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知”“行”關係問題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一般來講，對這一問題的解答都與對哲學本質論的回答密切相關。朱熹主張“理在氣先”，把“理”作為萬物的本體，認為“理”是世界的本源，與之相應，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認識論，認為認識的本質在於把握事物裡面的“理”，不斷地“格”物，便會知“理”，於是也就把握事物的本質。而與“格物致知”論相應，朱熹對“知”與“行”的關係也有他的獨特看法，他的觀點是：第一，知與是不可分的，朱熹還比喻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第二，“論先後，知為先”，即知得才能行得，窮理才是致知。先要有對於理的認識，才可能按照理去踐行；第三，“論輕重，行為重”，即人在把握理，知曉聖人德性相對是比較容易的，而有了理，有了德性之後，道德踐履才是重點，如果只停留在知，而不去踐履，就沒有用，等於是無知，所以要人們應該努力去踐履道德。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實際上是在他的“心學”本體論基礎上提出的“知行觀”，他提出“致良知”的基本觀點，認為“良知”是先天地存在於個體中的，而“致”“良知”的過程是自覺的，也是自解的，在他看來，知行是一回事，不能一分為二，“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這是第一。第二，王陽明認為，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良知是人行為的指導，而只有依照良知的要求去行動才是真正的致"良知"的工夫。第三，王陽明一方面強調了致“良知”的自覺性，另一方面又重視致“良知”的功夫，兩者要統一，即“知行合一”，但是，他雖然解決了朱熹“知先行後”的知行分離的弊病，但卻抹去了朱熹知行說中的知識論成分，完全否定了認識、知識的客觀性，把一切都歸於個體的“心”，徹底的主觀主義。

王夫之是在他的“心論”的基礎上來論述知與行的關係的，他認為：“仁義者，心之實也，若天之有陰陽也。知覺運動，心之幾也，若陰陽之有變合也。”這即是說，“心”先天具有的仁義之性，“心之實”是主要的，而“心之幾”，即“心”具有的認知能力、能動的反映能力是次要的。根據這一基本觀點，王夫之認為，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後”的觀點和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都有缺陷，因為他們在知行的關係上“立一劃然之秩序”，而表現出“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托足焉”，其結果是“異尚而同歸”，而王夫之提出了“知行相資以為用”“並進而有功”的知行觀。

王夫之的觀點是比較深刻的，他認為：“誠明相資以為體，知行相資以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資以互用，則於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這是說，作為天道之“誠”與作為人的認識能力結果的“明”是相互資借，互用而為為體的，知與行相互作用以實現其功用的。誠與明、知與行的功能各不相同，而正因為有分別才有互相作用。他還說：“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很顯然，“知”雖以“行”為功，但“行”並不以“知”為功，這是在強調“行”具有第一位與目的論的意義，這實際上是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的一種超越，已經超出了純粹德性與德行的道德認知問題，在廣義認識論的範圍裡肯定了實踐的決定作用，有積極的意義。

先知後行，知行合一，先行後知。無所謂誰對誰錯，角度不同，看到的東西也不盡一樣，但實際上事物深層狀態下的那個最根本的東西是永恆不變的。這裡的“不變”指的是宇宙執行的固定條理，不由人的個人意志而轉移，即“萬物歸一”處的那個“一”。

先知後行，給俗世被名利慾望所牽制的凡夫提供了一個“近道”的入口，先明理，認識事物，不斷擴大認知範疇，從行為的引發根部進行自我塑造，進而引導行為舉止不做出格之為。

知行合一，為那些有志於聖道的人指出一條便捷的通道，雖說至簡至易，然而實際上落實起來卻是相當困難，這也從另一個層面淘汰掉了那些志不切的人。

先行後知，百姓日用而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漸行漸知，從切身感受上慢慢悟入，指導生活不脫節，不脫離天理，做事不違背天地良心，如此亦能不斷與聖境對接相印。

