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喜歡王羲之而不是其兒子王獻之的書法，沒有刻意打壓王獻之的意思。而是從王氏父子書法比較出來的，他曾說:"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枋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字勢疏瘦，筆蹤拘束"這是"翰墨之病"。一個人喜歡，追求什麼樣的書風，與其學識，性格，審美傾向，社會地位有關。作為唐朝開國皇帝的李世民，他要的是國泰民安，"其枯樹也，其餓隸也“，語氣有濃厚的感情色彩。唐太宗的這樣論述完全傾向於王羲之，這樣傾向對後人在欣賞王氏父子書法書法是必然會產生影響。但是歷史的看，客觀的看，王氏父子書法是各有所長，各有千秋的。作為後來人，我們要研究王氏父子不同的書法特點，吸取他們的所長，為自己的書法作品服務。

獻之勝其父者，唯草書也！

觀羲之行書，從筆法到技能之難，至今無人可及，即便是獻之的行書卓絕，然，較其父亦難以相提並論。

至若草書，獻之曾勸其父亦習其一筆書，然，羲之不置可否。以我枉自推斷，羲之非不能也，是其估令其子成不世之名，故不習也。

學過羲之的草書《十七帖》的朋友，可以仔細看看，羲之的草書，頓挫明顯，方筆與圓筆的交替無不盡善盡美，試問，除了羲之還有人能做到嗎？以這樣的筆法去書寫獻之的一筆書。以我的愚見，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所以，我的結論是羲之若習大草，獻之遠不及矣！

李世民的結論，其實，也是虞世南的結論，他們君臣論斷羲之為 書聖，可能是有諸多的其他因素。然則，我們書法人也知道一個事實，乾隆曾經大力推崇過他的御用書法家張照，也有言其是羲之之後無人堪及的論斷，然，現代的書法人有幾人能記得張照這個人物呢？所以說，即使是帝王極力推崇，如果沒有真正的實力，同樣不能被後世認可。

羲之能成書聖是實力使然，絕非太宗一己之力所定斷的！

唐太宗李世民大讚王羲之，貶低王獻之，事實確實如此，唐太宗甚至專門為王羲之寫了《王羲之傳贊》。而學習書法的人，莫不以“二王”為宗，那為何唐太宗卻單獨要貶低王獻之呢？關於這個問題不能簡單的只從書法上來說，背後還有其深意，下面我從三個方面來說一下這個問題。

李世民的書法

歷史文化背景

大唐建立初期，前面經歷了動亂的南北朝和短暫的隋朝，當時的文藝潮流是反對浮滑，崇尚風骨。因為南北朝時期，南方文學一直是“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半天說不清個事情。因此從隋代開始，當時的有志之士已經對這種浮華輕薄的文風表示不滿了。到了唐初，魏徵等名臣更是嚴詞斥責梁，陳文風的浮靡與纖巧，並提出了合南北之長折中相濟的文學主張。因此唐太宗李世民首倡以骨力優先的書法理論，是當時文藝潮流在書法上的折射。

唐太宗在《論書》中這樣說：

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二王書法的比較

“二王”的書法，現代人看起來好像差別不大，但在唐以前，對“二王”的評價還是很有差別的。例如劉宋時期的羊欣，他對王羲之的書法認為“博精群法，特善草隸”，並且認為王羲之書法達到了“古今莫二”的高度。而王獻之的書法雖然也很不錯，單是“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王羲之的書法則是“如謝家子弟，縱不復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氣”，而王獻之的書法是“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拖沓，殊不可耐。”同樣，擅長書法的梁武帝也誇獎王羲之的書法“字勢雄逸，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

所以唐太宗貶低王獻之書法的原因，是因為梁陳以來多學王獻之的書法，梁陶弘景在《論書啟》中說：“世世皆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當時大家都去學王獻之了，都不知道還有鍾繇，甚至王羲之都給放到一邊去了。

而王獻之的書法雖然是從羲之而出，但風格上更加嫵媚，而後世學獻之，結果越學越媚，柔弱無骨。因此唐太宗貶低王獻之在於要擯棄梁陳以來的這種書風，雖然這並不是獻之的過錯，但李世民褒讚王羲之，力貶王獻之，是想要從源頭上截住這種不正之風。

