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磁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午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入在產鹽地區吶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形成了鹽、典、茶、木四大行業。除比，還有布匹、絲綢、糧油、陶瓷、漆器、藥材、徽菜，以及山雜南北貨、京片百貨等多種多樣行業．對徽商來說，只要有利可圖；無業不就。徽商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大體有這樣五種：一是走販（長途販運）二是團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三是開張(廣設店肆，開展競爭)，四是質劑(經營典當，權子母錢)，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鮮)。也有前店後坊或設廠兼營直接生產的．如鄭天鎮、朱雲治在福建開採鐵礦、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織廠、汪長兮在房村製造麴櫱，都是一面生產，一面販賣，合工商業於一身。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官僚家屬不禁止，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託鉅款，代為營運．分得潤餘。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奸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鉅款。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年之間，不僅使過去商人虧欠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儘管曹振鏞這樣說，旦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佔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辦辱好，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奕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象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中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晶，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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