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

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

說的白點,東林黨就是富商的代言人跟官府爭取權利的,因為古代是封建制度,商人地位低下,想要爭取利益困難,而讀書人在古代地位比較崇高,說話有份量,所以富商也需要這些代言人來說話,爭取利益的.

東林黨的三項具體主張是: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

開放言路自然是會觸怒主導朝政的大太監魏忠賢,當時明朝已經變的混亂,宦官把持朝政,所以這時候東林黨人士認為需要廣開言路,才有機會改變這種局面.

東林黨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營工商的。他們有的人突破了傳統的農為國本的經濟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觀點。如趙南星說：“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李應升反對關卡重重、商稅繁多，要求執政者“愛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於途（指販運）”。

可以看的出來,東林黨起先的政治主張出發點是比較好的,其實就是因為當時朝政由宦官把持,有識人士無法發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聲音,又不甘整個國家陷於弱小混亂,才自發組織的一種自由黨派的形式,為民間向政府爭取權益的聲音力量.

後來因為要爭取各自利益而模仿東林黨產生的各個地方的朋黨,比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這樣的結果就從起先的為民間爭取權益,變成各個地方的分裂鬥爭,變成了明朝內部的四分五裂,民心不穩,加劇了明王朝的衰敗.

這個是東林黨人士始料不及的,所以發出聲音容易,但後果卻是難以料及的,沒有一套良好的政治制度,往往會因為不同的看法主張成為一個時代國家及人民的悲劇.

明朝末年，以皇帝、太監、王公、勳戚、權臣為代表的政治集團，後來被稱為閹黨。另一部分中下級官員、中小地主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了改革弊政，緩和矛盾，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和大地主集團進行了鬥爭，反對閹黨的人被稱為“東林黨”。

159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和神宗意見相忤，被革職，回到家鄉江蘇無錫，和原任行人高攀龍、御史錢一本、太僕少卿史孟麟等講學於無錫東林書院。顧憲成認為士大夫要關心朝廷，關心民生，關心世道。他們在講學中，往往議論朝政，抨擊一些失職的大官僚和為非作歹的太監等，因此得到社會上對現實不滿的地主、官僚、知識分子和商人等的擁護，也得到朝中一些正直官員如吏部郎中趙南星等人的支援。他們互通聲氣，志同道合，使東林書院成為一個社會輿論的中心。東林黨就是由於東林書院而得名的。

“東林黨”的政治主張主要是透過個人的活動而表現出來的，綜括起來看，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主張擁立朱常洛為太子。神宗皇后無子，王貴妃生子常洛，鄭貴妃生子常洵，常洛是長子。按照儒家禮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應立常洛為太子。但神宗寵愛鄭貴妃，想立常洵為太子。許多朝臣爭請立常洛為太子，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國本”之爭。圍繞這個問題，又產生了所謂三王並封之爭，福王就國之爭，“三案”之爭等。擁立常洛為帝的朝臣最後雖然勝利，但光宗即位後不久就病死了，使他們又失去了靠山。後來閹黨把由於擁立常洛而產生的這些鬥爭，算作“東林黨”的一項罪名。

二、主張重用李三才。李三才，順天通州人，從戶部主事，歷官至戶部尚書。在他任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期間，主張改革弊政，停徵商稅，反對礦監、稅使，並且懲治了稅使陳增部下的程守訓。他還修治河道，發放賑糧，是一個有才能、得民心的官員。顧憲成等和他友好，曾寫信給大學士葉向高，推薦李三才為人廉直，應入閣為相。但忌妒他的人很多，群起反對，有人甚至攻擊他曾私用皇木、營建私第。因此落職為民。“東林黨”人想任用賢能，澄清吏治的主張也破產了。

三、反對橫徵暴斂。翰林院檢討姚希孟在《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疏》中說:三吳諸郡，財賦一直很重。自從滿族在東北興起，戶部告匱，於是有了加派的名目。可憐那些百姓，怎能忍受竭澤而漁的痛苦？以致父賣子，夫賣妻。使得財賦根本之地，十室九空。如果繼續下去，政治上的崩潰，將有大水衝潰堤防一樣的危險。因此，東林黨有人還主張“惠商”，簡化徵稅手續；有人主張減少濫徵濫派，減輕江南織造的供應；減輕人民負擔最重的“解役”等。

