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仰韶文化”為夏文化，今天看來，不一定正確。因為夏文化的探索經歷了很多曲折，先後有多家，至今尚未定論。先後有徐中舒“仰韶文化為夏文化說”。范文瀾“龍山文化是夏文化說”。安志敏、佟柱臣、安金槐、吳汝祚、李仰松等人主張的“河南龍山文化為夏文化說”。徐旭生領導的夏墟調查揭開了新的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二里頭遺址的發掘。1977年第一次夏文化討論會-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的召開.夏鼐提出“夏文化”的定義。

徐中舒先生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大學者。上個世紀30年代初，他發表了《再論小屯與仰韶》（以下簡稱《再論》）。現在來看，文中的論點未必準確，實際上，後來他自己也修正了此文提出的看法。但是，《再論》一文的“破冰”及方法論意義，現在仍可說熠熠生輝。

一，徐先生的《再論》一文，從虞、夏民族的分佈區域考證入手，進一步推測認為——“小屯文化與仰韶文化分屬於兩個系統”，“仰韶為虞、夏民族的遺蹟”。文中梳理了夏民族西遷後的流變情況——即北遷的匈奴為夏之後裔，另一支則南遷江南為越；且契丹、蒙古、女真、靺鞨等，皆為夏族屬國豕韋后人。

《再論》發表後，反響強烈。被贊為“揭開了夏文化研究的序幕”，“首次利用田野發掘的考古資料研究夏文化”。李濟先生，被公認為是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他在晚年，仍高度評價《再論》，稱其對解決夏代傳說與歷史等中國古代史問題十分重要。 二，20世紀20年代，以顧頡剛為主的古史辨派發起“疑古辨偽"之風，對上古史提出全面質疑。此派將上古史系統分解成碎片再加以組合，夏、商二代也在懷疑範圍之內。

1925年7月，徐中舒參加清華國學研究院考試，以第四名被錄取。其時，他曾受到顧頡剛等人觀點影響。但入學後，因為炙學於王國維門下，最多時聽他八門課程；同時又受梁啟超、李濟等學術及思想影響，使得徐先生全面接受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觀點。

《再論》一文，明顯體現了與古史辨派一味“疑古”的區別——他藉助現代考古成果及民族學的結合以“證古”，重新解讀支離破碎的上古史——這是前所述及的《再論》的“破冰”及方法論意義。 三，自《再論》之後，徐中舒先生仍然堅持 了本諸考古資料和文獻考據相結合的治學方法，特別是更多地利用考古新材料研治古史。正由於他所憑依的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因而並不諱言自己以往觀點的偏頗。

暮年，徐先生撰寫了《夏史初曙》一文，回顧了自己歷程，並總結了用考古材料結合民族史料來探索夏文化的方法。他說：“我研究古代史，過去總以所逢遇到的新史料如甲骨、金文等作為探索殷周史的依據，使舊文獻再度得到地下資料的證明。同時，又以邊裔民族史料闡發古代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從這三方面研治古史雖有左右逢源之樂，究竟還是一鱗半爪，難窺全貌。”他認為，由於夏代歷史無文字記錄，梁啟超所說“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愈多而可徵信者愈少”，“真贗錯出，非經謹嚴之抉擇，不能甄別適當”這一觀點是對的，因此，探討夏文化只能依憑於龍山、二里頭文化遺址。

此時，徐先生已經部分改變了自己認為“仰韶為虞、夏民族的遺蹟”的觀點——他認為，虞、夏起於仰韶，後來向南發展，“夏文化的中心地帶現已查明，就是分佈在河南的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聞北京大學鄒衡同志在這方面已作了十年的探索，夏史已見曙光。至於夏王朝疆理所及，聲教所及，到達些什麼地方呢？這在舊文獻中還有一些記錄可供參考。如果把這些記錄稍加整理，並做系統說明還是非常有用的。” 四，徐中舒先生的晚年，恰好趕上國內開展的大規模的考古。無奈年事已高且疾病纏身，使其無法親自參加許多重要的發掘。但他對建國以來國家有計劃、大範圍進行的田野考古深感鼓舞和欣慰，他多次表示，河南、山西等遺址的考古，將大大有利於深入研究夏代歷史。徐先生1991年去世，享年93歲。 （徐旭生先生）

