什麼地步了。這也難怪兩百多年後，孔子會拿畢生的精力去推行周禮呢，到他那個時候，情況肯定就更嚴重了。其實禮崩的現象，在當時的魯國就已經非常嚴重了，甚至隱公自身，就被記錄了兩件不合禮法的事。隱公名息姑，他在位的時候，並不把自己當諸侯看，因為他不是嫡子，沒有資格繼位，而作為嫡子的弟弟卻年幼，因此不得以暫代君位。所以他只攝政，並沒有坐實自己的國君之位。甚至當他的母親去世的時候，他都沒有以國君母親的禮儀去安葬。他的這種做法，給人感覺就是完全符合以大夫之名暫攝君事的。雖然這件事做嚴格地按照禮儀來做了，但是有兩件事，他卻做得不夠好，在當時就遭到了華人的批評。其中一件事在現在看來很好笑，那就是去棠這個地方看捕魚。魯息姑有一個愛好，就是去看漁民打魚，倘若他是個普通人的話，有這樣的愛好也沒有什麼，甚至自己親自去捕魚也無不可。可是他當時是國君的身份，以這樣的身份去看漁民捕魚的話，那就很不合禮法了。所以當魯息姑準備去棠地看漁民打魚的時候，魯國一個大夫臧僖伯就去勸他說：“捕魚這件事，與祭祀或者軍政有什麼關係呢？作為一國之君，應該要把精力都放在祭祀以及軍政等大事之上，只有這樣，國家才會興盛。所以請您一定不要去棠地看別人捕魚，因為做這種事情只會令魯國衰敗。這不是國君應該做的事，最多派一個地方官去就足夠了。”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臧僖伯對國君的要求實在是太苛刻了，人家有這個愛好，想要去看捕魚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嘛，就算是國君也得有休息的時候啊。可是在當時人看來，國君就應該有國君的樣子，按照周代的禮法，諸侯是不可以親自去看這樣低賤的事的，他們的精力應該放在祭祀以及軍政等大事上。雖然臧僖伯不斷地勸阻，但是魯息姑實在是太想看捕魚了，所以還是去了棠地。這個故事被後世流傳了下來，至今在棠地還有一座觀魚臺，就是為了紀念魯息姑呢。除了這件有違禮法的事，魯息姑還有過一次僭越之舉。開頭也提到了，魯息姑是攝政的，魯國真正的君位繼承人是他的弟弟魯允，但是他的年紀比較小，在魯息姑攝政之時，魯允仍然是太子的身份在魯息姑的任上，魯允的母親死了，按理說她不是魯息姑的生母，葬禮不應該由他來主持，可是魯息姑卻親自主持了，這是不符合禮法的。非但如此，在魯允母親的葬禮上，魯息姑還安排了六佾之舞，這不僅不合禮法，而且還是僭越之舉了。因為周禮有規定，天子用八佾，諸侯只能用四佾。魯允的生母充其量也就只能夠按諸侯的規格來，可是魯息姑卻給她安排了六佾，這種安排雖然沒有高過天子，但是已經凌駕於所有的諸侯之上了，因此被當時的人看成是僭越之舉。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雖然魯國是一個禮儀大國，但是自春秋以來，在禮儀方面，其實已經出現了許多崩壞的跡象。這個事上路過還是那個時期不錯的了

先問心自己的祭祀是什麼意思，自己的行為搞不定，去搞定幾千的事，只憑支言片語史記能搞清嗎？搞不定自己搞別人更可笑。

人死了看似風風光光，活人眼目，給活人自己臉上貼金。

它們要搞什麼目的，鬼知道。問鬼有鬼嗎？問神神不語。

春秋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是屬於最動亂的時期，諸侯國各自為政，祭祀時也是各安各的規矩，只有魯國秉承周朝的規矩，所以要想考察周朝的禮樂應該在《左傳》中查詢，當時的祭祀跟人物的身份有關分，國王祭祀天地，大夫祭祀先賢，老百姓祭祀祖宗，他們在祭祀時，都要用大量的犧牲品，來表達自己最大的誠意。

