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君主大權在握，予智予雄，外界的壓力被降至最低。這自然是朱元璋的得意手筆，他要打造一個密不透風的專制國家，海洋象徵著開放，與專制八字不合，所以必然被禁止。這就是海禁的由來。

所謂海禁，不等於閉關鎖國，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禁止自由貿易，國家則把貿易權壟斷到自己手裡。由此來說明朝的朝貢政策。朝貢，就是以中國為中心，外國前來朝拜，同時進行貿易，當然，政治上你認我為大哥，經濟上我則讓利於你，這叫“厚往薄來”，乃是朱元璋一手製定的朝貢原則。朱元璋時代的朝貢國，包括北韓、日本、大、小琉球、安南（就是越南北部）、真臘（就是高棉）、暹羅（就是泰國）、占城（就是越南南部）等十五個國家，大體覆蓋了東南亞。

等到永樂朝，也就是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執政的時期，出現了俗稱“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從1405年開始，此後三十年間，鄭和共七次遠征南海、印度洋，史書上記載鄭和到訪過的國家，“大小凡三十餘國，涉滄溟十萬餘里”。朱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歷來有多種說法，流傳最廣的一種，即尋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關於這一點，姑且拋開不談，單說它與朝貢政策的關係。上田信寫這一節，標題叫“浮在海上的帝國”，他斷定朱棣令鄭和遠征的目的，“在於把以明朝為頂峰的朝貢體制擴充套件到海域世界”。就結果而論，目的達到了，在明朝陸海軍的威逼與利誘之下，南洋大小政權紛紛前來朝貢，據統計，朝貢國家和部族一度高達65個。

我們再說鄭和下西洋，關於當時的盛況，上田信用抒情的筆調寫道：“從中國出發的鄭和船隊，在規模以及許可權上就像一座行駛在海面上的帝國，甚是威風。當船隊出現在海平面上的時候，東南亞、印度洋沿岸的居民肯定能夠真切地感受到遙遠的東方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存在。”

其實這更像是一場例外或意外，縱觀明朝，大多時期，都在實行海禁。與海禁對應的一個現象，則是倭寇，也就是日本海盜。上田信寫他的先人，倒也無所忌諱，直呼“倭寇”之名。據其考證，早在元朝，倭寇的足跡便侵入中國山東半島，其隊伍當中，不乏中國的海民。這一模式，在明朝得到克隆。所以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倭寇不僅指日本人，其中華人並不在少數，甚至充當了領袖角色，像王直、徐海等，都是倭寇的大頭目。王直成為倭寇，極具代表性，他本是鹽商，後作海商，由於海禁，海商只能從事走私貿易，在明朝的重重圍剿之下，一些海商漸漸轉型為海盜，與日本浪人結合，則成倭寇。這則有點“逼上梁山”的意思，用王直自己的話講，叫“國家驅盜”，就是國家逼我當倭寇，而非自願當倭寇。

正基於此，王直作為倭寇，並非單純為了利益，還擁有明確的政見。他一度控制了東南亞與中國、日本之間的交易，自稱徽王——他是徽州府歙縣人——對外宣稱這是一個獨立政權；他還向明朝政府喊話，要求解除海禁，使海上貿易合法化。1557年，對於抗倭領袖胡宗憲通商互市的承諾，他信之不疑，嚮明朝投降，兩年後被處死。由此來看，今人為王直翻案，稱其為自由貿易的先驅，不能說沒有道理。

隆慶元年，即1567年，隆慶皇帝明穆宗朱載垕宣佈解除海禁。這不是基於倭寇的壓力，恰恰相反，正是在王直死後，倭寇走向衰亡，沿海形勢漸漸緩和，明朝的執政者才有意放開海禁，允許私人貿易。這在國史之上，叫“隆慶開海”，主要開放了兩條航線，一是從華南到越南、馬六甲的西洋航線，二是從中國經菲律賓到汶萊的東洋航線。需要注意，基於對倭寇的深惡痛絕，與日本的貿易依然在禁止之列，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否則將處以“通倭”之罪。

對於這項政策，上田信稱之為“互市體系”。他認為，互市體系並不是對朝貢體系的否定，而是一種補充，“要把朝貢體制中原本有的那些交易活動從禮制體系中獨立出來，如此就可以滿足迫切希望與中國進行交易的海外各種勢力，奪取像倭寇這種武裝勢力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會滿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參與走私貿易的地方上有權勢的人，還會使明朝這個需要靠白銀來經營的國家的海關稅收得以保障。”進入十八世紀以後，互市體系發展成覆蓋整個東歐亞的交易體系，不僅在海上，在內陸，明朝與蒙古人之間的交易，一般稱作“馬市”，其實質也是互市。

