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萬卷書。司馬遷之父為左史令(太史令)家學淵源，從小博覽群書。

二、行萬里路。司馬遷在《史記》中自敘，年輕時曾赴各地考察，以鑑別歷史真相。

《史記》是司馬遷繼承父親遺志完成的，可以說是司馬遷一生的事業。

《史記》有一篇文章專門講述司馬遷家族歷史，其父司馬談就是朝廷的史官，司馬遷可以說是繼承了司馬談的官職。這樣一個史學家庭從小司馬遷就有機會接觸很多宮廷檔案，這些宮廷檔案外人是看不到的。根據司馬遷自述文章，年輕時候司馬遷又有了超過一般人的機遇遍訪名山大川，遊歷各地，採訪了很多歷史事件的發生地，見到了歷史事件的經歷者或其後人。所以說，可以說是歷史選擇了司馬遷。也是司馬遷選擇了歷史。沒有司馬遷的家庭便利，接觸不到歷史檔案，當然寫不出可信的歷史。另方面，司馬遷高超的文學造詣，加上自身的堅韌不拔，忍辱負重，即使在因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被漢武帝處罰遭受一般人難以忍受的宮刑的時候仍然不放棄寫作。

古代雖然資訊閉塞，但不是不能獲取資訊。在古代獲取資訊的方式有閱讀書籍；拜名師；遊歷。

司馬遷著《史記》，上起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下到漢武帝元鼎年間，共計三千多年史事。他所依憑的就是上面談到的三種獲取資訊方法。

司馬遷（前145—前87）是太史令司馬談之子，家學淵源深厚，十歲便能文，熟讀《尚書》、《左傳》、《國語》等書。他是左馮翊夏陽人（陝西韓城），少年隨父進入長安，師從大儒伏生、孔安國，學問大有長進。二十歲尊父命外出遊歷，遍訪名山大川名人故地古戰場，搜求遺逸傳聞。他東出武關向宛洛，然後奔荊襄，渡長江，逾洞庭，登九嶷，溯湘江，探尋屈子流放之路，深入湘西，折返長沙。之後跨鄱陽湖登廬山，東臨吳越探禹穴，北返齊魯，轉身到達淮泗，踏著楚漢起身之路，返回長安。

這次遠行，搜求到大量的史料資訊與民間傳聞，開闊了視眼，積累了知識。三十八歲，司馬遷子襲父職擔任太史令，有機會閱讀朝廷海量藏書與宮廷檔案，這無疑為他創作《史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來為李陵辯護，太史公身下蠶室，身心受到極大極深的傷害。出獄後，司馬遷忍辱負重，全部心血都用於著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寫成鉅著《太史公書》即《史記》。首創紀傳體史學，開傳記體文學之先河！全書分十表，八書，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這一史學鉅著與《資治通鑑》合稱史學“雙璧”，魯迅先生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我一直想知道司馬遷為何寫《史記》?

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講到司馬家歷代都是史官，他父親司馬談，因不被漢武帝登泰山，沒有帶上司馬談，不被重用，抑鬱而亡。他父親早先已經在寫一部分史記，可惜死的早，後來子承父命，繼續寫，司馬遷因袒護將軍李陵而受宮刑，司馬遷想一本《史記》以史警示後人。

著名史學家、詩人郭沫若先生稱讚司馬遷道：

龍門有靈秀，鍾毓人中龍。

學識空前古，文章百代雄。

憐才膺斧鉞，吐氣作霓虹。

功業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好一個千秋太史公！說得好極了，真有些酣暢淋漓的意味。郭沫若在這裡甚至將司馬遷看做與孔子一樣偉大，二者可以比肩。尼父，就是指孔子也。

魯迅先生也稱讚司馬遷之《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是不朽的，司馬遷也是不朽的。他的震鑠古今的著名金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至今讀來，猶給人以振聾發聵之感。