五，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夏文化的考古和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必須提到的兩個重量級人物，是徐旭生先生和鄒衡先生。徐旭生先生採用了與以往“都邑推定法”不盡相同甚至可說有本質區別的研究方法——雖然也著重於特定區域考古遺存來研判夏文化，但重點放在“文化間的同異——透過不同文化的比較確定何為夏文化，這個方法被稱之為“文化比較法”，其有兩個前提：一是對“夏墟”的準確判斷；二是對“夏”及其他文化的正確比較。

關於“夏墟”，徐旭生先生認為：“有兩個區域應該特別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地區，尤其是穎水上游的登封、禹縣地帶；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大約自霍山以南）一帶”。（鄒衡先生）

鄒衡先生是沿著徐旭生先生的思路繼續前行的，他更側重“夏”及其他考古學文化的比較研究，成果是《試論夏文化》和《關於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初步探討》。概言之，鄒衡先生透過對相關地區夏商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系統研究，特別是辨析出豫州之城二里頭文化系統與冀州之域先商文化系統在文化面貌上的顯著差別，得出了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為夏文化的結論。

這是第一次在考古學意義上，完成了對夏文化的完整論述。不少學者同意，由徐旭生先生提出，由鄒衡先生再積二十餘年之力，最終完成了夏文化探索的學術體系和研究正規化正式確立。 （鄒衡先生）

六，早在1979年，鄒衡先生就說：“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範圍內即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麼新的考古學文化了。同時，因為夏朝同商朝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所以，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諸型別的各期段之中。我們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這個話說的非常正確——與商文化同時存在的，而又不是商文化的，不是夏文化是什麼呢？

有人會說，連考古隊長許宏都不承認二里頭是夏。其實，許宏是說沒有絕對把握不能輕易認定二里頭是夏都。可以看看他的《何以中國》，他對龍山文化發展的脈絡，對登封王城的文化型別，對二里頭不同於商文化等等，表述是非常清晰的。還有人會說，外華人不承認夏朝存在。對此，第一，即便外華人不承認，夏作為一個考古學文化就不存在了麼？第二，鄒衡先生和俞偉超先生都表達過同樣的觀點——對夏文化的存在，可以追求文字一類的證據，實際上是對考古學研究方法的不瞭解和不信任。另外，曹定雲、葛英會、李維明等學者，對二里頭二期灰坑出土卜骨上“夏”字早期寫法做過考證。

北京大學孫慶偉教授的一個觀點很值得重視——考古學是一門嚴肅的學問和過程，因此，“人人爭說夏文化是不嚴肅的”——要相信史學和考古工作者的專業、辛勤和付出。

以下節選自徐宏的講稿《考古學視角下的“中國”誕生史》：

“考古學者觀察到的現象是，在所謂的夏王朝初期，還是一片逐鹿中原的景象。夏王朝一般認為始於公元前21世紀，夏商周斷代工程給的年表是公元前2070年，這是一個大致的資料。但是在此前的幾百年，一直到所謂的夏王朝早期，各地的文化勢力紛紛向中原地區滲透。從二里頭出土的東西我們就能看出，有來自山西的、來自湖北的、來自山東的……大家都到這個地方來逐鹿中原，究竟是為了什麼呢？這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但至少是在現象上，我們能看出來，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現一個能被稱為王朝的強大的中心。打了幾百年，到最後在二里頭崛起的前夜，我們看到這些城址林立的小國，他們相隔也就是三十多公里，相當於我們內地的縣城與縣城之間的距離。無論在山東還是在河南，這些人口相對密集的城址，對資源的利用還是各自為政，甚至還處於相互對立的狀態，我們還看不到明確的王朝氣象。到二里頭文化之前，一個更大的聚落崛起了，這就是新砦大邑，我們感覺有點社會整合的態勢。這樣一來，跟歷史文獻相關聯，如果做文獻本位的考慮話，那麼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也就是耶穌誕辰前兩千年——按理說耶穌誕辰跟我們華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恰恰在他誕辰前兩千年左右那個時候，我們華夏民族的成丁禮夏王朝出現了，而我們在考古上還沒有看到所謂的“王朝氣象”，這說明什麼呢？說明我們對文獻要做進一步的審慎研究，因為那些文獻都是夏王朝滅亡一千年之後，戰國到漢代人的追憶。如果我們的後代認為我們比他們更熟悉離我們一千年的宋代的話，我們會同意嗎？除非我們有考古新發現，否則就沒法比我們的後代更瞭解宋代，基本上也是差一千年，就是這樣一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