謝謝邀請！我是這樣理解的:先知後行，是對中下乘人，即根性劣的人而說的，要求懂得道理以後才真正去落實。這種人用心正，相輔相成，也漸次即經過次第也達到上乘根器。知行合一，是對上乘根器的人而說的，他已經破了無明，見到本性法身，次第即行布圓融在一起。是上乘的人的修行方法，也叫無功用道，直趣圓滿覺路。行先知後，這是指緣覺，辟支佛，遇到外面環境，他自然而然就明白道理，這種人應該是續願再來的，在社會上教化眾生，但引導諸眾隨根性以示漸次或圓融的修方法，相輔相成使眾趣向覺路。

這個無法理解，不是閱讀理解題目。

如果是朱熹，閱讀理解就好。

如果是王陽明，找個地方悟道。

學問的根本要落實到自身，這三種觀點，可對應三個階段，我們看自身修學處於什麼水平，再去選擇努力的方向。

一行先知後:行人尚不明白根本，所以需進行各方面的理參事為，雖然是盲目的笨功夫，但也有好處，一旦豁然，後面就容易了。這對應一部分不愛探究知識，但卻喜歡做事的人。

二知先行後:先見到根本，然後再事功一保任。員外認為很重要，沒有這一知，你行起來就會迷惑。我們看到大部分人都是有所喜好，不是執著於名，就是執著於利，在行上出不來，原因就是知不夠，沒見性。也有知到了，但一行又迷失了，這也不行。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守之功就是力行不怠，才能做到君子時中。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一善就是知，弗失就是行。學人試問自己做到這一步了嗎？

三知行合一:上面見性之後，又經過很長時間的行上的磨礪,周公坐以待旦就是這樣。有人講周公忙公務到天亮，那就太小看聖人了。實際聖人也是朝夕不替，所謂可離非道也。這樣，到最後，事無則永珍鹹空，同歸於寂;事來則一靈炯炯，寂寂又惺惺。一知即行，一行即知，終日無事於心，無心於事，知行合一也。

以上是員外一家之言，不當之處，敬請斧正。

這幾個人的知行觀其實不難理解，許多人只是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搞得諱莫如深。

先來說說朱熹，這個人的思想可以用四個字概括，“格物致知”，這個最早可以追溯到惠施，認為任何人只要能夠窮盡萬事萬物之原理，就能歸納和推理出天道，就可以成為聖人。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因為古聖推知天道，是透過天文觀測和地理觀察得出來的，而不是支離破碎地歸納萬物得出來的天道。因此朱熹所謂“先知後行”從方向上就沒搞對，把後人的思路都帶歪了。

後來陸九淵受朱熹誤導，搞得更離譜了，他認為古聖推知天道，不是靠讀書，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書的。也不是靠格物，因為人人都能格物，為什麼只有聖人才成為了聖人呢？陸九淵認為，聖人在沒有書也沒有知識的情況下就能知悉天道，那麼一定是他們的心智有特異功能。這就是異端邪說了。

再來說說王陽明，這個人其實很笨，他其實是學孟子學歪了。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人為什麼會失去良能和良知，從而變得不仁不義了呢？孟子認為，是人長大之後失去了赤子之心，失去了純樸的本性。但是，孟子並不認為小孩子就是聖人，更沒有說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聖人。王陽明因為受陸九淵的影響，直接把陸九淵的那一套移花接木的嫁接到了孟子的思想上。進而主張，存在一個先驗的心之本體，這個心的本體，不善不惡，凡是能覺悟這種心之本體的人，就是具有良能良知的人，就是聖人。其實，哪裡有什麼心之本體，全是王陽明憑空臆測的。後來，很多人都以為只要學習了王陽明心學，就是知行合一，就能成了聖人。以至於再粗鄙的人，只要學了王陽明，幹啥都理直氣壯，狂妄自大。

王船山才是真正的大儒、真正哲學家。王船山強調的是一種實踐哲學，他對朱熹和王陽明進行了否定，突出實踐的優先地位。他說，“行而後知有道”，而且認為客觀事物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不能認識是因為沒有“行”，沒有實踐。後來，毛澤東把這一思想總結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見毛澤東思想對王船山哲學有著傳承關係。王船山的思想非常可貴，結束了宋、明兩代文人錯誤的知行觀，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對後世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