第一，司馬遷的家族是“太史世家”，家族之風，就是以研究傳承歷史文化典籍為主業的。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武帝初年即任太史令，掌天文、曆法，撰錄史實，秩比六百石。儘管太史令官卑位微，被帝王和流俗視為類同倡優，司馬談卻十分珍視這一職位，曾自豪地向司馬遷歷述自上古以來司馬氏一族中有多位先祖出任過史官，諄諄教海他要以“世典周史”為榮。

司馬談對兒子自幼就進行了嚴格的教育，因而司馬遷十歲前後就已對《左傳》、《國語》、《世本》等典籍無所不通。

所以，司馬遷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族遺風教育，對於歷史文化的傳承、挖掘、記載，有著獨特的興趣。

此外，司馬遷隨父居於長安期間，先後受業於兩位鴻儒門下：一位是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另一位是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

這進一步增強了他的國學知識，以及文辭修養水平，為日後完成鉅著《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司馬遷本人則自覺地“子承父業”，愉快地繼任了父親遺留的太史令一職，承擔起父親的未竟事業。

司馬談臨終前執著司馬遷的手哀泣囑咐，要他務必繼承遺志，完成《史記》一書。老人說：“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又說：“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記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

司馬遷流著眼淚俯首受命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

這些都說明，在司馬談生前，就已經為《史記》的問世，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司馬談將這些蒐集、整理而來的“舊聞”傳給了司馬遷。這些都為《史記》的最後成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所以，皇皇鉅著《史記》，可以看做是司馬遷父子兩代人完成的產物。

第三，太史令這一官職有其特殊性，也有著傳承歷史文化，記錄過去，以及當下的天然優勢。

太史令掌管著國家和皇室的典籍檔案，這一位置可以說同時具備國家檔案館館長和國家圖書館館長，以及國史辦主任等，數職於一身的特點。

著書立說，尤其歷史著作的撰寫，離不開大量的文件資料，熟讀、整理，然後進一步加工這些資料，使之成書，就成為一種必然。

所以，《史記》的成書，顯然與司馬遷苦心整理、篩選、挖掘這些皇宮裡遺留下來的，自周秦以來歷代積累的歷史典當資料是分不開的。這是《史記》成書最重要的原始素材之一。

第四、司馬遷在任職期間，在帝國境內進行了廣泛的遊歷，增長了見識。同時有意識地查缺補漏，就地考察了許多歷史的遺存，掌握了可信的第一手資料，這為《史記》的進一步豐富、完善，起到了有益的補充作用。

元朔三年，司馬遷剛滿二十歲，他便開始隻身赴大江南北，進行廣泛的遊歷。曾涉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游沅湘以尋屈子之舊跡，講業齊魯而觀孔子之遺風。其間，在鄒、嶧參加了鄉射之禮，在鄱、薛遭遇了諸多艱險。然後沿著彭城及沛、豐、碭等楚漢爭戰風雲之地，又經梁、歷楚而還長安。

約在武帝元狩、元鼎年間，司馬遷任為郎中，曾奉命出使巴、蜀，安撫邛、笮，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西南諸夷大體平定後，遂回京覆命。

這些曾經發生過重大歷史事件的第一現場的親身遊歷，大大開闊了司馬遷的眼界，進一步豐富了司馬遷的知識閱歷，也給其以深深地震撼，更加增強了他要完成歷史文化鉅著《史記》的決心。

第五、司馬遷在李陵兵敗降匈奴的問題上，站錯了隊，替李陵辯解，觸怒了漢武帝為首的當局，最後被處於宮刑。

自古以來，天真的文人參政，似乎註定要倒黴。司馬遷就是如此。他不摻和李陵的事件，可能什麼事都沒有，一摻和進去，立馬就給自己招惹來天大的禍事。一個大男人被閹割了，成了不男不女之人，這是一種天大的羞辱。

至此，司馬遷心死如灰，埋頭著述，兩耳不聞窗外事。這樣的禍事，反倒成了司馬遷竭盡全力著述《史記》的動力，這也可看做是《史記》能夠成書、問世的條件之一吧。

不過，這一條件有些殘酷。

司馬遷後來在《史記》完稿後說了如下一段話，似乎是對《史記》成書的一種自我註解。

司馬遷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