國家社稷透過祭祀儀式而顯明治理的原則。“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易傳》）莊重而盛大的祭祀儀式，既凸顯了天子的權威，也將天子及其臣下納入規範體系；同根同宗的常規性的祭祀活動給予社會成員明確的角色定位和歸屬認同，對社會的整體穩定起到強大的心理暗示作用，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諸侯國之間透過神聖化的結盟儀式建立牢固的同盟關係，舉行祭祀儀式之人共同承認一個高於一切的能主宰的神靈，在這個神靈主宰的基礎上，大家有了對話的平臺，不敢擅自違背所定下的條約，也就使不同國家能遵循共同的道義和互相認可的法則，避免無謂的衝突。《春秋左傳》中所記載的諸侯國會盟達130多次，其中祭祀就是會盟的一個重要程式。

周禮，不僅僅是對個人安身立命而言，更是對一個國家政權的穩定而言，因為禮是當時宗法社會的總規範。透過儒家的禮，完成了社會從統治正統性、家庭（家族）穩固性、政治安定性的增強，儒家不僅把各種宗教納入可以合作的範疇，更進一步為政治的各種不安定因素提供了獨家藥方。

所以中國春秋時代的占卜文化和祭祀文化都出現了道德意識與神化思維抗衡的情形，即主張吉凶禍福不決定於神秘的聯絡，而決定於人的行為是否道德。因此，西周春秋強調“務德”，也就是外用德政，內修德性。申公對楚莊王所說的一段話是對此的一個很好註釋。他說：“《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申公在這裡是以明德為崇其德行，以慎罰為去其不德，都是指楚莊王自己。

報應主義或者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在討論道德時把注意力集中在行為的善惡上，而不重視那些履行行為、具有動機的行為者。我們判斷一個行為者的道德價值，不僅看他的行為是否符合某些道德原則或者取得了善的效果，還要看他的動機。也就是說，我們不僅關注應該做什麼，還要關注我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的問題。古代中國把培養美德品質列入道德的首要功能有其積極意義。

中國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奠基於周代，而魯國是宗周禮樂文明奠基人周公旦的封國，正因如此，魯國可以說是儲存周文化最多的國家，既“周禮盡在魯矣。”總體而言，魯國與周王室在禮樂文化上是一脈相承的。

一、周禮盡在魯—周、魯文化一脈相承

魯國是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周公有大勳於周王室，雖無天子之位，卻有天子之德。因此，在魯國奉周公之祀後，周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由此，魯國在禮樂文化上的特殊地位開始奠定。此後，歷代周王不斷賜予魯國各種禮樂上的特權，以至於《禮記·明堂位》言：“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同時，魯國國內民眾堅信“先君周公制周禮”，周禮由此成為魯國的立國之本，國內貴族“事君以禮”，民眾“立於禮，成於樂”。可以說，魯國就是西周時期在周王朝東部的地區性禮樂中心；而隨著周王室變遷衰落，到春秋時期，魯國一舉成為了全國性的禮樂文化中心。換言之，魯國的禮樂文化就是正統的周禮。

二、魯國的祭祀文化—“魯有褅樂，賓祭用之”

禮樂文化的一大重心就是祭祀，既“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伯禽就國時，所受王室分封之物中與祭祀有關的有三者，既“祝”、“卜”、“宗”。“祝”既大祝，掌祭祀時告神之讚辭；“卜”既大卜，為卜筮之長；“宗”既宗人（伯），掌宗祀禮節。在所有受封的諸侯國中，只有魯國一個國家被分給了宗伯，換句話說，這就相當於在禮樂上給予魯國以周王室同等的地位。

此外，魯國在祭祀上還享有三種特權，一為祭祀周文王；二為以天子之禮祭祀周公；三為享有天子所有的郊祭權。這其中以郊祭最為有特色，郊祭前魯國諸侯先去祖廟稟告，祭祀時所用的祭品皆為赤紅色，把祭品、玉帛等放在柴堆上焚燒，使煙霧直達上天，以便於天神享用，同時還要有樂舞相配，以使天神愉悅。簡單地說，這種郊外祭天的方式其實就是泰山玉皇頂祭天的方式，直到現在，在泰山玉皇頂上依然可以看到。其次便是祭祖了，魯國祭祖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祭祀周文王，一種是祭祀周公。祭祖過程同郊外祭天類似，比較突出的是，祭祀所用之牛也要用赤紅色公牛。

綜合來看，春秋時期魯國的祭祀文化基本就是將周王室的祭祀完全複製到魯國文化中，且在所有諸侯國中僅有魯國有此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