論軍政實力，明朝其實是一個相當虛弱的王朝，當然比宋朝要好一些。無論對邊疆的控制，還是對海洋的控制，都有些力不從心，故而以封閉、保守為大政方針。拿海禁來說，一個強大的王朝與帝國，絕不會選擇禁令來應對海洋；反之，一個堅持海禁的國家，絕不可能建成強大、自信的王朝與帝國。

都是為了統治需要:下西洋是為了宣揚大明國威，海禁也是為了防止民間貿易過大，影響農業發展，比較古代都是重農抑商，另外，民間海外貿易也給海盜倭寇提供活動空間，新建的大明王朝主要兵力佈局在北方和蒙古對抗，實在無力理會東南海防，乾脆一禁了之。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永樂大帝派遣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僅是宣揚國威嗎？靖難成功後，建文帝下落成迷，生死不知。傳言建文帝南下西洋潛逃海外，從血統及名義上來說，建文帝是明朝正統繼承人。朱棣靖難也只是以清君側為名。不敢直接質疑朱允文的皇位合理性。明宮那場大火燒死允文帝還好，若朱允文沒死，未來的國祚必然不穩。一個虛無縹緲的朱三太子困擾了清朝百年，那一個死而復生的皇帝朱允文會產生多大的影響？朱棣不敢想也不願去想。朱允文必須死，朱棣要的不是皇宮中拖出來的替死之人，而是朱允文真正的屍首。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1405年，靖難功成是在1402年，在一場全國性戰役剛剛結束的三年，朱棣為何要如此著急派使出海？其目的怕不僅僅是下西洋揚國威如此簡單。兼之禁海與下西洋並不一致。下西洋是宣揚國威，而禁海是為了防止沿海居民與走私海盜倭寇勾結侵擾內地。

明代的海禁，是統治階級多方考量最後決定的結果，而且海禁的命令也不是朱棣首發的，朱元璋時期就已經搞海禁了。個人認為，明代搞海禁是有以下幾點考量。

張士誠是搞海鹽起家的。在農民軍的內部鬥爭中，朱元璋戰勝了張士誠，但張士誠的餘孽跑到了海上，並且還掌握著一支力量不弱的水軍。眾所周知，中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而張士誠的餘孽經常會沿著海岸線襲擾沿海府縣，在沒有雷達和發達通訊系統的明代，很難預測張士誠餘孽下一次襲擾的目標，於是乾脆禁絕，徹底孤立隔絕張士誠餘孽。

至於倭寇，在元朝的時候，蒙古人幾次東征日本都以失敗告終。以至於蒙古人乾脆斷絕了與日本的往來，包括國家外交和貿易通商。這使得日本很難獲取中國的商用物資。於是出現了大量的走私，包括中國國民和日本浪人。這就是倭寇的由來。同理，搞海禁對倭寇來說，也是非常致命的。

明代是實行軍屯的。軍隊在駐地，戰時為兵，閒時為農。這一舉措最大的優點就是極大地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而歷史上海運最為昌盛的時代是南宋，當時龐大的軍費開支已經不是南宋征服靠收取地稅就能負擔的，於是海運成了南宋的重要財政收入之一。而明代則相對沒有這個煩惱。

長期以來，漢家天下的代名詞就是農耕文明。小農經濟的一大特點就是自給自足。這樣的經濟結構註定了對外貿易不會有很強的內在慾望。從而也導致了國民的主流文化價值觀並不願意接納商貿這一說。再看看朱元璋的個人成長曆程，你能指望他把對外貿易上升到一個國家戰略層面嗎？

那麼朱棣時期的下西洋呢？

朱棣是起兵發動靖難搶了侄子的帝位的，所以骨子裡總是透著那麼一股心理發虛的感覺。比如朱棣繼位後，安南就馬上叛亂了，這足以說明朱棣當時並不能夠完美服眾。

所以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同時攜帶大量的財報，主要不是去通商的，是要去“賄賂”東南亞小國，彰顯自己的地位和財富，尋求文化正統的認同感。畢竟盛世，還是需要“萬邦來朝”才能有盛世的氣派。

朱允炆是失蹤了的。朱棣在國內，是派了胡濙到處追查朱允炆的下落。後來聽說朱允炆可能躲到了海外，鄭和下西洋的另一個目的也是打探朱允炆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