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荒淫半生，卻沒有一個兒子可以承繼大統，這就為將來的皇位繼承留下一個隱患。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武宗死後，朝廷決定迎血緣較為親近的興獻王朱厚熜援引“兄終弟及”的例子繼位。所以武宗逝世之前，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正德帝起草遺詔，大意為要求朱厚熜登基稱帝，這個遺詔中最關鍵的語彙在於 “嗣皇帝位”。沒想到這句話就為朱厚熜為自己爭取權益買下了伏筆，成為朱厚熜與朝臣第一輪交手的“武器”。

嘉靖皇帝

朱厚熜隨朝廷代表團來到京城外，朝廷通知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城，居文華殿，然後擇日舉行登基大典。朱少年厚熜不願受人擺佈，希望透過自己的爭取顯示繼位的“正統性”，於是他就以“嗣皇帝位”為依據稱：“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堅持按皇帝禮議從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雙方陷入了僵持。立君之事不宜久拖，最終太后與楊廷和等朝臣做出妥協，按朱厚熜的意思進行儀式。朱厚熜為顯示自己的“天命神授”，拒絕了內閣擬定的年號，自取“嘉靖”為號。

首輔楊廷和

嘉靖即位後，四月就下令群臣議定正德帝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恭王劉康（漢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趙允讓（宋英宗生父）先例，認為嘉靖帝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這一變化對嘉靖帝而言，相當於背棄親生父親，皇帝與文臣集團又一次陷入僵持。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援嘉靖帝，認為嘉靖帝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這引得嘉靖帝的讚賞，後來嘉靖帝更是以退位為要挾堅持以太后禮迎奉母親。當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禮迎母親入宮。張璁雖然人微言輕，但是自此博得了皇帝欣賞。

張璁祖祠

後來以此一系列糾紛為中心的“禮議”問題事態愈發嚴重，其高潮是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詔諭禮部，十四日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群臣譁然，兩百餘位朝廷大臣在左順門跪請嘉靖帝改變旨意。世宗震怒，令錦衣衛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朝臣更為激動不肯罷休，朱厚熜再下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不久又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至此，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朱厚熜獲勝告終，大禮議事件基本結束。

參考資料：

孟森：《明史講義》

叔人：《明武宗明世宗逸聞談》

張顯清：《明嘉靖“大禮議”的起因、性質和後果》

題主能提出這個問題，說明已經在試圖探索權力的本質。

明朝大禮議之爭，為何朝臣要反對嘉靖的做法，這對朝臣的利益有什麼影響？

答案是：屁的影響都沒有，這不過是文官集團對於皇權的試探而已。

大家看過《海上牧雲記》沒有？在海上牧雲記裡有這麼一齣戲，講的是牧雲笙用秘術引誘大臣講出了他們是如何忽悠當朝皇帝刺傷銀容妃的。我給大家截圖如下，大家可以看看。

說白了，在士大夫眼中，在嘉靖皇帝一朝的當朝首輔楊廷和眼中，你朱厚熜算啥玩意？沒有我楊廷和力主讓你繼承武宗大統，你能當上皇帝？你不服我！

所以，大禮議就是在試探嘉靖皇帝，大臣能進一步，那皇帝就需要退一步。但是如果皇帝能穩住，不被大臣的三板斧嚇住，那自然就能保持皇權的強大。

所以，大禮議不涉及到當下的現實利益。它不過是如同海上牧雲記中所講的那樣：什麼皇權統馭，上下尊卑，那都是互相試探而來的。大禮議，就是試探的手段而已。

明朝是皇權高度集中的時代，權力集中了，皇帝有些做法讓大臣覺得是瞎胡鬧，比如武宗的有些做法，不管武宗做的對不對，大臣看不慣是一定的，

這個時候，武宗死了，一個小皇帝嘉靖來了，大臣覺得給這個小皇帝一個下馬威，小皇帝嘉靖一看，你們欺負我年紀小，我也不那麼好惹的

這不就鬧起來了嗎

明朝大臣們在“大禮議”之爭中的表現，其實是很奇怪的。

很多學者都評價說，“大禮議”之爭，其實不只是禮教的爭執，更主要的是政治鬥爭。是正德皇帝的舊臣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與嘉靖皇帝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

