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論證兩個世界的學說，柏拉圖提出了一系列的比喻，其中最為出名的應當 是洞喻、日喻、線喻。“洞喻”，就是關於洞穴的比喻；“日喻”，也就是太陽的 比喻。“線喻”，也就是關於線段的比喻。

柏拉圖曾經有三次西西里之行，他試圖把政治理想付諸現實，但都以失敗而告終。

第一次是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到達西西里島，在敘拉古宮廷會見僭主狄奧尼修一世，賓主交談並不投機；僭主信奉軍事實力，柏拉圖談論唯心論哲學，結果不歡而散。

第三次是公元前361年狄奧尼修二世再邀柏拉圖前往敘拉古，結果仍不順利，敗興而歸。據說柏拉圖在返國途中被人賣為奴隸，幸得熟人慷慨解囊，以二十明那替他贖身

柏拉圖曾經有三次西西里之行，他試圖把政治理想付諸現實，但都以失敗而告終。

第一次是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到達西西里島，在敘拉古宮廷會見僭主狄奧尼修一世，賓主交談並不投機；僭主信奉軍事實力，柏拉圖談論唯心論哲學，結果不歡而散。

第三次是公元前361年狄奧尼修二世再邀柏拉圖前往敘拉古，結果仍不順利，敗興而歸。據說柏拉圖在返國途中被人賣為奴隸，幸得熟人慷慨解囊，以二十明那替他贖身。

柏拉圖的三次敘拉古之行，是歷史上知識分子遭遇政治迷局中最具有啟示性的一幕。古希臘第一個被記載哲人泰勒斯，隨著他的智慧而流傳的，是他被公眾所嘲笑的瑣事。古希臘的民眾笑話這些專研學識的人們，“當能夠認識到天上的事物時，就再也看不見他腳面前的東西了”。這不過是對哲人在政治社會生活中貧乏無力狀態的小小說辭。其後的畢達格拉斯學派在克羅頓遭受烈焰焚城的血腥屠殺，究其原因，不過是此學派的學說延及至政治領域就會支援貴族政治而已。因此，當地的民主派一有權，他們便大難當頭。

古希臘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深陷政治泥潭，對這一繞不開避不過的領域可謂是又怕又愛，成為了一個米諾陶般的迷宮，卻著實找不到莉亞阿德妮的線團來作指引。老年的柏拉圖寫了《第七封信》來反思自己的三行敘拉古。對於知識分子群體而言，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內研究世界的“無限”和萬物的始基“一”。而政治生活則是“有限”的，並且是形形色色繁複雜亂的“多”，是各種各樣的形態組成的集合體。當知識分子遭遇到政治社會，當他們從理論的雲端下降到人類生活的洞穴，用固有的眼光觸及千姿百態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時，言辭之間還能道出幾分真正社會生活的真諦，那的確時值得商榷的。古老的智者們早就用他們的行為和書寫喻以大義，知識分子始終是以自我的知識場域為中介，來形塑和開拓自身所在的政治領域，大眾的困惑和擔心理所當然。如果知識分子先就勘探清楚政治境況，站定好了一個“政治正確”的立場，卻又要面臨從此出發就會狹隘他自身的知識場域的問題。這正是無法解開的知識分子面對政治社會的悖論。

知識分子與政治的糾纏一直蔓延，政治這塊神秘的領地，不知道為什麼會吸引那些註定會在這裡折戈的智識之士。在現代社會，各類專家學者紛紛發言慷而慨的今日。還有誰在相信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擔當還是否被承認？我們的確可以回憶一下上個世紀最為偉大的哲人海德格爾，當他可恥的支援納粹，擔任了海德堡大學校長後，在1954年和平年代又重返教職，便有同事當面質問：“君從敘拉古來？”看來對於敘拉古的誘惑，我們普羅大眾當然有理由對知識分子保持猶疑的眼光，而知識分子則的確需要去永恆的思索這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