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簡單說一下創業的馬太效應：

創業公司最後有98%都是要倒閉的，只有少數的2%能夠存活下來，最終更少數的創業公司，會取得巨大的成功。

原因就是這些極少數的創業公司做對了一些事，如擁有偉大的創見，戰鬥力強的團隊，高超的領導等，讓他們成為了行業的領先者，甚至是第一名。

這樣就會有大量的機會、資源、使用者、投資向這聚攏，逐漸形成了在這個領域的壟斷。所以成功的創業公司，最終必須走向壟斷，成為行業毋庸置疑的第一名。

馬太效應告訴我們：想在某一個領域保持優勢，就必須在此領域迅速做大。當目標領域有強大對手的情況下，就要另闢蹊徑，找準對手的弱項和自己的優勢。

以上就是創業的馬太效應。

說得不好，一起探討！

人之道損不足，天之道補不足。”近期，全球每日新增新冠病例連創新高，疫情時代的長期延續已成大勢所趨。隨著時間維度拉長，疫情衝擊正由週期性壓力深化為結構性問題，三重失衡將系統性地改變世界。第一，全球價值鏈重構，在轉型受阻、“病毒關稅”、供應鏈裂變的共振之下，新興市場內部將弱者更弱。第二，全球投資格局蛻變，無論是資金端還是資產端，頭部優勢都將持續擴張，引致金融市場強者更強。第三，疫情放大“馬太效應”，社會弱勢群體陷入難者更難的困局，並誘發更多次生風險。基於此，在疫情時代的新世界，投資與政策預計將沿循截然相反的核心邏輯。投資向“上”，循強以求勝，聚力於放大多層次的頭部優勢，用好失衡中的結構性機遇。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穩，能否有力救助民生、再造新均衡，將長遠決定復甦路徑是“V”、“U”還是“L”。

　　失衡之一：全球價值鏈重構，新興市場弱者更弱。隨著新冠疫情的長期化演進，全球價值鏈進入新一輪深度重構，新興市場中的中低收入國家將在三個層面遭遇沉重壓力。第一，轉型受阻。過去數十年中，藉由全球價值鏈，中低收入國家能夠以出口大宗商品為起點，逐步發展基本製造業，從而完成產業升級和居民收入提升。但是在疫情衝擊下，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低迷，延緩了這些國家自身的資本積累，而全球FDI預計大幅下滑，又將阻隔國際資本、技術與本國資源紅利的結合，因此產業升級將放緩甚至中斷。第二，“病毒關稅”。近期全球疫情顯示，病毒藉由貨物貿易進行跨境傳播的風險大幅上升，預計將引致全球範圍內更為嚴格的進出口檢疫，拖慢運輸、通關等一系列環節。根據世界銀行測算，對於大部分貿易品而言，一天的延誤就相當於加徵超過1%的關稅。我們認為，這如同施加了額外的“病毒關稅”。較之於發達國家，中低收入國家的出口產品集中於低端領域，價格彈性更高，因此將因“病毒關稅”蒙受更大損失。第三，供應鏈裂變。面對疫情的長期威脅，低成本不再是供應鏈的最重要參考，穩定性正在得到跨國公司的加倍重視。除了將部分供應鏈回遷至母國，跨國公司也已對全球供應鏈開啟新一輪數字化改造，加強對海外供應各環節的監控、調節和聯動能力。缺少相應人才、基建、技術支援的中低收入國家，將面臨被數字化供應鏈排除在外的風險。考慮到每1%的全球價值鏈參與度通常支撐1%以上的人均收入提升，中低收入國家或將陷入長期困局。

