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尋蹤>【新加坡找尋唐代黑石號文物】

1996年，德國一家水泥廠的老闆沃特法偶然和廠裡印尼職工詳談，此工人在言語中透露在婆羅洲附近有古代沉船的訊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沃特法便帶著潛水裝備來到了這片水域尋寶，結果真的在98年在一塊黑色大礁岩附近發現了一艘沉船，並且把它命名為“BatuHitam”，此船便是黑石號。對“黑石號”的打撈始於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基本完成並逐漸開始整理出水文物，因在一個長沙窯瓷碗上發現了唐代寶曆二年的文字，所以確認黑石號為唐代古沉船。經過清點“黑石號”打撈文物陶瓷製品多達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國陶瓷。長沙窯瓷約56500件，越窯青瓷200多件，北方白瓷350件，白釉綠彩陶瓷200件，青瓷700餘件。而今這個沉船及所有文物悉數被新加坡收購，其文物放置在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老豬實地探訪後拍攝了一些文物，下面為一件唐代長沙窯注子，特發出與各位共賞。

中國古代自唐朝開始，海上絲綢之路的“印記”越來越豐富。東南亞國家正式登記的已經打撈出沉船的地點，截至目前共有100多處，打撈出的沉船有200餘艘，大多為上世紀80年代以後所發現。

這200餘艘沉船恰似一個龐大的多國艦隊，從歷史的深處駛向近代。被打撈的沉船中，有來自中國的，也有來自歐洲、中東地區的。所有這些沉船都裝載著來自中國的精美陶器、瓷器和金屬器皿，有的甚至還裝有瓜子和茶葉。

在這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黑石號”，它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稱為一千年前“中國製造”的集中展示。

1998年，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海域勿里洞島的漁民從16米深的海底打撈上來了一個長滿了海藻和珊瑚的陶罐，一個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奧秘就此被開啟。一家在印尼從事沉船文物打撈的德國公司所僱的潛水員經調查發現，海中有一艘沉沒的古阿拉伯商船，船上載有大量瓷器和金銀製品，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隨著打撈的進展，6萬多件珍貴文物從海底“浮出”，這艘阿拉伯商船便是“黑石號”。

據記載，住在波斯灣地區的阿拉伯人是中世紀最為活躍的商人群體之一。早在公元七世紀，他們就掌握了季風的規律，靠著風力推動，駕駛著三角帆船從阿拉伯半島出發，向東到馬來半島、東南亞，甚至到中國進行貿易活動。

隋唐時代，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向西延伸到中東的大食(阿拉伯)。由於瓷器比較笨重，為了運輸方便且減少瓷器的損耗，故商船多走馬六甲海峽，航路上運送的主要貨物也從絲綢變成了瓷器。另一方面，唐中後期安西四鎮淪於吐蕃之手，陸地絲綢之路幾乎中斷，無論從經濟利益還是從政治現實考慮，瓷器海運都成了中外商人的首選。

那麼，“黑石號”上的這批貨物究竟是從哪裡交易到阿拉伯商人之手的呢？

在這一點上，史學界眾說紛紜，最可信的還是揚州。唐朝的揚州是全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全國糧、草、鹽，鐵等物資的運輸集散中心。揚州位於隋煬帝開通的南北大運河和長江的交匯點上，唐朝在此專設司舶使，經管對外貿易。當時揚州和大食國的貿易交往頻繁，隋煬帝開創的天朝朝貢商業模式被髮揚光大。當時有數以千計的大食商人僑居在揚州，經營著一個龐大的商貿網。

隨著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阿拉伯人更是頻繁駕船來到中國，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貿易主角。揚州雖然是隋唐時期的國際貿易聖地，真正讓“黑石號“走出國門的則是廣州。

唐朝注重對外貿易，從廣州出發的航線成為當時通往印度、阿拉伯甚至非洲東海岸的最長一條遠洋航線，廣州也由此成為東方的第一大港。正是這個原因，“黑石號”返航時，廣州是必經的一站。

那麼，“黑石號”接下來要在廣州完成哪些使命呢？

在廣州，“黑石號”和其他阿拉伯商船一樣，除了要補充一些遠洋需要的食物和淡水之外，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包裝瓷器。用來包裝瓷器的，是廣東官衝窯燒造的大甕。

這些大甕形體碩大，非常結實，最適合包裝形體較小、規格統一的瓷碗了。包裝時把瓷碗一個摞一個，一圈一圈地套放到大甕裡，然後在裡面裝充稻草或茶葉，把碗和大甕之間的空隙塞緊，之後再用蓋子密封。

這樣的包裝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間，又可以令瓷器與空氣、水儘可能地隔絕開來，使得“黑石號”出水的很多瓷器，在1200年後仍然能夠釉色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