唐太宗的書法師承

唐太宗書法師承虞世南，而虞世南的書法師承隋智永，而智永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孫。張懷瓘《書斷》中曾記載，一日唐太宗模仿虞世南的字型寫了個“戟”字，但最後那個“戈鉤”沒寫，讓虞世南給寫了。

然後拿給魏徵看：“老魏，你來看看，我現在學老虞的字，寫得怎麼樣了？”魏徵看了之後說：“陛下，您這字寫得還真不錯了，這個字中最好的一筆就是這最後一筆的鉤。”唐太宗深深嘆了口氣，心裡說：“尼瑪，還真懂書法啊！”

虞世南的書法美學接近儒家的中庸思想，寫的字中正平和，被譽為“君子藏器”。唐太宗一直都對虞世南惺惺相惜，而對他們這一派的祖師爺王羲之更是推崇備至，也就理所當然了。

唐太宗為何貶低王獻之？

古云，太宗文皇以天下之力墨法書，以趨天下之才書學。而不能脫人面目。

文皇書法，遠接右軍，晚來手敕，清遠絕倫。

可見近喜而迷王羲之書，而米芾:《書史》記載“宗辦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獻（王獻之）”

如何去罵獻之，而無古撰其緣由，僅從米芾（書史）有載記，因而分析其緣故，作為今人只有臆測分析了。

表面是因喜右軍書有加，而排斥獻之，在唐代，獻之的書法也受到喜歡，皆因為獻之青出於藍之草書，而盡情性不羈而有連綿筆畫，瀟簡疏宕，而文皇彬彬，而不喜獻之的放誕之書，這種風格，或許對太宗文皇感覺臣民有亂對王羲之書的嗜好，過分而罵。

另一個原因，文皇筆意因崇右軍，其書有了右軍筆意，不願天下與己有衝，鼓舞而重王羲之書。也是自我重之，自私的表現。

從隨葬“蘭亭序”可見至死不渝於右軍書之風神。達到了痴迷固執己見。之情結。

分析歸分折，真正的願因還是一人獨尊，話說自在目無天下。可能隨意一言，天下聞之，而傳至今時。

對此聊為談資而罷了。無須深究。

唐代宗為何要貶低王獻之？

我們先來看看李世民在《晉書 王羲之傳論》中對王獻之書法的評價：“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曲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焉。”

李世民對王獻之書法的這段評語，刻薄之極。完全否定了王獻之對書法所取得的成績。李世民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和王獻之有仇嗎？他們之間相距兩百年，怎麼可能會有仇！唐太宗對王羲之推崇倍致，稱其書法“盡善盡美”，而對王獻之進行打壓，以孝道為藉口打壓王獻之，證實他喜歡王羲之是有道理的。

在魏晉時期，父子書法家有很多。蔡邕，蔡文姬父女。鍾繇、鍾會父子。衛瓘、衛桓父子等。唐太宗為什麼專挑王獻之來說事呢？王獻之的書名，在南北朝時期，為天下人所重。時人只知有獻之，而不知有鍾繇、王羲之。這本來是書法風格的自然流行。偏偏唐太宗喜歡王羲之，做為九五至尊的皇帝，喜歡的卻是被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不如兒子的王羲之，這臉上擱不住啊。王獻之是不是不孝之子？王羲之去世時，王獻之才十八歲。按現在來說，剛高中畢業。進入成年人的行列。古代的成年稍稍早一點，十六歲。少年時期的王獻之聰明好學，少言寡語。在當時的世族中口碑很好。並無不良記錄。為什麼就背上了不孝的惡名呢？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晉書》中記錄了王獻之與謝安的一段對話。謝安問：“卿書何如右軍”？王獻之回答：“固當勝”。謝安說：“大家都不這麼認為”。獻之又答說：“世人怎麼知道”。就是前面的一句“固當勝”，就是王獻之不孝的證據。自稱勝父，便是不孝。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孝道乃是立國之本。百善孝為先。一個人忠與不忠，先看他是不是有孝行。不孝的人，絕對不會有忠誠之心。唐太宗為了他個人的喜好，打壓一個“不孝”的人，他的理由就冠冕堂皇，充滿了Su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