四、反對太監為非作歹。神宗為了搜刮財物，派出許多太監到外地去。他們勒索財物，殘殺人命，為非作歹，肆無忌憚。甚至一些地方官也被他們隨意處置。餘懋衡在《惡璫茶毒乞正國法疏》中揭發了陝西稅監梁永的罪惡，李三才在《請停礦稅疏》中揭發了安徽稅監陳增等人的罪惡，凡此都引起了皇帝和太監們的憎惡。

天啟年間，“東林黨”人葉向高、鄒元標、楊漣、趙南星等人得到執政的機會，反對“東林黨”的人暫時銷聲匿跡。他們幻想能夠依靠皇帝和幾個賢能的官員，對為非作歹的太監加以約束，就能改良政治、安定民生。但是，太監魏忠賢糾合了“東林黨”以外的浙、齊、楚等黨派中的一些大官僚，互相勾結，對“東林黨”人進行迫害。他們編制了東林《同志錄》、《點將錄》等，把他們想要打擊的人編入冊內，又將東林黨人加以《水滸》中為他們所蔑視的農民起義領袖的綽號，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神機軍師顧大章等，製造壓制他們的輿論。

1624年四月，閹黨給事中傅櫆開始向東林黨人開刀，奏劾和逮捕了與東林黨人關係較密的汪文言。閹黨叫汪文言誣陷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汪文言不屈，被擊斃獄中。

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其中有:一、自行擬旨，擅權亂政；二、斥逐直臣，重用私黨；三、親屬濫加恩蔭，甚至小孩子也做了高官，四、利用東廠特務機關，陷害好人；五、窮奢極侈，生活腐化等。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也寫成了奏劾魏忠賢的奏疏，魏忠賢聽說了，不等他奏上，就把他削籍為民。給事中魏大中也與同官奏劾魏忠賢擅權結黨，孤立皇帝。接著上疏彈劾魏忠賢的還有黃尊素、袁化中、李應升、周宗建、萬景等七十餘人。

這一年，又發生了兩淮巡鹽御史崔呈秀貪汙受賄的事。左都御史高攀龍揭發此事，吏部尚書趙南星奏請將崔呈秀遣戍。崔呈秀連夜跑到魏忠賢的家中，叩頭哀告說:“高攀龍、趙南星都是東林黨人，如果不去掉他們，我輩不知死到那裡？”崔呈秀還請魏忠賢收留自己為養子。專權的太監和無恥的官僚進一步結合起來，對他們所憎恨的官員開始下毒手了。他們用廷杖打死萬燝，指使閹黨奏劾並罷免了高攀龍、趙南星、楊漣、左光斗、周宗建、李應升、黃尊素、魏大中等人。接著，又派錦衣衛緹騎到他們家中去逮捕。顧大章因受刑不過自縊身死，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五人都被閹黨使用各種酷刑致死。死後還誣陷他們貪贓，株連家室親朋。周宗建、李應升、黃尊素等也相繼慘死獄中。高攀龍被迫在家中投池自殺。趙南星死於戍所。曾經在東北抵禦滿族入侵的熊廷弼也被殺害。

凡是他們認為是東林黨人或和東林黨人關係較近的人都被免官、放逐或殺戮。李三才由於已在1623年病死，只好把他削籍為民，奪去朝廷給他的封誥。1625年八月，御史張訥奏請拆毀天下所有的書院，停止講學，以壓制在野官員和知識分子對時政的議論。 當錦衣衛緹騎在蘇州逮捕周順昌時，蘇州人民紛起反對，當場打死緹騎一人，其他緹騎受傷逃跑。周順昌自投監獄後被打死。巡撫毛一鷺逮捕了居民顏佩韋等五人，並把他們殺死。蘇州人民為了紀念他們，把他們葬於虎丘，題墓碑為“五人之墓”。前往浙江逮捕黃尊素的緹騎，行至蘇州，也被人民打散。經過這次教訓，緹騎再也不敢到外地去任意捕人了。

魏忠賢等閹黨在鎮壓了大批反對派以後，更肆無忌憚地專權腐化。 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崇禎帝朱由檢繼位，才把魏忠賢等人除掉，為“東林黨”的官員恢復名譽。但是，一些閹黨殘餘分子繼續為惡，在東北抵禦滿族入侵的袁崇煥也被他們害死。這樣的鬥爭一直繼續到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