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過分強調個人權力。按照華為董秘的說法：第一，任正非確實有否決權，但只限於重大事項，而非所有事項。第二，任正非只有否決權，沒有決定權。第三，否決權不會輕易用，因為華為要有穩定性。第四，任正非對華為的影響是靠思想和管理哲學。從中可以看出，華為透過治理章程，在淡化個人影響和重視任正非之間尋求到平衡，既給予創始人任正非重大事項（增資、資本結構調整等）否決權，也避免華為步入正軌後、個人可以左右華為，華為的正常執行還是要靠科學的體系來推動。但是，任正非在華為就是神一樣的存在，其思想和管理哲學，有助於拉動華為回到正軌。任正非管理哲學：華為會倒下。任正非從哲學角度說，華為一定會倒下，即使不是現在。所以，任正非有很強的危機感，研發前沿技術、制定華為十大管理要點，消除驕傲和懈怠的情緒。任正非認為，華為倒下就是失衡，無論外部環境怎麼變化，任正非都會把均衡發展作為華為第一條要旨，這也體現為他的管理哲學，任正非說自己是一個灰度的人。比如，華為5G佈局全球，只要有市場就會進入，但是也不強求所有市場都進入，既要參與全球5G建設，也不打算服務所有人，其實就是一個均衡。任正非的管理思想：熵理論。 任正非認為，華為就是一個系統，越亂熵越高，越穩熵越低，所以要高度預防熵的增長。華為越穩，說明各部門各司其職，這時熵就越低。如果華為有了大企業病或者官僚主義，各部門責任缺失，華為就危險。所以任正非比央企、國企還痛恨官僚、不作為、浮誇，採取一系列措施。比如，2017年任正非開展華為廉潔自律、艱苦奮鬥行動，比如不搞迎來送往、文山會海等，注重服務客戶。在去年的時候，任正非改革華為的第一步就是針對自己，當時被稱為“任正非十宗罪”，提出要尊重技術專家等意見。所以，從管理上來講，每個人都會犯錯誤，對於華為這樣的巨無霸科技公司，做什麼不做什麼，一定不能過分掌控於某個人。歡迎關注，批評指正。

這不很簡單嘛，任正非就是一把手，整個華為的戰略方向都是由任正非決定的。這個其實再正常不過了，一個政治團隊也好，企業團隊也好，始終是需要一個核心領導人物的，這個人有最後的拍板決定權。

都說商場如戰場，因此企業的運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和軍事政治有相通的地方，軍事上令行禁止，上級的命令下級無條件執行。軍事長官制定戰略目標，剩下就是下級軍官們的事情了，制定具體的戰役戰術方案，屆時執行就OK。企業其實也是一樣，權利相對集中，高層決定方向後，下層就只有執行的份。

至於執行方案如何，戰略步驟怎麼展開，這都是下級的事情，讓他們開動頭腦風暴，策劃出實際的方案就行了，最高老闆是不需要關心這些內容的，他要的其就是一個結果。

通常來說，任正非只要決定做哪個專案，然後持續給這個專案資源（人或資金）即可，剩下的就是專案執行者層面的事情。比如華為搞手機晶片，任正非找了當前這塊業務的領導者何庭波，跟她說清楚了為了減少對國外晶片的依賴，每年給她四個億，給她2萬人，讓她去研發晶片。至於何庭波怎麼搞研發，怎麼用資金，這都不是任正非的事情，這是何庭波的事情了。此後，何庭波到上海自己拉人搭團隊搞研發，最終搞出了麒麟晶片。

所以，任正非有重大事項有否決權就太正常不過了，否則各種不符合華為總戰略格局的專案怕是得漫天飛了，這還像話嗎？最終導致的結果可能就是嚴重的內耗，內部利益團體之間的內訌，最終有損整個華為的利益。

其實很多企業老闆都是有最終的決定權和否決權，尤其是創始人還在的企業，或者在前臺或者在幕後，企業為了自己利益以及高效的執行效率，權力都是相對集中的，或者說獨裁都可以。