不過，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誰都知道，只有巴結皇帝，做的事情合皇帝的胃口，官位才能得到升遷。和皇帝對著幹，只會被皇帝打壓。

（大禮議中的大臣）

既然如此，明朝大臣們那些“大禮議”之爭，和皇帝對著幹，怎麼還說他們這是在爭奪權力呢？有和皇帝爭奪權力的嗎？

不錯，之前由於正德皇帝不理朝政，權力基本上都在大臣們手裡。尤其是首輔楊廷和掌控著權力。順從楊廷和，也就能夠獲得權力。但是，在嘉靖皇帝第三年的時候，那時候正德皇帝早已去世，楊廷和也被嘉慶皇帝攆回了老家，讓他退休致仕。這時候，嘉靖皇帝已經完全掌控了權力，為什麼在那時候，嘉靖皇帝想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的時候，朝廷中還有兩百多人集體跪在左順門前哭諫呢？以至於後來，當錦衣衛抓了為首的八個人，其他人不但不走，反而衝到門前，擂門痛哭。最後，嘉靖皇帝使出殺手，把五品上下的官員134人抓起來當堂杖責，四品以上的官員86人罰俸停職，這場風波才平息下來。

這麼多人被杖責，被處罰，他們得罪了皇帝，將來他們還可能升官嗎？升不了官，還能掌控什麼權力？

反過來，如果這些官員像張璁等人一樣，附和嘉靖皇帝的意見，那麼，他們就會快速升官。比如張璁，原本只是南京刑部主事，迅速就被嘉靖皇帝提拔為翰林學士，得到了快速的升遷。後來還三次擔任首輔，可見獲得了嘉靖皇帝多麼大的青睞。

有人可能會說，張璁這種大臣，會受到大家的鄙視，會為大家所不恥的。

（張璁劇照）

實際上，並非如此。當嘉靖皇帝和楊廷和等大臣爭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張璁提出：“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

張璁這個提議，雖然是在附議嘉靖皇帝，但是，不但沒有被人所鄙視，反而獲得了不少人的讚揚。比如元老重臣王陽明就對張璁的附議“心喜其說”。另一個德高望重的重臣楊一清也評價張璁的奏議說：“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清朝重臣梁章鉅也評論說，張璁此論“出所真見，非以阿世”。

所以說，就算是巴結皇帝，也並不就會被人評價為阿諛奉承。有時候，只要你的提議得當，既堅持了原則，又找到了化解矛盾的辦法，依然是可行的。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認為在“大禮議”爭鬥中，反對嘉靖皇帝是政治鬥爭，是為了手中的權力，實際上是沒有道理的。

（嘉靖劇照）

既然並不是為了權力，那麼，以楊廷和為首的那些人，他們究竟為了什麼，一定要和嘉靖皇帝爭執呢？

我覺得，他們這樣做，還是為了理想信念。

古代官員的理想信念，和西方人不同，和我們當下人也不同。西方人是一種宗教信仰，我們當下人信奉的是未來的大同。但是古代官員不是這樣的。古人是祖宗崇拜，他們信仰的是堯舜盛世，是祖先留下來的規矩。具體到這次“大禮議”，大臣們認為，嘉靖皇帝應該按照漢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規矩來做，這些祖先傳下來的規矩，才是有道理的，不能新搞一套。

而我們把明朝大臣們這種對理想信念的堅守，說成是他們為了爭奪權力，顯然不是一種正確理解。

當然了，雖說這些明朝大臣在堅守理想信念，但是，這種堅守，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迂腐的。因為他們這樣做，對國家富強，對黎民百姓的安康，並沒有什麼幫助。反而是張璁，後來在當首輔以後，積極推進改革，革除明朝前期以來存在的各種積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為後來張居正實施改革，鋪平了道路。

所以說，比較而言，張璁這樣的大臣，才真正算得上是於國於民有用的人才。

（參考資料：《明史》《國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