　　失衡之二：全球投資格局蛻變，金融市場強者更強。在疫情時代的新世界，兩條主線正在推動全球投資變局：在資金端，由於發達國家央行開啟超常規刺激浪潮，全球流動性預計將長期保持充沛甚至氾濫；在資產端，疫情催化新經濟加速發展，更多高成長性的標的將湧現於新賽道。這兩條主線共同指向了“強者更強”的長期趨勢。從資金端來看，充盈的全球流動性並非雨露均霑，而是主要流向了各領域的頭部公司。以美股為例，我們以標普100指數與標普500指數的累計收益率之差，衡量傳統經濟的頭部優勢。以納斯達克100指數與納斯達克指數的累計收益率之差，衡量新經濟的頭部優勢。資料顯示（詳見附圖），在今年3月疫情衝擊重創美股之後，無論是傳統經濟還是新經濟，頭部優勢均出現大幅且持續的擴張。這表明，雖然3月下旬至今美聯儲全方位的流動性投放帶動了美股歷史性反彈，但是從結構來看，頭部公司得到的價值修復更為強勁；並且較之於傳統經濟，新經濟領域的頭部優勢更為顯著。從資產端來看，新經濟的未來機遇主要集中於美國和中國，雙強的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CB Insights 的資料顯示（詳見附圖），在疫情影響下，美國、中國的獨角獸企業數量保持高增長，英、德、法、日、韓、印等國家的增速則明顯放緩。截至2020年6月，在全球獨角獸企業中，中美共佔約74%，成為未來全球高成長性資產的最主要源泉，較其他國家的優勢進一步拉大。

　　失衡之三：社會“馬太效應”加劇，底層民生難者更難。在疫情時代的新世界，失衡不僅表現在全球格局之上，亦已深入經濟體的內部結構。根據IMF研究，從歷史經驗來看，全球性疫情通常會對貧窮、弱勢的社會群體形成更為沉重的衝擊，進而導致長期的貧富差距擴大。最新實證研究表明，這一效應目前已從多個層面顯現。在收入層面，較之於高技術、高收入崗位，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崗位更易受到防疫隔離的限制（詳見附圖），因而承受更大失業壓力。在性別層面，女性就業所集中的家政服務、酒店餐飲等行業，難以進行遠端辦公，因此女性崗位損失率超過男性，這與2008年“大衰退”時期相反。在年齡層面， 2008年“大衰退”時期，中年人（25-44歲）的崗位損失率最高。而在疫情時代，年輕人（20-24歲）的崗位損失率位居各年齡段榜首。考慮到這一年齡段的群體尚未累積充足的儲蓄緩衝墊，因此更加難以應對失業後的生活困頓。從種族來看，美國資料表明，少數族裔的崗位損失率要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綜合來看，在疫情時代，社會弱勢群體陷入了“難者更難”的泥淖。由此出發，一方面，貧富分化的加劇將削弱消費引擎的修復動力。另一方面，社會結構的失衡將進一步推動民粹主義的高漲，對內激化各層次社會矛盾，對外催化地緣政治風險。受此拖累，全球經濟復甦的路徑將更為曲折難測。

　　失衡的世界：投資向“上”，政策向“下”。綜上所述，在疫情時代，全球經濟金融已經步入並將長期位於一個失衡的世界。我們認為，在這一世界中，未來的投資與政策將沿循兩條截然不同的核心邏輯。

　　第一，投資向“上”，循強以求勝。如上所述，無論是經濟還是金融，都將凸顯“強者更強”的趨勢。由此，在宏觀層面，需要主動規避新興市場中部分基礎弱、政策儲備少的經濟體，更加聚焦於長期表現穩健、政策空間充裕的經濟體。在微觀層面，充分利用各領域頭部公司的優勢，把握市場分化中的結構性機遇。其中，考慮到較之於傳統經濟，新經濟賽道中的頭部優勢更為顯著，而中美經濟將是新賽道獨角獸的主要提供者，因此相應的戰略側重亦是大勢所趨。

　　第二，政策向“下”，助弱以求穩。世界越是失衡，越要求政策走向均衡。即使不考慮政策空間的有限性，一味地“開閘放水”以維持金融市場繁榮，也將導致社會“馬太效應”進一步放大，動搖經濟社會的穩定基石。由此，從長期來看，針對疫情的經濟刺激政策，不僅重在規模，更重在結構。在全球走出3月份的美元流動性危機後，政策措施能否重心向“下”，更加強調結構性、有效救助底層民生，將是決定經濟金融能否行穩致遠的關鍵。這也將為我們審視疫情時代各國經濟的長期前景提供新視角。

疫情衝擊之下美股頭部優勢大幅提升

疫情衝擊之下中美“獨角獸”增長優勢進一步擴大

疫情造成的失業壓力聚集於低收入崗位

你也知道強越強弱的越弱，對企業經營發展而言 ，馬太效應告訴我們:要想在某一個領域保持優勢，就必須在此領域迅速做大。當你成為某個領域的領頭羊時，即便投資回報率相同，你也能更輕易地獲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沒有實力迅速在某個領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尋找新的發展領域，才能保證獲得較好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