關於這個事兒我給大家介紹下，一下內容知識點有點多，大家仔細看。

4月25日的時候，華為董事會首席秘書江西生接受了多家國際媒體的採訪，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華為的股權制度和治理機制，這一點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造成很多國家對華為“不放心”的主要原因，因為在很多西方國家眼裡，華為因為其獨特的股權結構有很多他們不瞭解的地方。

根據江西生的介紹，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中任正非持股比例是1.01%，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工會委員會才是真正的大股東，持股比例為98.99%，這一點其實也是阻礙華為當初上市的一大原因，因為作為有限責任公司，登記為股東時有一個人數限制， 50人的限制，如果作為非上市的股份公司，人數限制是200人，而華為的股權結構明顯有悖於此，之前在介紹有關華為上市問題的時候我做過介紹，但大家還是有些不理解，所以這裡又提了一下。

再說回這件事情的主題，江西生在介紹完華為的股權結構之後，進一步對任正非的控制權問題做出瞭解釋“任正非擁有重大事項否決權，不是所有事項都否決，只有否決權，而不是決定權”，不過對於江西生這句話的解讀，我在網上看到主要的論調是”任正非只需要告訴華為人不做什麼，剩下的讓華為人自己去摸索“，但其實這種說法是對華為管理架構的錯誤解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任正非給”神化“了。

華為內部有一份治理章程，其中非常明確的規定了任正非的”否決權“的應用範圍，這個範圍包括”公司的資本增資、資本結構調整，治理章程、重大治理檔案的修訂，包括公司董事和監事的候選人提名等方面“，所以我們看到了嗎，任正非的這種否決權是有先決條件的，主要是在華為高層戰略、文化方面擁有否決權，而且華為員工代表會、公司董事會、監事會等機構的職責、權利以及相互之間存在很強制衡的關係，這就導致了華為並非如很多人所講的那樣，任正非可以隨意否決或表決。

我們應該都瞭解，華為在90年代就開始引入了IBM很多科學管理理念，後來又不斷引入麥肯錫等國際知名的管理諮詢機構，來推進華為管理的科學化和高效化，包括目前華為的薪酬、績效，以及IPD、LTC等核心流程體系也都是在那個時候打下的基礎，所以我們也不可能想象出任正非在華為會跟劉強東在京東一樣，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華為的核心管理理念還是削去強人的科學管理方法，這一點大家一定要清楚。

不過還有一點大家說的非常正確，那就是無論華為秉承什麼管理理念，任正非都在扮演著華為文化、精神、理念的核心角色，他除了對華為高層戰略、文化方面擁有否決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對華為發展的無形作用，將會是比這些投票權重更具有影響力的因素。

否決權就決定任正非對公司的控制，不像萬達王石人走茶涼，任正非這種特股權結果說明任的開拓精神和高瞻遠矚，這就是華為能成為今天華為的原因。

首先，無論如何，華人都應該支援華為，特別是在這困難時候！

越是國外打壓中國及中國企業，華人更要努力團結參與競爭！

標題的內容是2019年4月25日，深圳華為總部董事會首席秘書江西生在總部深圳接受多家國際媒體採訪的紀要。採訪中，他迴應外部媒體關於華為股權制度和治理機制的關切問題。江西生稱，任正非擁有重大事項否決權，不是所有事項都否決，只有否決權，而不是決定權。任正非對華為的影響重點是透過思想和管理的哲學來進行，而不是透過他的否決權實現。

這句話背後想告知公眾，特別是歐美對華為抱有敵視態度的人，以及包括持續支援華為公司的員工和客戶。華為是華為人的華為，不是任正非的華為。

在日常工作中，華為有輪值主席進行管理。任正非先生作為華為公司的創始人。在多年的內部股權分配之後，個人僅僅佔華為股份的1.4%左右，而剩餘的股份都是全公司人及一些離職華為的人共同持有。

華為分配的不是股權，而是一個合約的利潤分配計劃。江西生迴應稱，事實是華為員工要交錢進來，去參與利潤分配，並承擔有可能減值的風險。還要選舉持股員工代表來行使權利，所以華為股權分配計劃不是一個利潤分享計劃，而應該是一個股權計劃。

這一點很重要，充分說明，華為是華為人的華為，而不是老爺子的華為。

但是作為創始人，在行使否決權上有絕對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